走进抗战故事中的老川大
来源：四川大学微信公众号   2016-08-23 16:54:21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国立四川大学的发展受到不可避免的破坏，一度被迫迁到峨眉山。虽然，跑警报也成为学校师生的必修课，但是与国内其他高校相比，处于大后方的四川大学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坚持发展，因而被当时的教育部称为“全国独善的最高学府”和“西南培养人才的总枢纽”。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布什1985年莅临四川大学，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四川大学确实起了保持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作用。”

战时教育

张颐上任不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按照黄季陆的说法，四川大学成为“后方惟一有充实设备而未受战争损害的大学”。经济学家赵人儁说：“差幸在川大，此项报章杂志力为搜集，参阅便利。他处则并重要刊物亦不易见。此吾人对于今日之川大深为欣感者也”。抗战期间，一位美国学者裴飞参观了农、理两院的设备后，兴奋地说：“我以为中国的大学都是一间间的大教室，想不到僻处成都的川大有这样完备的设备”。立足民族复兴最重要根据地的四川，四川大学自觉担当了在国难期间延续中华民族文化命脉于一线的使命。

张颐就职后，特别重视教师的学识修养。由于沦陷区教职员纷纷撤退，云集川内，张颐优礼聘请名师。四川大学一时名流学者荟萃，蔚为大观。其中，包括哲学家朱光潜、天文学家李珩、农学家王善佺和董时进、文学家饶孟侃等人。任鸿隽离开了学校，对学校依然颇为关爱。四川大学获得了中基会资助的7个讲座教授席位，有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冯汉骥、原北京大学教授吴大猷、原南开大学教授张洪沅、原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原清华大学教授赵人儁、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徐中舒、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黄建中等。当时，在中文系读书的王利器说：“日寇入侵华北，平津名教授多来川大任教。同学们私下里认为，这是四川的北京大学”。

由于国土沦陷造成大量学生失学，四川大学成为他们的首选。1937年夏季，学校录取新生270人后，教育部命令再次招生137人。1938年6月，学校先后收借读学生488人。对于大批涌入的借读生，张颐表示，对“因母校不能开学，来到这里借读的学生”，“我们更当一面表示同情，一面表示欢迎。因本校既属国立，合全国为一家，应无主客之分”。由于借读生大大超过本校学生，学生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38年，川大在校学生共1318人，其中四川学生912人。

战时科研

如同“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抗战的爆发为四川大学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使这一时期的科研带上了浓厚的战时色彩。后方建设的需要也使四川大学更为重视与社会的联系，特别是在农业知识的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938年，四川大学组织成立了“川军抗战史料搜集整理委员会”，并函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联合调查四川文物。学校对四川的石器时代遗址、汉晋墓葬、古代建筑、壁画、石刻、造像等进行了全面普查。这是国内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学校成立了应用化学研究处，研究包括《利用川省资源提制代替汽油或汽油之研究》、《川省盐产之利用与溴碘之提取》、《钝碱制造之改进》、《四川天然硫磺之调查与提炼》、《利用川煤提取煤膏苯甲苯等物之研究》、《测量彭山芒硝之产量与藏量》等战时所急需的课题。

最强的农学

在抗战期间，四川大学的农学所受影响最小，长期在九眼桥和望江楼一地办学，也没有迁到峨眉山。1938年夏，农学院受四川省教育厅委托，办理了四川省立高级农科职业学校，为四川省农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同年，农学院开设了农民学校。在四川省建设厅的建议下，农学院学生分赴各县推广农学院教授杨开渠研究的再生稻。在学生出发前，农学院院长曾省除了要求学生注意采集农民的经验，“留作研究改良的借镜”外，还特意提醒“对乡人应持和蔼态度，举动应该慎重，服装勿事华丽。乡民有问必答，勿惮繁琐。如此定能给乡民以良好印象，而结果亦必佳”。他还说：“本院同仁对于后方生产的农垦事业，向甚关心，总希望在危急存亡之秋，打通一条血路”。1937年，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董时进接任农学院院长。1943年，李约瑟在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后认为，农学是四川大学“最强的学科”，成都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农业中心”。

杨允奎是我国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开拓者之一。1944年，玉米专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曾经专门拜访他。在四川大学期间，他有计划地开展了小麦、玉米、豌豆的遗传育种研究，先后培育了秋玉米综合杂交种川大201、小麦新品种川大101、豌豆新品种川大红花豌和川大无须豌，使农学院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农学基地。

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文学院学生康乃尔、王玉琳在学校发起声援华北抗战大会，成立了以进步学生为主体的全校性群众救亡组织——四川大学学生抗战后援会。此后，成都各校学生抗战后援会也相继成立。

四川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成立后，主要负责少城公园、中山公园、提督街、西御街、东御街、祠堂街、外东九眼桥和望江楼、南较场、文庙西街等处的宣传，上街演说、演唱、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抗日将士募捐。他们还组织了两个宣传队，印制了传单、口号、漫画和国难地图等，前往温江、陴县、新都、新繁、德阳等地，在广大农村传播了抗日救亡的火种。于北辰是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后来担任了内蒙古大学校长、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党委书记。

1937年秋，为了欢送川军出川抗战，四川大学全体学生仅用六天时间，缝制棉衣1075件赠送川军，同时收集旧衣服数百件赠送战区难民。另外，他们赠送毛巾1200条和锦旗十六面，上面写着“为民族解放而抗战”、“保卫中华，争取我们的生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口号。

1937年冬，国民政府征集数万民工扩建凤凰山军用机场，四川大学和成都各大中学抗敌后援会组织师生前往慰问民工。在目睹民工住所简陋的条件后，他们用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购买了三万斤稻草，捐赠给民工垫铺御寒，并组织学生代表前往省政府要求政府改善待遇。徐特立的女婿、黄宪章教授因此以“煽动宣传”、“破坏国防重要工程”等罪名被逮捕。由张澜之子张晓岩领衔的四川大学学生展开营救活动，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当局不得不释放黄宪章，进一步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抗日热情。

在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开展活动的同时，1938年，以四川大学学生为主的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成立，四川大学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为第一团，四川大学理学院和农学院学生为第二团，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齐鲁大学学生为第三团，光华大学学生为第四团。他们利用少量经费和大家捐款，制作旗帜，在星期日走上街头讲演，教唱革命救亡歌曲，出演街头剧。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各种救亡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由四川大学师生创办和协办的有《文艺月刊》、《前进》、《活路》、《成都新闻》、《大声》、《大生》、《救亡、》《星芒》、《金箭》等，都是进步学生们以笔杆作刀枪的有利战场。许多热血青年还积极报名参加青年军和远征军。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大学有133人，华西协合大学有47人，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齐鲁大学等学校共有138人。

1944年11月，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考古部学习的成恩元，在贵州文水老家的母亲和哥哥在八天内相继病饿而死。他悲痛欲绝，自书“仇必报，必报仇，为了家、国、民族”，弃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杀敌的青年军，担任青年军随军记者。他后来长期在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博物馆和历史系工作。

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四川大学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在学校，经常活动的党员多达120余人，四川大学建立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最大的基层大组织之一，先后向革命圣地延安输送了大批骨干。一部分学生党员，如后来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韩天石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总队长，他和后来任四川大学校长的康乃尔被推上党的重要工作岗位。四川大学党总支副书记、理学院学生邓照明后来被选为白区党组织的代表，到延安光荣地出席了党的“七大”。

南迁峨眉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迁到陪都重庆后，日寇飞机接连轰炸重庆、成都。当年，日军两次轰炸成都，共出动飞机35架次，投炸弹199枚。1939年4月，当时的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呈准教育部，决定将校本部和文、理、法三个学院迁至峨眉，农学院以及理学院的应用化学研究处、测候所、植物园继续留在成都。

6月初，学校雇用了1500部板车将图书和仪器等从水陆两路开始运送。在搬迁过程中，运输的木船在岷江中遭遇狂风被打翻，仪器、箱子沉入江中，桌椅、板凳满江漂流。运送图书和档案的板车在山道上被抢劫，一些教员的衣物也丢失了。

1941年7月27日的成都大轰炸证明了学校南迁的正确性。这天，皇城校本部和南校场的理学院、法学院中弹着火。至公堂、明远楼一带的办公区和教学区，留青院和菊园一带的宿舍区，以及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共127间房屋变成废墟。据目击者回忆，“从国立四川大学缀有‘为国求贤’匾额的正方进去，但见一片残垣破瓦，竹林还在冒烟，血迹斑斑，触目惊心”。所幸的是，四川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已经来到峨眉山上，几无人员伤亡。

在1939年新学期开学前，学校的搬迁基本完毕。搬迁后的文、法两院设在伏虎寺，理学院设在保宁寺和万行庄，新生院设在鞠槽的将军府，校本部和教职员宿舍安排在报国寺、红珠山等处。在峨眉开学后，《四川大学校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映了刚到峨眉的师生们的心情：“‘峨眉天下秀’，我们是多么幸运的来到这个‘天下秀’的所在，朝夕领略这美丽的景物哟！虽然如此，我们却永远不会忘记，是谁逼我们到这边野的角落里来。因为这，中国优秀的青年们，衷心蕴藏着无限的悲恨、愤怒之火，燃烧着我们整个的心灵，于是，他们把它发泻到学术研究上去。整日里图书馆中，便挤满了他们的足迹，为着抗战建国的需要，埋下了整个的心灵。”

莫嫌破屋一间小

由于当时物资严重缺乏，缺医少药，师生生活十分清苦。特别是老年教师常年登山上课，十分艰难。入秋之后，山中淫雨久下不止，体弱多病者更是苦不堪言。虽然办学不易，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南迁峨眉之后，学校教职员子弟无小学可入，乡间适龄儿童也无读书识字机会，教育系主任张敷荣主动创办报国小学，将其作为教育系学生实习园地。1940年春，报国小学开始上课，后成为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体育活动似乎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但是，学生必须参加晨操，无故缺席者即予以警告，警告达三次即作一小时，三个小时即记一次大过。如果体育课不及格，学生不得毕业。因山中没有大面积平地，除理学院操场较大之外，文、法两院在伏虎寺下开辟一个小体育场，新生院在河边开辟了可容纳四五百人的运动场。学校在伏虎寺下将就山涧石桥修建了游泳池，组织开展爬山和越野赛跑等活动。学校请专门教员教授武术，还请峨眉山武艺高强的僧人指导，参加武术练习者达160余人。1941年4月，四川大学第4届运动会在伏虎寺举行，这在峨眉山是空前盛举。

1941年5月，学校还组织师生和家属参加在伏虎寺举行的展览会。陈列艺术品3000多件，琳琅满目，观者称快。师生和家属自行组织平剧社、望峨剧社、歌咏戏剧队等，演出川剧、川戏和话剧。

近四年的峨眉岁月是痛苦的，更是幸运的。著名新月派代表人物、外文系教授饶孟侃在给同事朱寄尧的《题画》诗中说：“幸有梅花三两株，幽香尽日满庭除。莫嫌破屋一间小，如此风光十里无。”四川大学师生在困境中培养出一种乐观豁达的精神，他们在意志的历练中更加成熟。

国立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始于迁峨之前，但是却发展于此。理科研究所1938年成立，两年内发展到专任指导教授4人，研究生17人。最早，理学研究所设化学部，分无机组、有机组、理论组和药学组，研究项目与军事工业、医药有关。其中，应用化学研究处的研究方向是化工学术及辅助工业的发展。主要受工矿生产单位和有关政府管理机构的委托，进行专题研究或者器材化验。文科研究所成立于1940年，分史学、中国文学、语言文字学三组，研究生10余人。1941年11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学校设文科研究所和理科研究所作为研究生教育机构，向楚和张洪沅担任所长。

两千万先生富翁

王利器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一生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总字数超过二千万，故称为“两千万富翁”。王利器就读江津中学时，适逢吴芳吉当校长。吴芳吉是个非常勤学的人，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求全体学生同时起床自习。王利器进入重庆大学高中部，向宗鲁讲清儒，何鲁讲几何，因而受益良多。王利器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后，游艺于众多名师之间，如鱼得水。大学三年级时，重庆大学文科并入川大，向宗鲁与王利器在成都师徒相逢。迁校峨眉后，在向宗鲁指导下，王利器撰写了100万字的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实际上是一本专著。经学校推荐，王利器获得了当年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竞赛中国文学组的第一名。在之前的1940年教育部举行的全国大学毕业生论文竞赛，国立四川大学获奖者达31名，居全国第二。毕业后，王利器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后来，他返校任教，再入北京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两本书代表一生

在四川大学1941届毕业生中，除了王利器之外，还有一位经济学大师，他就是经济学家蒋学模。抗日战争开始后，辗转入川的蒋学模进入四川大学并随校来到峨眉山。1941年，他毕业于法学院经济学系。1939年，他在四川大学图书馆里读到了英文版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产生了将其翻译给中国读者的冲动。抗战胜利后，他随复旦大学复员上海时，因交通原因滞留重庆的途中开始翻译《基度山恩仇记》。1947年，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著。1978年，《基度山恩仇记》更名为《基度山伯爵》，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

但是，蒋学模的本职却是经济学研究和教学，1949年起历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他一生撰著述近千万字，最著名的是《政治经济学教材》和《基度山恩仇记》首译中文版。前一本书发行1800万册，是同类出版物发行量最多的。蒋学模自己也说，“这两本书可以代表我的一生”。

同年毕业两院士

1941年毕业的不仅有王利器和蒋学模两位人文大师，还有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化学家陈荣悌和物理学家李荫远。这是四川大学历史上第一次同年毕业生中有两个院士。陈荣悌是四川垫江人，是化学系培养的第一个院士。1952年，他获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博士学位。在热力学和热化学、动力学及反应机理、结构和配位理论、络合物催化理论和应用等方面，他都有突出的成就。1980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化学学部学部委员。物理学家李荫远是成都人，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51年获美国伊利诺州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固体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

群贤毕至

在抗战时期，四川大学英才辈出，得益于许多著名教授学者云集四川，受聘到校任教。除了前面提及之外，还有数学家李国平院士，创建了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植物标本馆的植物学家钱崇澍院士，“两弹”元勋、核物理学家张文裕院士，中国科技情报所第一任所长、化学家袁翰青院士，遗传育种学家鲍文奎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数学家、物理学家吴大猷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家童第周院士，园林及花卉专家陈俊愉院士，以及数学家吴大任教授、经济学家胡寄窗教授、经济学家陶大镛教授、古典文学家肖涤非教授、教育家张敷荣教授等。

陶大镛对社会主义思想史、现代资本主义和欧洲经济有突出研究成果。在校期间，他与彭迪先、李相符三位“红色教授”连同已经不在学校的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曾经被反动派伪造所谓署名“发行人张烂，主编狸像狐、盆地陷、逃达蓉”的壁报，诬蔑他们出卖祖国。最后，在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时任校长黄季陆和教务长叶石荪给肇事者以解聘、开除等严厉的处理。李相符后来是国家林垦部副部长、北京林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黄季陆的万人大学

黄季陆是四川叙永人。早在儿童时期，他就心怀天下。保路运动时，年仅12岁的黄季陆发起组织童子保路同志会，手指血书：“破约保路，与民同休”。钟士秀曾经写诗称赞他：“髻龄志趣更精神，名册标题血有痕。死生争竞谁能让，铁血心肠铁汉身。”黄季陆先后留学日本庆应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政治学。1927年，他曾任国立成都大学教授。1943年，黄季陆身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受命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

一到学校，黄季陆就呼吁四川大学要“在建国的大业中竭尽其国立大学应尽的任务”，提出在三、五年内把四川大学办成“万人大学”的目标。1943年，他把四川大学迁回成都，回到当年任鸿隽确定并已经开始建设的望江楼畔。从成都到峨眉，再从峨眉到成都，迁校工作总是十分艰苦。主要搬迁工作基本上在2月12日至3月12日一个月内完成。当时校刊这样报导迁校途中的情景：“一时嘉蓉道上，飙轮竞驰，青衣江头，舳舫相接，渐见峨山山城冷落，寺门荒凉，弦歌歇处”。

返蓉后，破败的皇城已经无法成为办学之地。从1905年四川师范学堂和四川法政学堂，1906年四川农政学堂，1908年四川工业学堂，1918年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31年国立四川大学，到1943年从峨眉山返回，四川大学及前身各校前后在皇城办学近40年。1943年迁校回蓉时，农学院成为校本部，也就是今天的望江校区。但是，学校已经竣工的是任鸿隽校长奠基的几栋建筑物，包括数理馆、化学馆、图书馆等，农学院暂移至南城小学，师范学院借用军管区房屋，新生院安置在南较场原理学院旧址。

1943年3月18日，学校开始在新校区正式行课。与此同时，在校内大兴土木。经过黄季陆的建设，从九眼桥到三瓦窑，“新校址濒锦江南岸，负郭面流，土地平旷。校舍建筑样式，采用中西合璧，质料坚实，巍峨雄壮。锦江绕流于前，帆樯往来，沙鸥明灭。四周农田菜圃，花木成林。江畔垂柳，倒影水中，江天为之生色。望江楼在其附近，为蓉首胜之区，青年学子，作息其间，对于身心上之进益，诚非浅鲜。”

由于峨眉山的条件远非望江楼畔所能比，当年迁校峨眉对生源影响最大。回到成都后的学校第一次招生，报考的人就十分踊跃。光是招收的一年级新生就有1031人，加上转学生，一共招收了1706人，比原来全校学生还多了近四百人。迁校回蓉后，学校仅半年时间，就聘请了五、六十位专任教授，各个学院的各系增聘了专任教授一至四人，包括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学者如彭迪先、黄宪章、陶大镛等。

对教授的聘任，学校实行联聘制和终身制两种，鼓励教授在本校连续任教。凡被本校连聘两年，本期又续聘的教授、副教授，均再续聘两年；凡在本校任教10年以上的教授，便为终身教授。在培养师资力量、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方面，学校定期对教员进行业务审定，把升等晋级的工作经常化。学校成立升等晋级审议委员会，由院长和年资高的教授组成。

在科研方面，不少教师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如萧公权的英文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李梦雄的《世界文学史年表》，刘盛亚改编的《钟楼怪人》，余群宗的《中国地法论》，李景清的《统计学大纲》，方文培的《峨眉植物图志》，陈杰的《黎曼氏函数》，何君超的《有机化学》，朱剑农的《土地经济学原理》等。1946年校庆时，农学院师生在学校农场培育了15个优良稻种作为献礼，包括川大洋尖、川大白脚粘、川大白节子、川大长须谷、川大红嘴燕、川大大盖花、川大野大红、川大轧十石、川大银糯、川大岩糯、川大抗州糯和川大早糯等，在四川地区很有推广价值。

学校十分注意提高学生外语水平。据1947年《新新新闻》的报导，四川大学一年级基本英文课素称严格，每年结束考试不及格者，大有人在。由于学校留学国外者多，并且聘有外籍教师，所以要求学生有较高的外语能力。爱好英语的同学发起组织英语茶会，每周一、五举行，由美籍教授孔保罗等参加指导。

为了满足公教人员渴求知识的需要，四川大学于1944年2月创办夜校。校址设在南较场，即原来理学院所在地。修业期五年，期满合格，授予学士学位。设立中文、法律、商学、教育、英文、新闻等单科。夜校学生不少是科长、股长、秘书、校长、经理，也有官衔到少将的军人，年龄从二十多到四十多岁不等。这是当时全国推行夜间成人教育之始。

最完备之实习工厂

在黄季陆正式受命以前，川大毕业同学会成都分会在报纸上建议：“增厚学术风气，添设工商学院，迁返移峨各院系。”黄季陆接长四川大学之初，明确指出：“要增设实科学习，培植西南建设人才”他说：“建校时期，重点在立规模；治校时期，重点在立制度；宏扬学术时期，重点在充实内容”。

1944年，航空工程系、土木利工程系开始招生。学校特聘航空研究院专家，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中兴大学校长的林致平院士任航空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水工试验室专家张久龄任土木水利工程系教授兼主任。两个系的微分方程、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等课均由两位系主任亲自讲授，发动机专家饶国璋、水利局总工程师李镇南等亲自为同学们上课。为了教学实习的便利，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向学校捐助了各式大小飞机20多架和工具500余件，学校成立了中国高校第一家航空馆。其中，有参加了武汉空战的战斗机，也有夜间拦截战斗驱逐机美制P-61即黑寡妇战斗机。目前世界上仅存两架黑寡妇战斗机之一保存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是50年代院系调整从四川大学调往北京的。

当时，学校有各式各样的发动机四十余部。中央水利委员会与学校合办水工试验室，有些实验还借用航空研究院的设备。1945年，学校增设机械电机系，由都江电厂厂长童舒培任系主任。山西铭贤工学院迁校复员，赠送学校一大批电机和机械，加上在重庆购买的若干机器，机械实习工厂也成立了。

1945年经教育部批准，理学院扩建为理工学院，由郑愈教授任院长。1947年，理学院和工学院分设，新任工学院院长是毕业于法国国立航空工程大学，创办和主持过中央滑翔机械厂的李寿同教授。1948年夏，土木水利工程系主任、原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林启庸教授任工学院院长。

1947年3月，成都兵工厂移交给四川大学。工学院搬到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木工厂、翻砂厂、锻铸厂、金工厂。据报纸报导：“此种机器之设备，国内工学院尚不能望其项背。”四川大学工学院“获得中国各种大学工院中最完备之实习工厂”。工学院的实习工厂，不仅满足了学生实习需要，还生产了当时较先进的油印机、碾米机、排水机等产品。

1948年，工学院新建化学工程系，化工专家、南洋橡胶事业开创者何玉昆教授任系主任。1949年，机械电机工程系分为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由此，工学院设五个系，航空工程、土木水利工程两系已有毕业生。全院在校学生超过700人，使四川大学工学院在国内大学中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