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西南交通大学
来源：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微信公众号   2016-08-24 17:10:23

卢沟桥事变，学校濒临绝境

1937年的夏天，七月流火，在北平老辈人的记忆中，是那样的炎热难耐，仿佛预示着将发生些什么。7月7日晚上，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这次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神圣的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日本的侵华战争，给我国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我校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第二次浩劫。

卢沟桥事变时，我校事前毫无准备。7月17日，日军占领我校。当时学校正值暑假。除一部分学生外出实习外，大部分学生回家度假，教职工也多外出，留校师生很少，学校几十年艰苦创业积累起来的仪器、设备、文书、档案等都落入敌手。教职工的财物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用品都被掠夺一空。只有270000多册图书，由坚持留在唐山的图书馆主任江秀炳先生等人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运到河北保定莲池图书馆保存。其中包括珍本《禹贡锥指》，系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的图书。还有被誉为“大清（或康熙）百科全书”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巨型类书，全书共6编1088卷，16000多万字。此书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8年），由慈禧与光绪“钦准”、“御赐”我校，这些都是我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日军曾多次企图掠走，江秀炳等人与敌人斗智斗勇，使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学校为日寇占领后，师生无校可归，形同星散。院长孙鸿哲，积劳成疾，忧思国事，在卢沟桥事变前几个月住院，并向教育部提出辞呈。10月，孙院长病逝，教育部没有委任新的院长。这样，学校就处于群龙无首，没有领导的涣散状态。

卢沟桥事变前，教育部为了推行战时教育体制，经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将全国大学划归教育部统管。但改变隶属关系的训令还未到达学校，我校业已沦陷敌手。我校原属铁道部管辖，但在国民政府官僚体制下，办事拖沓，迟迟不作交接。这样，铁道部根据新的管理体制对我校撒手不管，而教育部以尚未接手为由，不闻不问。直至1937年8月12日，教育部才从铁道部手中接过管辖权。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交通大学沪校的指示是仍在原址开学，而对我校仍然不闻不问，经费也不予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校舍被占，校长逝世，上级领导机关弃之不管，学校濒临绝境。这是自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学校后又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团结一致谋复校

濒临绝境的唐院向何处去，这是关系学校生死存亡的抉择。广大的校友与师生，把战火化为怒火，激发起空前的爱国、爱校的热情，团结一致，自力更生，争取复校，延续唐院基业。大家表示，只要中国还有不被日寇侵占的国土，我们就要弦歌不辍，焚膏继晷。

卢沟桥事变后，家居上海的李斐英、顾宜孙、许元启等教授和学生代表戴根法等，一面敦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当时上海、唐山、北平3校均属交通大学管辖），设法解决唐院复校问题，一面与各地校友联系，寻觅复校地址。8月13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黎校长已感到迁校的迫切，曾请南昌市市长龚学遂代找房屋，以便唐、沪、平3校分别或一并前往。同时他还致函在南昌的我校黄寿恒教授请他前往南昌察看有无房舍可供迁校之用。黄教授经调查后，函告黎校长，南昌市有房屋，可容纳三校学生。建议选定南昌作为临时校址。

黎校长得信后，与沪校有关人士商议，大家认为抗日战争形势险峻，南昌安全堪虑，决定暂不迁校。后沪校迁入租界上课，但唐院校址问题仍未能解决。

10月初，李斐英、顾宜孙教授与校友许照寰、关鸿照、郭守贤，孙立已以及学生代表戴根法等研究，决定成立唐山交大上海、南昌两个办事处，并确定了负责人员，筹备在南昌复课。会后，许元启赴九江，会同黄寿恒教授赴南昌与校友李中襄商议，筹备在南昌成立办事处，以便分散在各地的学生登记。在此之前，黄寿恒教授听说拟在南昌复课，已经给浙赣、湘黔、湘桂各铁路局的校友去信。通报学校准备在南昌复课的想法；同时商洽借用仪器、设备等事宜。11月3日，黄寿恒、许元启、李中襄会同时任湘黔铁路局局长的校友侯家源，具体商议在南昌复课事情。

会后，由校友代表电呈教育部、铁道部，恳请拨予经费，明令在赣复课，并聘任新的院长主持校政。但教育部、铁道部仍然不闻不问，师生和校友心急如焚，提出不必等待教育部的指示，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在南昌复课，以免荒废学业，复课后再去争取教育部的承认。为了复课，首先要解决院长的问题。黄寿恒、许元启与各地师生，校友联络商讨，拥戴德高望重的校友茅以升为院长。用这种民选的形式推选院长，不仅在唐院历史上，而且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当茅院长得知母校推选他为院长时，没有推辞，临危受命，慷概赴任。他的全家都鼎力支持。茅夫人说：“唐校是你的母校，现在困难中，你当然应该出力把学校恢复，况且桥工处 目前处于停顿状况，尚可兼顾。”这是茅以升第三次任我校校长，时间长达4年又3个月（1938年2月至1942年4月）。为了不使?1937年度招生工作中断，在复校工作尚未得到教育部承认的情况下，在天津、上海等地报纸上刊登的招生广告，是以茅以升的名字招生的，标题是：“茅以升招生启事。”以这种方式招生在国内外的教育史上也属罕见。虽然时处战乱时期，但当年仍然招了77名新生。

复校湘潭、杨家滩

1938年8月13日，日本发动对上海进攻，上海守军奋起抵抗。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南昌震动。11月下旬，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校友在与湘黔铁路局局长侯家源校友商议后，致函南昌办事处黄寿恒教授：鉴于战争形势发展，建议即在湖南湘潭（湘黔铁路局驻地）复校，以免耽误学生课业，并表示全力支持母校复校工作。杜镇远校友的建议得到了黄寿恒等教授的赞同，决定12月15日在湘潭复课。唐山交大南昌办事处在武汉、南昌等地通过报纸与电台传播我校在湘潭复校消息。师生们喜出望外，通过各种途径，克服重重困难赶至湘潭。

众志成城。12月15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在湘潭举行了开学典礼。由于茅以升院长尚未到职视事，由湘黔铁路局副局长裴益祥校友自任临时院长，主持了开学典礼。师生们激动万分，“唐院精神万岁”的口号声传遍了湘潭的校舍。学生们打出大幅标语：“前辈之爱校如此，学校之不亡有因。”经过5个多月的流亡、奔波，终于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重续弦歌。

校友们用他们炽热的心，诚挚的手帮助母校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湘潭复课。杜镇远校友是浙赣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德高望重，在铁路工程界有很大号召力，校友们得知杜镇远校友建议湘潭复校，纷纷响应，大力支持。湘黔铁路局局长、副局长、总工程师侯家源、裴益祥、庆承道都是我校校友，湘潭又是湘黔铁路局机关所在地，更是责无旁贷。他们帮助修缮房屋，制作桌椅、洽借图书、仪器设备等。又将一幢工程师住的房屋腾出，供师生居住，又借钱家巷福音堂和已经完工，尚未投入使用的车站票房作为课堂。

复课之后，教育部对我校仍然是不闻不问，不予拨款。办学经费随之成为复校成败的关键。在此紧要关头，经许元启、黄寿恒教授与侯家源、裴益祥等校友会商，决定向各地校友募集复校基金。以稳定人心，坚持办学。倡议发出后，杜镇远等众多校友踊跃认捐，原预定集资?5000元，但仅半个月就募集了12000元（银元），校友们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有的校友经济不富裕，但为了抗日，为了母校复课，捐出了全月的工资，生活费宁可向亲友去借。复校仓促，教师一时难以到齐，师资不足又成为难题。校友们挺身而出，有校友王君礼、裴益祥、汪菊潜、庆承道、王世祯、薛兆枢、黄寿益、邓淦祥、吴鸿训、李温平等10人以及虽非校友但关心学校的热心人李钟美、吴汝康、余育德、唐民、徐功懋等5人到学校义务讲课，无私奉献。

复校之初，物质条件很差，只能因陋就简，节省开支。许多行政工作及勤杂事务均需由师生自已动手。如上下课打铃等，都由教师负责。但国难当头，大家毫无怨言。学生们都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刻苦学习。黄寿恒教授在《复校经过纪事》中生动地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其时师生环围竹桌，言笑会餐，学生更匍匐地铺，勤勉制图，课程进行一如平日，坚忍耐苦之合作精神，至今回忆犹觉可贵。”

1938年初，教育部长易人，陈立夫取代王世杰任部长。由李中襄校友告许元启教授。李与陈的关系较好，可为唐院事说些好话。校友侯家源知此事后，力主朱泰信与茅以升同去教育部接洽。朱泰信到汉口后，与茅以升、校友倪钟澄去教育部剀切陈说教育部承认我校迁校复课事宜。

1月中旬，交通大学黎照寰校长电聘罗忠忱为唐院院长。由于罗忠忱仍在唐山，黎又于下旬电请茅以升代理唐院院长。茅以升于2月11日到湘潭就职，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们贴出了“欢迎茅博士来复兴交大”的大幅标语。大家对学校前途愈增信心。

茅院长抵校后，确定了朱泰信教授负责校内的管理，自己除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外，负责对外联系。他迅速解决了聘请教师，请拨经费，矿冶系学生尽可能地转入土木系以及与湖南大学的合作办学等事宜。

卢沟桥事变后，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简称平院）院长置学院于不顾，先行只身南下，学校无人负责。平院部分师生不甘心沦入敌区，做亡国奴，纷纷南下。在王芳荃教授奔走下，在校友们的帮助下，教育部于1938年1月29日决定平院暂行改为铁道管理系，并入唐院。茅院长委托王芳荃带领平院学生到湘潭钱家巷报到，4月1日正式上课。唐院原有土木、矿冶两系，现又增加了管理系。1941年7月17日，教育部下令将我院名称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北平铁道管理联合学院。后又于1942年1月17日，将校名改称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设唐山工程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其间，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由胡博渊人校长；1943年8月至1945年6月由罗忠忱教授任校长；1945年6月至1946年8月由顾宜孙教授任校长。两校合并办学达9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两校师生同仇敌忾，风雨同舟。

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并入我校后，师生人数激增，在茅以升院长主持下，1938年5月23日，学校又迁往距湘潭数十公里的湘乡杨家滩（今杨市）。杨家滩位于湘中，是一个环境幽静而又偏僻的农村小镇，当地居民只有100多户。学校租用原清朝曾国藩旧部云贵总督刘岳昭家的四幢大院作为临时校舍继续办学（四幢大院分别名为：佩兰堂、师善堂、存养堂、存厚堂）。学校将两幢大院作为学生宿舍，一幢作为教室，另一幢作为学校办公室、教职工宿舍之用。5月下旬，罗忠沈、伍镜湖教授抛妻别子，长途跋涉，历尽艰难险阻，逃出沦陷区，到达杨家滩，与师生共赴国难。黎照寰校长拟聘罗教授为唐院院长，罗教授高风亮节，力主院长由茅以升担任。黎校长乃聘茅以升为唐院院长。由于上海已沦陷，上海交大校部已迁入租界，与我校信函来往不便，黎校长呈准教育部，今后由我院直接向教育部行文。在茅校长领导和师生、校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各项工作走上正规。

杨家滩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们情绪饱满。1938年入学的尚澍校友对杨家滩的生活有一段颇有情趣的回忆：

“1938年，抗战第二年。交大唐院在风雨飘摇之中。湘潭、杨家滩，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起来了。教授来了，寄读的、借读的来了。涟水之滨，扯起了唐院的大旗！我们复校了！

在杨家滩，学校借了四幢老屋，错落于田野之中，是满清云贵总督刘岳昭的故居。院子里陈列着有盖的大水缸，据说是祖宗家法淹人的刑具，封建家法，气息阴森。如今，他的后代已经衰落了。

一条涟水，流淌在屋前，水边有一条石板路，通向很远……

在石板路上常见老乡们抬着猪、赶着鸭子去赶集。在北方猪是赶着走的、鸭子才是挑着的。正反过来，好玩。

秋，南岳衡山有盛会，我看见很多有钱的老太太，斜背着黄布挂袋，上面写着‘朝山进香’，三步一爬再磕头，再起来慢慢地行进着，虔诚可掬。有一副滑杆随其后，据说等到夜晚没有人看见时，便坐上滑杆飞奔。可笑！

我还记得，这时学校置办了许多书籍，郭可詹老哥天天去图书馆整理。可怜不久，便在桂林县前街遭轰炸。一场大火，烧个精光，惨哉！

大概是九月初吧，秋风起了，稻田收割了，军训的回来了，又要开学上课了。……大家团结在唐山交大的旗帜下，把命运、前途交给了它！同仇敌忾，是我们的同心，抗战建国，是我们的企望。我们是从东楼、眷诚斋、明诚堂，走向了佩兰堂、师善堂、存养堂、存厚堂，西装夹克换成黄布军装，‘梦幻曲’、‘蓝色多瑙河’换成了‘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战争的现实把我们从小布尔乔亚推向了普罗，渗入了社会，接近了广大人民。……

唐山交大，铿锵地站起来了。1938年，杨家滩，我们永远记住，是唐山交大复校的伟大转折！”

1938年8月，我校1938届毕业生在杨家滩毕业。其中土木系28人，矿冶系6人，铁道管理系22人。

1938年夏，我校参加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统一招生，共录取新生130名，土木工程系50名，矿冶工程系50名，铁道管理系30名。

从杨家滩到平越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11月初又进攻长沙，中国守军在准备弃城逃跑之前，实行所谓“焦土政策”，纵火焚烧长沙城，长沙附近城镇都看到火光冲天。大火烧了5天，全城70%房屋被焚，10万民众被烧死，这就是长沙大火的惨剧。杨家滩离长沙只有100多公里，长沙火烧得心惶惶。在杨家滩复校才半年的唐院，不得不第三次内迁，开始新的流亡之旅。这是一次远距离的跋涉，与我校同时搬迁的学校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这是一次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次特殊形式的斗争。由于我校迁移地址未定，学校只能宣布第一个集合点──桂林，在流亡途中来确定新的复校地点。

这次迁移中，教师可自行去桂林，也可与学生同行。学生由学生会组织。体育教师徐家增与学生会主席戴根法任领队。戴根法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人称“小院长”，徐家增、戴根法在第三次内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内迁队伍于11月17日开始从杨家滩出发南下，在湖南境内要走180公里的丘陵地带。许多人脚登草鞋，平均每天步行30多公里的山路，涉过涟水、蒸水，越过衡山山脉，到洪桥（今祁东）东站，在校友们的安排下，经湘桂铁路乘火车西行，于27日师生们全部抵达桂林，在校友的帮助下，安排了住处。12月2日，桂林遭到49架日机轰炸，我校一个职工的孩子被炸死，学校图书、仪器、档案、部分学生的衣物损失殆尽。当时，正值严冬，学生处境艰难，校友们纷纷捐助，师生们也发扬了同甘共苦的精神，热情支援，共度难关。

为了躲避日机的再次轰炸，师生们急忙离开桂林，到离市区约15公里的两江镇的一所师范学校暂住。夕阳下，古道边，路在何方？在这困难关头最重要的是要有必胜的信心。12月7日，茅以升院长召集大家讲话。他鼓励大家说：“我们学校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唐院一定会振兴。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他振臂高呼：“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亡，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读书的地方。”他的讲话大义凛然，感人肺腑，坚定了大家前进的信心。

9日，师生分批从两江镇出发，继续徒步西行，途经永福、黄冕、鹿寨、雒容，晓行夜宿，向柳州前进。途中为了抄近路，要穿越山间小路。路上荒草没胫，崎岖难行。晚上则在草棚、破庙、鸡毛店过夜。困苦劳顿，饥寒交迫。师生们团结互助，齐心协力，并得到沿途在湘桂线上施工的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从而克服了许多困难走完了这100多公里的山路。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师生于12月15日到达柳州，寄住在城南龙城中学。这时正是隆冬季节，许多学生衣被单薄。伍镜湖教授爱生心切，不忍心看到学生受饥寒之苦，提出预支他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资助困难学生。茅院长从师生利益出发，给困难的学生每人10元补助（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一个月较为宽裕的生活费），以解燃眉之急。

因学院内迁地点未定，又值寒冬，茅院长让大家在柳州休整、待命，并讨论去昆明还是去贵州的问题。他自己外出多方奔走，落实内迁地点。茅院长赴贵阳、重庆等地反复调查比较，深感去昆明路途遥远，困难重重，迁址贵州较为可行。当时贵州省政府考虑到贵州地区文化教育落后，没有像样的大学，极力建议学校迁入条件较好的贵州省平越县（今福泉市），并表示他们可以给予充分的帮助。茅校长向教育部请示以争取同意迁址贵州平越。并派秘书石莘农去平越实地察看与联系，最后决定在贵州平越复校。柳州待命师生议论的结果，也以赞成迁贵州的人为多。1939年1月3日，茅院长回到柳州，向大家宣布新校址选定在贵州省平越县。这样内迁地址终于尘埃落定。这是茅院长对学校的又一重大贡献。师生们在柳州待命时，心中彷徨无主。如今定址平越，人心终于安定，内迁平越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校发展史上带有战略性的抉择。

1939年1月13日，我校师生离开柳州，经三都、大塘、欧峒到达宜山。这时，浙江大学已迁到宜山，校长竺可桢是我校校友，在他与其他校友帮助下，1月18日派汽车送我校师生到河池。从河池徒步经八步、南丹抵黔桂交界的六寨，这一路又是崎岖的山路。在六寨遇雨、寒气逼人，就地休息数日。27日，乘贵州省公路局汽车，于28日抵达平越附近的马场坪。再步行18里，终于在春节到达平越。迎接大家的是古老的城垣，欢迎的标语和站在街道两边的无数纯朴、热情的平越人民。颠沛流离的师生，终于可以在这里安放下他们的行李和课桌了。

自1938年11月17日离开杨家滩，至1939年1月28日到达平越，历时70多天，天上有日本飞机轰炸，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师生们迈着双脚，1200余公里，纵横湘、桂、黔3省，进行了一次小“长征”。这次小“长征”是以唐院师生胜利到达平越而告结束。在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水河边，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这次内迁的胜利，是唐院精神的胜利。唐院师生是以“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亡”的爱国爱校的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柱，自强不息，奋勇拼搏走完两千里的征程。唐院师生是以不怕征途艰难，千难万险只等闲的精神，显示出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对母校的热爱。

在征途中，师生们表现了爱校如家、精诚团结的精神。教师们宁可扔掉自己的行装，绝不让学校的财产有任何损失。为了到新校址给学生上体育课有体育器材，体育主任徐家增老师是扛着单杠，走完征程，令大家敬佩。许多学生几十年后，还能清晰地想起当年他在内迁途中奋进乐观的音容笑貌。

在这次征途中，校友们表现了对母校的热爱之情。只要有校友的地方。师生们就有了援助，有了靠山。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校友’、‘铁路’在我们心中扎下了根。”在途中，只要说：我们是唐山的，就能得到校友的热情接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爱国、爱校这根无形的纽带，紧紧地把师生与校友联系在一起。校友们视校如母，情深似海，急校之所急，无条件地争担助校的义务。在这战火纷飞的时代，校友们的爱校精神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情意更浓。

从1939年2月到1944年11月 ，师生们在平越度过了近6年比较平静的学习生活，与平越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从平越至重庆——一次最艰苦的流亡

1944年11月，平静不到6年的平越校园又起波澜。处境越来越困难的日本侵略者为援救在南洋的孤军，急需打通由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4月中旬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广西方面，11月间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南宁，一部分追击部队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震动了贵阳、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平越离独山只有百余里，汽车约半天即可到达。在平越已经隐隐地可以听见炮声。国民党宪兵队宣称：平越已划为战区，交大贵州分校的校舍即将进驻军队，应及早撤离。平越已处于混乱状态，学校不得不再次迁移。

在来不及确定迁移地点和教育部又未拨款的情况下，11月16日，学校当局布告全校，暂时停止上课，师生自行到重庆集中。教授们公推顾宜孙、王钧豪两位教授先去重庆联络校友，寻找新校址。

迁校前夕，师生集合在大礼堂开会。担任先头部队的王钧豪教授慷慨陈辞：我真佩服你们交大，羡慕你们有这样好的校友，能在急难的时候协助你们迁校到四川，到安全的后方去继续求学。我是北洋毕业的，北洋大学就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复校迁校。今天我先出发，先到四川去为你们安排校舍和住舍等。我将尽最大努力，你们不久也将抵达，到四川后如发现我住了好房子，却将不好的留给你们，那我今天的话都是骗你们的。……他讲话时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实践也证明，王钧豪教授是说到做到的。

自此，师生分头准备，尽量抛弃一切不必要的行李，轻装前进。这一次迁徒，又是一次苦难之旅，谱写了又一首辛酸的流亡曲、描绘了又一幅悲怆的流民图。经过几年艰苦奋斗，由一无所有到逐步积累起来的图书、仪器、设备、……由于仓促迁移，大部损失。这又是一次浩劫。

让我们听听校友们的回忆，看看当时的惨景。

“敌骑窜至独山，平越危在旦夕，学校紧急疏散。我离开较晚，同学大多于前数日已经撤走，校舍各处一片狼藉，荒芜凄清。我选取的是经马场坪奔贵阳的路线。在一个阴暗寒冷的早晨，告别日夜寒窗，亲若故乡的山城，踏上通往马场坪的十里山道。一路溪涧潺潺，鸟鸣啾啾，还是那么安静清幽，与人们避难心切，惶惶焦灼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了马场坪，平日商贾往来，店肆揽客的情景，荡然无存。跃入眼帘的是一派战乱气氛。沿街商店都店门紧闭，公路上挤满了向北流动着的肩挑、背扛、携儿带女的人群，更有驮载重物的骡马，鸣笛而行的攀满搭客的卡车。……

突然一辆破旧的木棚空班车驶来，正好停在我当时站立的里面已空无一人的一个中国旅行社门前，说是最后一班。我急忙拿起行李，飞速攀登上车。当离车稍远的人们弄清怎么回事的时候，车已上满了人，车门顶死，汽车掉头，颠簸着向贵阳驶去。从狭小的车窗外望。看到的是一幅凄怆的流民群图。公路拥挤，汽车只能缓慢超越人流。上坡时，骡马的主人吃力地鞭打牲口，马蹄重重地扣击路面的碎石，在寒冷的冥色中发出点点火星。

夜抵贵阳，……市内人心惶惶，店铺和机关多已关门歇业，开始撤退。到处拥挤着从南面都匀，独山等地撤来的人群和车群，秩序十分混乱。”

“这时候从贵阳到重庆的公路上挤满了来自广西、湖南、黔南的逃难人流。汽车也只能夹杂在人群中缓缓爬行，秩序异常混乱。人群的叫喊声，汽车的喇叭声，混成一片，震耳欲聋。此情此景真是一幅悲壮的流民图。

从贵阳到重庆的西南公路是碎石路面，不到一千公里，随山岳起伏而修建，一面是悬崖深谷，一面是陡峭的峻岭，汽车盘旋而上，稍一不慎便会粉身碎骨，行人视为畏途。险处有24盘72弯，吊死崖等地方，都是鬼门关。

同学中无力搭车的人十有七八，不得不昼行夜宿。若错过了鸡毛店，便不得不餐风露宿，困苦异常。这一次的迁校过程，是学生从流亡以来，最艰苦的一次。”

“倭寇铁蹄已逼近贵州独山，交大师生仓惶逃难。避祸四川。逃难人马，路分两途，一出南门经马场坪搭便车至贵阳入川。但在马场坪搭车十分困难。当时的运货车载一条‘黄鱼’，索价甚高。‘黄鱼’就是难民的代名词，载‘黄鱼’就是把人当货一样的运载。僧多粥少，想当‘黄鱼’，也不一定当得成。当时，在马场坪，人多车少，有的等上一夜多尚未走成，露天之下有人一觉醒来连行李也不见了。教化学的林炳光教授就丢了行李。……情形之乱无以复加。人们见由此走不成，又折返平越另谋出路。第二条路出北门，走瓮安、过遵义、经松坎、綦江到重庆，我就是走的这条路。一路跋山涉水，夜宿荒村。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竹篱茅舍，随遇而安，若过小镇，则就地设摊，卖掉部分衣服，换取食粮。黔蜀省道，惊险有名，娄山关上，吊死崖前（原名钓丝崖，以地形险恶，车祸频仍，遂改此名），冰雪载道，路滑难行，人仰车翻，险象丛生。手僵脚冻，艰苦备尝！至于72拐更是令人望之生畏，路长坡陡，行人断肠！我们年轻的尚且如此，其有家眷者就更苦不堪言。我亲眼看见学校注册组长（已忘其名）挑着一担竹筐，一端置放衣物，一端坐着幼郎，气喘吁吁，步履踉跄！其夫人紧随其后，精疲力竭，挣扎彷徨。如此惨象，至今难忘。……日出上路，日落投宿，如此步行，走了半个多月，即可乘船。离陆登船，倍感轻松，摇摇荡荡，不亦乐乎！正当大家陶醉于山光水色之际，忽然砰砰数声枪响，不知来自何方？船家了然于心，立即靠岸，但见岸上有人持枪对着我们，喝令每人交出银元一元，否则休想通过，大家无话敢说，乖乖由之。经此一吓，原来歌声笑语，而今噤若寒蝉，一路沉寂。近晚到一小村，大家饥肠辘辘，需食甚殷。正好有一农妇，煮饭一桶，可资出售，约十个铜板一碗。初时大家排队，秩序尚佳。不久，人多口众，前拥后挤，孰是孰非，难做定论。尤其是乱世，更是无理可言！船一到綦江，我们舍舟登岸，此地已接近重庆，旋即登上汽车，终于到达战时陪都重庆。” 11月27日，唐、平两院的校友在重庆聚会，公推茅以升、李中襄、袁伯扬 为常委，组成交大唐、平两院重庆校友会，校友会与沿途校友联系，全力协助母校迁移。已经离散的学生正奔波在去重庆的途中，而其他尚未迁移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校友的帮助下，于12月上旬离开平越。在途中，虽然长途奔波，但吃住尚能得到解决。校友们的热情关怀，又一次深深留在师生的心中。2月上旬，大部分师生赶到重庆。按照出发前的通知，自行到设在重庆的中国桥梁公司报到，女同学由重庆校友会负责安排食宿，男同学因人数众多，只能自行解决。大家在重庆等待复课时间与地点。

流亡的终点站——璧山丁家坳

1945年1月3日，罗忠忱院长抵达重庆，他尽职尽责，是最后一个离开平越的。赴渝途中，他私人的行李全部丢失，而护送的公家财产完整无缺。茅以升热情地接待了恩师，安排他住进位于两路口的中国桥梁公司里。

这时，罗忠忱任职院长。这是他第三次任唐院院长。原来在平越期间，茅院长在校外工作较多，为了解决他不在校时的重大问题，学校成立院务委员会，这些委员是由选举及抓阄（在所得选票相同时使用）产生，但产生的委员全是土木系的教授。1942年2月，管理系、矿冶系部分学生找到院务委员会秘书朱泰信教授论理，因发生口角朱泰信被推倒而受伤。事后，朱即去重庆养伤，未再回校。学生为此罢课两个月，茅院长将此事向教育部报告，请部里派员来调查。此前滇缅公路有桥工问题难以解决，希望茅以升去解决。茅即向教育部提出辞呈。4月，教育部批准茅以升辞职。聘胡博渊继任。

胡博渊（1888—1975），字铁先，江苏武进人。地质矿冶专家，1905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1年庚款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矿冶，后又入匹兹堡大学，学习石油专业。1919年回国，曾在汉冶萍公司及龙烟铁矿公司工作。1928年春，他任农矿部矿政司长和实业部矿业司长等职。1942年任我院院长。一年后，因教育部未能兑现为学校增添设备的承诺，他提出辞呈，并举荐罗忠忱教授为院长。茅以升、侯家源、杜镇远、李中襄、赵祖康等校友也都力主德高望重的罗忠忱教授担任院长。1943年8月，教育部聘罗忠忱为我院院长。罗忠忱聘罗河任校长秘书，伍镜湖任教务主任，黄寿恒任总务主任。罗任院长后，学校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罗忠忱抵达重庆的当天晚上，邀请唐、平两院在重庆的校友，商讨复校地点，得知璧山丁家坳有一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有房屋可以利用，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当即决定暂迁璧山丁家坳复课，并公推顾宜孙教授负责组成璧山办事处。在重庆校友的努力协助下，维修房屋购置家具，租借部分民房，借用图书、仪器等，开始紧张的复课准备。1月下旬，在复课准备工作就绪后，学校登报通知师生齐集璧山丁家坳，2月15日，正式开学授课。学校自1944年11月宣布再度迁校，到1945年2月15日在新校址上课止，历时3个月。

丁家坳是璧山县的一个古乡镇。让我们从校友的回忆录中摘取几段，认识当时的情景。

“璧山丁家坳，此地比平越更小，是一处农庄。临时搭建的校舍，简陋无比，钢筋以竹片代替，水泥以黄土充当，先用竹子编排成片，而后糊以黄泥就是墙壁，屋顶覆以稻草，如此房屋倒也冬暖夏凉。在战时有此栖身之地，并有书读，还能奢求什么呢？只是教科书纸张之劣，叫人不敢恭维，粗黄如便纸，无奈也就只好将就了。”

丁家坳“是个城堡式的建筑，据说始建于几百年前，为了防止兵灾匪患，关起寨门，就攻不进去。全镇就只一条大街，两旁店铺林立，最热闹处，也不过六七十米长。”“我到丁家坳院部报到，一看学院、宿舍环境不如平越，且早已人满为患，外找房住，也比平越难。”“学校在丁家坳开课，教室距离丁家坳镇有两里地，宿舍在近处的民房大院，却距离镇更远。……同学们在宿舍里人多拥挤，夏天没处洗澡理发，日子很难过”。

从平越到重庆，“惹上了一身虱子，由于无棉衣可换，直到1945年夏初能脱毛衣时才煮尽灭绝。新校址在离重庆80公里的丁家坳，比平越更简陋，但吃的方面略有改善”。

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师们诲人不倦，一心为了教育学生成才，在国难期间，坚守教育阵地。学生们对艰苦的生活安贫乐道，没有怨言，同学间流传一句名言：“只要一盏灯、一张凳”，意味着只要求晚上能有盏能看书和做作业的灯，有一张能坐的凳子，挑灯夜读如此而已，别无他求。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学校仍然又培养了一批英才。

在丁家坳，将学校的行政工作安排就绪后，罗忠忱院长于1945年6月辞去院长职务，在罗忠忱教授的推荐下，教育部聘请顾宜孙教授出任院长。

我校在璧山丁家坳复课后，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我校迁到兰州，并于1945年1月22日、4月12日、6月4日3次电告我校：“应于本年暑假迁移兰州，以为造就西北交通人才之中心，并于迁移后改称国立交通大学甘肃分校。”7月25日顾宜孙院长上书教育部，力陈“学校师生不堪再迁之苦，胜利复员在望，恳请免于迁陇。”

岁月流逝，历史证明唐院真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顽强团队，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4年里，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及了中国10多个省市，分别在6个地方办学招生授课。教师们忠诚着他们的职守，学生们坚持着他们的追求，师生们在交大这面旗帜下，团结一致，不畏艰险，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他们的前进步伐。

1945年春，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专程来我校访问，并赠送了一批书刊表示对我们办学的支持。

在璧山丁家坳，师生们没有忘记在5月15日举行校庆纪念活动，很多校友从外地赶到学校祝贺，茅以升、赵祖康、杜镇远做了学术报告。学生们举行了英语演讲会，晚上演出话剧《日出》。师生们坚信目前遮在中国上空的乌云终会散去，火红的太阳一定会升起，灿烂的阳光一定会照遍祖国大地。

1945年夏，在困难环境中，又招收新生113名。这一年又有许协庆、高渠清、劳远昌、郭可詹、林秉南、胡春农、刘广沁、张蒙德等优秀唐院学生，在激烈竞争中考取官费留学，赴英、美等国深造。1946年6月初，学校送走了万里流亡期间的最后一届毕业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义战胜了邪恶，光明战胜了黑暗，进步战胜了反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国沸腾、山城沸腾、璧山沸腾、我校沸腾。师生们举着火把与丁家坳人民共同举行庆祝游行。一个甲子过去了，我们还清醒地记得那个不眠的激动人心的丁家坳的夜晚。

“在21点钟左右，街上的爆竹声、锣鼓声由远而近，由稀到密。顷刻间，满街满巷人声鼎沸，跳呀唱呀，人们疯狂了。八年全面抗战中一直压抑着的中国人的感情，在日寇宣布投降声中，自然而然地迸发了出来。当时我们十几个同学无一例外，不由自主地奔向人流，共同雀跃欢呼。记得我和李昭灏等几个同学把胡之家抬起来，有的抬脚、有的扛背扛腰，有的拉着他的手，我忙着托着他的头，就这样朝着学校狂跑。……同学都是满头大汗，衣服湿透。”（吴启盛：《一桩难忘的往事》）

日本投降了！“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流亡的生活结束了。唐院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6年3月8日，教育部指令，唐山工程学院迁回唐山原址。3月12日，伍镜湖教授会唐山接收校园，主持复员工作。4月4日，交大贵州分校改组，唐平两院恢复原校名，各自独立。8月8日，教育部复文我校:经行政院核准，原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隶属教育部，顾宜孙教授任院长。

6月14日，唐院组成复员大队，林炳贤教授为总领队。6月20日复员大队出发，乘汽车沿川陕路历经千辛万苦，7月15日到宝鸡，乘火车8月6日到上海。改乘轮船，8月23日到秦皇岛，当日返回阔别9年的唐院校园，揭开了国立唐山工学院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