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大学西迁的故事激动人心,无论是西南联大在昆明,还是武汉大学在乐山,都激励了广大军民和师生的爱国热情,直到今天仍旧为人所津津乐道。事实上不止大学,在全面抗战的年代,很多中学都走上了西迁之路,比较知名的有东北的中山中学,天津的南开中学等。同大学相比,中学的学生年纪更小,学校受关注程度更低,转移的难度更大,办学条件也更艰难。而本文中的鄂湘教区联合中学更是辗转八年,五迁校址,但未发生一起师生意外死亡事故,并始终保持着优质的教学质量,无疑称得上一个奇迹。
艰辛的西迁历程
1938年夏天,随着武汉会战不断推进,武汉沦陷的危险不断增大,作为战时首都的武汉开始了大规模的实业和教育西迁工作。武昌文华中学、文华二部、圣希理达中学、圣保罗中学及益智中学等五所美国圣公会办的中学,组成鄂湘教区联合中学(以下简称“鄂湘联中”或“联中”),在校长李辉祖的带领下开始西迁。9月上旬,联中到达预定地点广西桂林全县,共有学生360余人,加上教职员工共计450余人。最初校址在全县县城,但因为广西也是抗战重心,县城经常遭到空袭。为了学生安全起见,在全县县长的介绍下,校址又一次迁移到距离县城35公里的青龙山蒋家村,在风景秀美的青龙山,师生度过了短暂的安稳时光。
但是由于广西始终离前线太近,1939年夏天,学校再次搬往云南镇南县(今云南南华县),此次搬迁过程十分艰辛,由于战事紧张,师生分三批出发,贯穿广西全省,取道越南,经由滇越铁路到昆明,再转汽车才到达镇南,历程2100余公里,耗时50天。在镇南的3年时间里,学校与当地军民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但由于盟军在缅甸战场失利,滇西吃紧,学校不得不再次搬迁。1942年10月,学校再次搬迁至贵州清镇县城5里之外的东山寺内。到了1944年,日军发动湘桂战役,桂林、柳州很快失守,敌军一度进驻贵州南部地区,学校所在地面临沦陷风险,清镇驻扎的美国空军也建议学校再次撤离,学校不得已安排学生撤往90余公里外的黔西县暂避。2个月后局势稍稍好转,师生才回归清镇,继续开学,但此时学生已由300余人下降到100余人。学校在清镇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欢欣时刻,但回归武汉的过程并不容易,在清镇再开办一学期之后,学校才在1946年初复归武昌昙华林文华中学旧址。因为当年随迁学生大多已毕业,随校复归的学生仅剩43名。
恶劣的生活条件
鄂湘联中是教会学校,一直以来,学校办学经费除来源于学费之外,主要依靠美国的圣公会资助。但在西迁的过程中,来自西方的经济援助时断时续,学校办学条件十分艰难。“联中”300多名学生全都是未成年的学生,年纪小的只有6、7岁,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还有一些教师子女。这些孩子们为继续完成学业,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远离父母,随学校大转移,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
据原圣希理达校长彭人丰的《流亡回忆》记载,初到桂林全县,条件十分恶劣,“食则八人一处,蹲地而食。卧则连衾接裯,席地而卧,有时鼠嗅得学生口角糖果饵者,频频舐食,学生梦中惊醒,大声叫呼,一室鼎沸,有时发现毒虫,则风声鹤唳,一夜不能安枕。”老师的待遇也大幅下降,只发基本的生活津贴。后来,迁移到青龙山之后条件有所好转,租到3栋大房子做校舍,但持续时间不到1年。到镇南之后,气候自然环境稍好,但“苍蝇跳蚤臭虫特多,防不胜防,捉不胜捉”,“晚间在被中跳来跳去,令人睡卧不宁,白日藏在衣内遍身游击,使人行坐那难安”。到了清镇之后,条件越发恶劣,学校寄居在山中的寺庙之中。贵州多雨,山路崎岖,师生经常摔跤,山上取水困难,经常出现师生从山顶到山脚,排成一次长蛇阵,用面盆盛水,互相传递的盛况。由于战争的关系,物价飞涨,加上经费来源不畅,学校的伙食标准大幅下降,甚至出现断炊的情况。校长李辉祖前往重庆呼吁,但一无所获,不得已,学校只能四处化缘求助,勉强度日。但正是由于学校的未雨绸缪,多次搬迁,学校一直远离战争前线,虽有学生退学,但无一名师生因意外伤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优良的教育质量
虽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是鄂湘联中的教育质量却毫不逊色。流亡中的联中还多次在中国统一升学考试中名列前茅,1939年获全国第三名,1940年获全国第一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联中学子毕业后大部分进入同属圣公会所办的华中大学,也有相当学子进入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嘉奖。联合中学甚至还办有附属小学。武昌文华中学是武汉乃至中国最古老的新式学校之一,其前身文华书院创立于1871年,圣希理达中学也是武汉最早的女子中学之一。课程设置方面,虽然条件艰苦,但联中仍旧开办了国文、算学、英文、物理、化学、卫生、史地、音乐、体育、伦理道德等课程,此外作为中国童子军的发源学校(文华中学是中国童子军的发源地),学生们在学习之余一直接受童子军培训。
师资力量方面,当时的联中校长李辉祖是哈佛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其他教职工大多也是大学毕业,并且流亡期间年龄多在三四十岁左右,年富力强,多数教师大多跟随学校多年,教学功底雄厚,具有很高的忠诚度。武汉市档案馆馆藏的1945年10月份鄂湘联中的教职工一览表中可以看到,联中所有的23名教职工(包括校医、会计、军训教员)中20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不乏哥伦比亚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毕业生,绝大部分教师均是籍贯湖北湖南的随迁教师,师资力量稳定,23名教职工甚至还有一名外教,曾担任文华校长的康明德从1907年开始便在文华中学任教,并在学校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铜管乐队,出于对学校的深厚感情,抗战开始后本已回归美国的康明德,在1942年远渡重洋,辗转印度来到贵州清镇,同学校一起直到抗战胜利。当时的鄂湘联中是教育质量的保证,每次搬迁,联中都吸引大量当地学生和南洋华侨子弟入学。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是学校并不保守,其前身之一的文华中学更是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刘静庵、余日章、陈潭秋、恽代英、李公朴均曾在文华学习和生活过。流亡期间,学校师生踊跃参加参加救济难民、慰问伤兵、国事宣传等活动,同所在地区的地方民众建立起深厚的情谊。联中“浪涛剧社”、铜管乐队均非常活跃,据《中共南华地方史》第一卷记载:1939年9月18日,鄂湘联中全体师生参加了镇南县各界纪念“九.一八”大会,彭人丰老师发表演讲,联中师生在当晚演出合唱曲《流亡三部曲》,话剧《复活》、《放下你的鞭子》、《血债》等剧目。 1941年7月7日,鄂湘联中全体师生和镇南师范、县立中学的师生们一起在镇师广场集会,纪念“七.七”抗战4周年。
不仅参加抗日活动,不少学生直接参军入伍,1944年,国文教师熊卓轩专门撰写《送青年从军》、《送庚儿从军》組诗6篇,送别报名从军的联中学子。此外,联中还专门创作了校歌:“猗猗联中,渊源江汉溯朝宗。流离颠沛,依然合作分工,读书救国,好从时势造英雄。努力奋斗,有志毕竟成功。猗猗联中,渊源江汉溯朝宗。流离颠沛,依然合作分工,陶冶德性,更期智慧见辉煌。日新月异,前途迈进无穷。”从歌词内容中,我们能够看到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复归荆楚的决心。
作者单位:王勇 武汉市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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