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
来源：重庆南开中学微信公众号   2016-09-13 11:17:46

1936年，重庆南开初设，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办南开，就是要消除国人的“愚”“弱”“贫”“散”“私”五病，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学校初办时，经费时有拮据，时局艰难、物资匮乏，学校生活异常清苦。但全校师生在艰苦中奋进，在困厄中勃发，于大后方体现了一所高水平中学的新风貌，令世人刮目相看。抗战时期，重庆南开中学在天津南开各校被毁停办的情况下延续了南开之生命，蕴积涵育，弦歌不绝，是中华名族不屈于外侮、不甘于落后的生动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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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时，张伯苓校长在重庆兴办的南渝中学已建成一年。1937年7月底，日军攻占天津，随即下令轰炸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三校顷刻化为一片废墟。张校30余年的心血，顿时成乌有！悲愤之中，伯苓校长发表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蒋介石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并赠一面彩旗，其上绣有6字：中国在，南开在。1938年，南渝中学校董会决议将学校名称改为重庆南开中学，以示南开生命之延续，以及不屈之决心。

重庆南开中学在大后方的蓬勃发展，仍然引起了日寇的担心与不满。从1938年7月开始，重庆南开中学先后多次遭到日机的轰炸，午晴堂、芝琴馆、范孙楼都被震裂，损失巨大。面对敌人的凶残，南开人毫不退缩，采取延缓开学、调整上课时间等措施来保证教学秩序。在敌人的“疲劳轰炸”中，张校长总是立即让人修复受损设施。有人问及修复之后日机再来炸怎么办？张校长坚定地说：“再炸再修！”抗战八年中，重庆南开中学就是以着这样一种坚韧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除了坚持学习，重庆南开中学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募捐。重庆大轰炸开始后，南开师生发起了抗日救亡、募捐赈灾活动。在校门外搭起帐篷，准备食品及药品，救护受难同胞。在校内礼堂前设捐献点，开展集体、个人两项募捐比赛。有学生拿来抗日宣传影片《东亚之光》在南开放映，门票收入悉数捐出。最后金福深同学和1942级3组分别获得个人、集体募捐冠军。抗日宣传演出。1938年，重庆南开中学学生组成了抗日下乡宣传队，步行40多公里到江北县沙坪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上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短剧，并带着宣传画向群众演说，教学生唱救亡歌曲，组织当地小学生游行等，持续了十多天，影响较大，效果也很好。参加印缅远征军。1943年，抗战进入极为艰难的时候，广大青年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掀起了从军运动。他们奔赴的战场多为印度和缅甸，被称作印缅远征军。1943—1944年，重庆南开中学学生和广大热血青年一样，在民族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纷纷投笔从戎，到血与火的战场上诠释炽热的爱国之心。据统计，重庆南开中学参加印缅远征军的学生有50多人，他们有的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有的随部队搞后勤保障，有的直接上了战场杀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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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南开中学自开办起，就以其出色的教育质量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得到群众青睐，家长每欲送其子女来南开，谓之“得入南开，便可放心”。1936年，重庆南开中学所招学生不过200余人，到1937年，在校学生就迅速增加至1500余人，之后历年均有所增长。报考重庆南开的人数则更为巨大，高峰时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比竟达到了10：1。国际友人有来渝参观战时教育者，政府当局必令南开妥为接待，隐然认为南开为中国战时中等教育之代表。

人们肯定南开的背后，是南开人专心致志办教育的坚守。毫不夸张地说，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是真正以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国民为目的的。学校论文比赛题目是《论南开的精神》；校园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学生可以对照着看；时事辩论赛围绕“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展开；……这几个点滴或许可以反映当时南开中学的“独立之思考，及自由之精神”。

结社、演出、办壁报（壁报种类繁多，如新闻多、出刊快的《公能报》，版面新颖、图文并茂的《万象》，立论精辟、文笔老辣的《健报》，还有《曦报》《周秦》《晓笛》《震钟》《星火》《心声》《细流》《理性》《文拓》《砥矢》《峨眉》《针炙》《蹄痕》《乌合》《厚黑》等），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探讨人生，也关心国事，有学生为了办报甚至登门采访邵力子。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三点半，操场见”，是南开学生的口头禅。在学业传授上，重庆南开的教师一丝不苟，却不拘泥于教材，没有成见，往往给学生以终身难忘的启迪。化学老师郑新亭的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常常与生活相联系。邹承鲁由于欣赏郑老师的课而迷上了化学，后来他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首席科学家。1941级学生谢邦敏才华横溢，物理却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物理老师魏荣爵评卷时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得以顺利毕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不只是邹承鲁和谢邦敏，在当时，南开毕业生“其服务能力，负责精神，有足多者。以故，社会人士时予好评，而政府长官亦深加器重”。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重庆南开中学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弘扬激发、培育而不是扼杀孩子的个性和创造性为核心的办学理念，最大可能地践行了人的教育，成为民族危亡时期弦歌不绝的摇篮之一，以其无比生动的实例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值得永远回忆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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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不仅表现为南开的学生享有充分的自由，更表现为外界也将这里视为一片自由的沃土。

重庆南开中学在学生心田中播种下的绝非只是知识的种子，更重要的是植入了最朴素的科学民主精神。学校总是给学生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获得身心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从而作出自己的选择。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是私立性质的，为了建成这所学校，老校长张伯苓向不同行业、持不同政见的诸多士绅名流募捐。他们多为张校长办教育的情怀所折服，纷纷解囊相助。蒋介石也对南开青睐有加，特批了5万大洋拨款建校。而后来重庆南开中学的许多学生都成了共产党员。南开人并未就此感到不安。因为只要学生爱国，选择怎样的党派乃他们之自由。

战时重庆南开学生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内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没有人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面前逞威风，一样的穿校服，一样的吃食堂。不同背景学生在南开中学仍然可以自由交往。重庆作为陪都阶段，蒋介石曾几次到学校看望师生，校方从未组织学生夹道欢迎、三呼万岁等。学校自编的国文教材，蒋介石喜欢的王阳明一篇也未能入选。在他们看来，学府的尊严和学术的自由不能因某一个人而损害。

抗战时期，各方名流纷纷涌入陪都，重庆成为人才荟萃之地。目光敏锐的张伯苓校长感到这是难得的机会，常常邀请他们来南开演讲。受邀人士无派别限制，无观点要求，只要利于社会进步、能给学生以有益启迪皆可。于是，重庆南开中学的礼堂里，留下了那么多洪钟大吕。周恩来讲的是“抗战必胜的十大论点”，孙科讲的是“抗战国策之再认识”，翁文灏讲的是“科学思想为近代进步之基础”，张道藩讲的是“生活与艺术”，马寅初讲的是“国民经济崩溃的原因”，朱家骅讲的是“美国与欧战”……与名家对面，同大师交流，不能不说，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是幸福的。

抗战时，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曾居住过一些追求自由与进步的民主人士，那里也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足迹。1945年9月6日，来渝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到南开中学津南村11号看望柳亚子。毛泽东等征求了柳亚子对于国内形势的看法，并和他讨论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会谈中，毛、周、王三人还欣然为柳亚子的邻居卢国琦小朋友题词。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卢是毛等人的“粉丝”，而作为中共最高级别领导的毛、周、王三人也乐意满足这位小粉丝的要求。索词与题词，在南开都显得极为自然，因为这里弥漫着自由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