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和解协议,“晋西事变”宣告结束。八路军120师在取得反顽固斗争胜利后,将阎锡山的军政势力逐出了晋西北,并在晋西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民主革命政权,发展新军,有了立足之地。民主政权成立后,根据地各项工作亟待开展,而干部又极其缺乏,这时,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决定把开办学校培训干部当作极重要的事来办,没有校舍,没有经费,缺少教师,缺少教材,日寇春夏秋冬不断扫荡……困难重重,但为了给党政军各部门输送大批的优秀人才,仍然开办起了培训干部的综合性学校——晋西抗战学院。1940年2月筹办、1940年3月正式成立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5月份定名为晋西抗战学院,1942年奉命改为晋西师范学校,1943年改为晋绥党校二部,1944年改为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到1948年6月,历时八年半的时间,学校培养了行政、军事、民运、文艺、教育、经济等5000多人,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可以说是晋绥边区当时最高学府。
这四所院校是根据革命形势连续发展起来,是不可分割的。由于要躲避日寇的扫荡,四所院校没有固定的校址,不断流动在黄河之滨,但是学校的师生们常怀一颗赤子之心,经受住了血与火的历练,克服了重重苦难,完成了学习任务,成为了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支生力军。
兴县妇女先锋队在集训操练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120师在贺龙和关向应的率领下挺进晋西北建立起了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并展开了敌后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阎锡山对日寇采用了妥协投降的政策,并于1939年12月发动旧军消灭新军的摩擦斗争,爆发了“十二月事变”。
新军在八路军的领导和晋西北人民的支持下,很快就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军事进攻,并将其赶出了晋西北。这次斗争胜利后,八路军与阎锡山协商,以汾(阳)离(石)为界,八路军、新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党政机关从晋西南撤往晋西北,并于1940年1月份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
从此,晋西北根据地的政权完全控制在了共产党手中。根据地诞生后,为了培训行政干部,巩固根据地建设,中共晋西区委决定创办晋西抗战学院。1940年春,晋西区党委由临县迁往兴县北坡村,120师驻防李家湾,行署设在蔡家崖。彼时,晋西区党委的林枫同志找到董晓征、杜若牧、叶笃诚、贾公铎四人谈话,要在五龙堂村成立晋西抗战学院。由于条件所限,先期办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
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1940年3月,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正式成立,招收学员150余人,分为3个队。校部设在兴县西瓜沟,各队分住在城关民宅中。学员由各行署、各县、牺盟中心区选送,也有介绍来的。这些学员学习3个月后就结业了。
可是由于学校的的学员成分复杂,文化水平悬殊太大,培训效果不太理想,于是晋西区党委与晋西北行署决定撤销干校,成立晋西抗战学院。1940年5月5日,晋西最高学府——晋西抗战学院正式成立。由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兼任院长,行署副主任牛荫冠兼任副院长,行署教育处处长杜若牧担任教育长,杨林任教务处长,石峰任政治处长,贾公铎任总务处长,黄仲英任供给股长。校部初设在兴县城西关郭家沟。
晋西抗战学院遗址——兴县蔡家崖乡五龙堂村
当时,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日寇的不断扫荡,学院是没有固定校址的,除驻五龙堂村、兴县西关外,学院还在高家村,杨家坡、姚家会办学,1940年秋,日军扫荡晋西北时,学院甚至由兴县城关转移到陕西神木县沙峁镇石角塔村,所以抗战学院是一所流动状的轮训干部学校。
学院那时所谓的教室,冬天是挤在老乡的空闲窑洞里,其他季节就设置在院子里搭成的凉棚和树荫下,坐凳用石块砌成,膝盖就是课桌,所用的教材大多数是教员们自己搜集有关资料编写,先刻下来然后由小刻印室刻印而成。由于纸张严重缺乏,课本也是用又粗又黑的土制纸印制,同学们用的笔记本多是把用过的旧书、旧纸反过来用,老乡们看到学员们在如此艰难条件下仍那样刻苦,纷纷主动把家里的旧书送给学员,有时同学们用一些桦树皮书写座右铭或箴言。所有的教具,基本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
学院那时主要轮训的在职干部,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学员多数为晋西北各县、区的行政、教育、民运干部和妇女干部,每期160余人,设行政、教育、民运3个队,分别住在南关原洪福店院、杨府院、大门院附近。
学院的课程设置有《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党的建设》及日语等。
刚开始授课时,由于没有教材,学校多是邀请晋西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前来讲课。有不少党政军领导前来学院授课。贺龙元帅曾在这里讲过自己起义的故事、南汉宸做过统一战线报告、徐向前做过形势报告、甘泗淇做过国内外战场形势报告、段云做过晋西北财经问题报告、续范亭讲述他对抗战形势的看法、诗人肖三曾陪同苏联抗战记者来抗战学院作报告、国际友人崔颖(朝鲜籍)的夫人毕利菲也来抗战学院和师生共同生活。由于采取的是上大课形式,所以来讲课的不管是领导还是国际友人都采取浅显易懂的教学方法,学员们听得入神,理解较快。
就算那样艰苦的学习环境,有时会因为日寇的“扫荡”而中断学习。日寇扫荡根据地时,所有在校的学员除上课外,还要积极配合地方政权进行战时动员,开展各项中心工作,直接或间接同日军作斗争。如1940年夏季日寇兵分十九路扫荡根据地,日军切断交通要道,封锁黄河渡口,妄图歼灭机关首脑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抗战学院的师生在这个时候就化整为零,随军转入外线,进行占地动员。
反扫荡结束后,抗战学院的师生再开始上课。大扫荡过后,根据地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粮食非常紧张,学员要到兴县或临县一些边缘的村庄背粮背炭,有时需要5、 6天才能回来,但是大家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了,并且把校内校外文娱活动搞的有声有色。例如唱歌,无论是会前还是饭前,只要学员们一排队,歌声立即回荡在校园里,它贯穿于学员们生活、学习的全部过程。那时一到开大会的时候,各队之间相互欢迎,互相拉唱构成了十分热烈的场面,学员们把唱歌作为一种宣传教育鼓舞士气的政治形式,人人都自觉参与进来。1940年12月,日军“扫荡”晋西北,实行“三光”政策,烧毁了校舍。1941年春,晋西北抗战学院迁移至兴县高家村继续办学。师生员工一齐动手,给日军烧过的窑洞安上简易门窗,作为校舍。4月,第一期学员全部结业。抗战学院将一部分年龄小的学员组成文化队,留校继续学习。1941年春夏之际,晋西北抗战学院招收第二期学员,主要培训晋西北各县科长、区长、副区长和抗联干部,还办了师范队和新文字队。
1941年9月初,根据晋西北行署的指令,晋西北抗战学院进行改组,原行政队、民运队分别组建为晋西北行政干部学校和晋西北民运干部学校,移驻后木兰岗和张家圪埚村。文化队、师范队和新文字队改组为晋西师范学校,冬季移至兴县杨家坡村办学。1942年春,文化队分出,归晋西文联领导。晋西师范学校移驻兴县姚家会村。1942年10月精兵简政时,将晋西北行政干部学校、晋西北民运干部学校和晋西北第三中学并入晋西师范学校。□文/图本报记者木二东
参考文献:
《文史月刊》
《兴县革命遗址综览》
《抗战日报》
《晋绥边区“四重”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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