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
来源：齐红深   2017-05-04 10:57:16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首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沦陷之后，无家可归、流亡离散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深深触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驻扎在平津一带。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起，沈阳的东北军政旧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等就纷纷逃往关内。1931年底，流亡到平、津一带的东北学生就有万余人。此后，又有许多东北学生和民众不甘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陆续以各种借口逃往关内。到1934年初，流亡入关的东北学生达三四万人。七七事变前，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有四五十万之多。他们背井离乡，满怀国仇家恨，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重乡土讲义气，同时也因张学良“不抵抗”和“西安事变”的原因而受到一些人的误会和歧视。他们虽然政治信仰不同，但无家可归的命运是相同的，都具有赶走侵略者、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因此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①周恩来和董必武也多次指出，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存在，东北就很难被出卖。而在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中，青年学生是最年青、最富有生气的。

　　一、东北学生流亡的过程

　　东北流亡关内的青年学生，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931、1932年最为集中。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等校学生虽然自行前往，但基本上是在有组织的情况下结伙结伴而行的。他们进入关内之后，积极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也受到了全国人民和有关方面的欢迎和接待、安排。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机关和其他东北上层人士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为收容安排流亡学生尽了许多努力。除东北商船学校迁往天津外，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东北讲武学堂等，都借读在北平其他大学内。九一八事变后被掳去日本逃回来的冯庸积极组织冯庸大学义勇军参加长城、淞沪抗战活动。1932 年2 月东北大学复校。不久，冯庸大学因无力自办，只好并入其中。东北交通大学，自锦县内迁后即并入交通部交通大学。流亡关内的还有一部分是中学生和随同家人的儿童。如何解决流亡的东北中小学生就学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为使逃亡进关的东北青少年学生能继续读书，先后开办了由王化一为校长的东北学院(后来改为东北中学)和李梦兴为校长的东北难民子弟中学，由当时流亡关内的教师任教，一面组织教学，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同时，流亡到关内的齐世英、周天放、高惜冰、臧启芳等东北籍国民党人士，多方奔走呼吁，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一次拨给约5万元，在北京设立了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同时还先后设立了行知中学、念一中学，积极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起初主要集中在这些学校里。

　　东北流亡学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同父母、家人、亲戚逃往关内的子弟;九一八事变后逃往关内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交通大学学生;伪满洲国建立到日本投降之前离家出走的东北地区的大、中学学生。

　　绝大多数流亡学生在关内无依无靠，处境十分艰难。这一时期，东北人士多方筹措，为东北子弟设立的中小学比较多。小学有：知行小学(1931年冬成立于北平，学生4班，1934年由北平社会局接办)、东北小学(1932年成立于北平，学生3班，七七事变停办)、东望小学(1935年成立于西安，学生4班，1939年改为中学)、东北小学(1937年成立于咸阳，学生4班，)、国立东北大学员工子女学校(1940年成立于四川三台，学生7班，)、东北纺织厂附设难民子弟学校(1940年成立于重庆柏溪)。中学有：国立东北中学(1931年冬成立于北平，学生700余人，梅公任主持)、国立中山中学(1934年春成立于北平，学生约900人，应德田主办)、知行中学(1932年秋成立于北平，学生300余人，赵世五主办，1934年春并入东北中山中学)、第一中学(1932年秋成立于北平，东北学生300余人，金希如主办)、东北难民子弟职业学校(1933年成立于北平，学生200余人，王文华举办)、广安中学(1932年成立于北平，学生200余人，李孟心举办)、宏达中学(1931年成立于北平，佟蔼堂主办，其中东北籍学生约200名)、北方中学(校址在北平，东北籍学生约200名)、竞存中学(1935年成立于北平，罗峰南主持其中东北籍学生300余人)、力行中学(1935年夏成立于西安，高星桥主持，东北籍学生300人)、西北中学(1938年成立于成都，林耀山主持，东北籍学生约100人)、松花江中学(1933年成立，金鼎铭主持，校址在重庆，东北籍学生约100人)。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1934年春在北平成立,对流亡到关内的东北贫困学生给予经常性救济(每人半年70元)和临时救济,并对流亡学生升学、就业等加以指导。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还设招待处，发给东北流亡学生转赴后方的路费。

　　东北流亡学生，是最早打起抗日救亡大旗的一支革命力量。1931年9月21日，3500余名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行集会，宣布成立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并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立息内乱，一致对外”。随后，辽宁、吉林、黑龙江留平同学会以及朝阳大学东北同乡抗日会、国民学院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等团体也纷纷宣告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正是在上述组织的基础上由王化一等人联络成立的。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的一二九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的是东北流亡学生。表现最为积极和勇敢的也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山中学的东北流亡学生。东北流亡学生对于促使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日渐严密，逃往处管日渐其难，流亡的东北学生呈现自发的零星的状态。此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呈零星的状态。1935年华北形势吃紧，东北在关内的势力和政治派别被迫南移，陆续流亡去南方和西南、西北地区。东北大学、东北中学、中山中学也辗转西移南迁，走上了更为漫长的流亡之路。东北大学1936年将工学院迁往西安，1937年1月改为国立，由臧启芳任校长，迁往开封。4月6日迁往西安与工学院合为一处。西安受敌机威胁，1938年3月迁往川北三台。东北中学1935年迁往河南鸡公山，七七事变后由武汉桃花坪迁到四川威远县静宁寺，1940年，因闹学潮被国民党当局解散，初中并入中山中学，高中部与1938年秋由东北大学校长、教师、毕业生协同四川三台士绅举办的私立国本中学合并，改为国立十八中学。其它东北人办的私立小学、中学，则因时局和经费困难，无法生存下去，不得不合并或解散。车向忱在西安不忍心东北军子弟流浪街头，借用废旧的厂房因陋就简举办了竞存小学，以后又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增办了中学部和职业教育。东北流亡学生升入到其他学校就读的人数逐渐增多。一些东北流亡青年从军参战或走上其他工作岗位。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被肢解。因此，流亡到关内的青年学生在平津一带已经没有公开的机构来接应和收容，只好自找出路。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自动流亡去关内的东北学生人数已经很少，属于低潮时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线越来越长，精力、兵力严重不足，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者穷凶极恶地加紧了对青年学生的残酷镇压，陆续发生了“一二•三0事件”等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这时，流亡学生人数明显增多，一些东北进步青年纷纷逃往关内，寻找出路，投奔抗日斗争。虽然其中有些学生逃往关内时相互之间有某些联系，但已经不再像九一八事变之初那样成规模和比较的有组织有联系。这一时期，在东北沦陷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群众自发的爱国组织开始活跃，他们对东北学生入关起到了启发、引导的作用，华北地区也建立起几条秘密的联络线路，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也成立了“战干团”、东北青年接待站等机构，接待、收容和教育从东北来的青年。据1943年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东北大学毕业生服务咨询部调查，东北大专以上流亡学生除东北大学比较集中外，分散在30多所大学，约790人(男623人，女167人);中等学校学生除东北中山中学(360人)、国立十八中学(302人)比较集中外，分散在80余所学校，计1171人(男727人，女444人)。1943年12月，东北流亡学生踊跃参加出国远征军，其中东北大学24人，国立十八中学三四十人。②

　　东北流亡学生中还有另外两部分：一部分是九一八事变之前在关内上学的东北籍学生，主要分布在北大、清华、南开、中央政治学校等校，其中仅中央军校就有二三百人。在东北沦陷后，他们有家难归，深感亡省丧家之痛，是最早投入到抗战救亡热潮中的热血青年。另一部分是，华北和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之后，日本殖民统治者为推行“日满华亲善”反动政策，伪满洲国“官方”陆续选派少数学生到关内上学，同派往日本的学生一样称作“留学生”。由于日本在关内的统治比东北松散，其中的一些学生进入关内以后，受到全民抗战热潮的影响，虽然本人不像其他流亡学生那样有生活、上学之忧，但在心理上也不同程度的形成国破家亡的民族认同感。

　　东北流亡青年学生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一部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国破家亡深受苦难的缩影。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精神面貌虽然各自有所区别，但从整体上来说，生存、求学、抗日救亡、徘徊苦闷，是东北流亡青年学生所共同面临的主要的课题。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矛盾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民族矛盾、国家存亡是主要矛盾。但是东北流亡学生中的大多数并不处于抗日斗争的前线。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残酷侵略战争之中，他们也感受到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学习条件极为艰苦。另一方面，即使在国民党、共产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依然是充满了思想路线、主导权和利益的争斗，东北流亡学生往往成为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争夺和影响的重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前两种矛盾以派别、地域形式的反应和表现，也对东北流亡学生造成直接的影响。那就是东北流亡人士之间以及东北人与关内人之间，也时有误会、矛盾和冲突。所以，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生存矛盾和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之中，作为满腔热情、思想尚不成熟的青年学生，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苦难和矛盾，其深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二、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主要学校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是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的宗旨，冲破日本的阻力，于1923年4月在沈阳成立的。由辽宁省代省长王永江任校长。

　　1928年8月，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继任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日本南满公学堂堂长来校，伪致慰问，劝照常上课，称经费由日本供给。全校师生悲愤已极，严词拒绝，被迫走上流亡之路。1931年9月26日东北大学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教授们组织“教授代表会”，推动学校复校事宜，学生也成立了“东大临时学生会”，协助教授们工作。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因条件所限，安排在北京大学等校上课的部分学生没有回来读书，仍然保留学籍，部分系科停办，同时增办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

　　1933年2月，教育学院院长姬振铎辞职，方永蒸继任。3月，张学良校长出国。宁恩承秘书长、代校长辞职，北平政务委员会委任王卓然为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校务。刘百昭院长辞职，聘曹国卿为文法学院院长，兼代理交通学院院长。6月，流亡北平的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并入东北大学，其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由国民党的军委会拨为东北大学总校校舍，彰仪门校舍为第一分校，南兵马司校舍为第二分校。7月，学校第五届学生231人毕业。9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部根据宋子文关于拨给东北大学补充经费的提议，并行政会议通过的议案，开始按月拨款2•5万元，学校恢复招收新生145人，并初设补习班，招生180人。外国文学系改为边疆政治学系。哲学系、物理学系、建筑学系和公民史地专修科停办。10月，重组东北大学委员会，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令备案的东北大学委员会成员是：委员长宋子文，副委员长张学良，执行委员王克敏、王树翰、刘哲，常务委员于学忠、王卓然、王树常、李石曾、何应钦、周作民、胡适、张伯苓、黄郛、汤尔和、宁恩承、万福麟、刘尚清、蒋梦麟，委员于右任、孔祥熙、吴稚晖、吴铁城、沈鸿烈、陈公博、陈立夫、张群、张静江、章士钊、蔡元培、罗文干、肖纯锦、朱霁青、朱家骅等。

　　冯庸大学系由冯庸(1901—1981年)以其家产于1926年创办于沈阳西郊。该校为“造成新中国的青年”，“以精神的锻炼和体格的养成为宗旨”。 东北沦陷后，冯庸遭日寇逮捕，逼降不成，掠至日本。冯庸大学被迫关闭，教工和学生均转入关内。在长城抗战、淞沪上海抗战中，冯大均组成学生义勇军前往。

　　1934年4月，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派潘佑强到北平，检阅专科以上各校军训情况，东北大学成绩获第一名。7月，农学院农艺系、园林系、垦牧系，工学院纺织系，理学院生物系停办。文学院添设史地学系及女子家政专修科。9月，学校租东总布胡同10号旧俄文专修馆址，为补习班学舍。文法两院分设，以方永蒸兼任文学院院长，曹国卿为法学院院长，杨毓桢院长兼代交通学院院长。10月，大学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专聘张伯苓、王维宙、刘哲为执行委员，又公推刘哲为执行委员代表，计划学校事宜。11月，国民党政府第174次政治会议通过补助东北大学设备费每年2万元，以10年为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发动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大师生冲破手持大刀的军警包围，孤军出动，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郊民巷，他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紧接着又举行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绍璩(阎述诗)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斗争，他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谱曲，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真实感受，化作悠远的旋律：“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争不惜……”这首从东大校园唱出的歌一问世，就在抗日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迅速传唱。

　　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各大学于是纷纷准备外迁。1936年初，张学良校长在西安西门外选定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校舍，东大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2月24日，西安分校正式上课。

　　1936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西安一万多青年学生，举行了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中心内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高唱救亡歌曲，向临潼进发，向正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下令堵截学生，武装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校长深恐学生遭到伤害，驱车追上学生请愿队伍。劝阻学生返回校园。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失去自由。1937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委臧启芳为代校长，根据国民党政府南迁东北大学的指令，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东北大学迁到开封。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6月，开封学生迁来西安，集中办学。

　　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大不得不再度迁校，由陕入川。1938年3月中旬，流亡西安的国立东北大学南迁入蜀，以三台县城东街唐代杜甫客居的“梓州草堂”和清末潼川府属八县联立中学为校舍。迁川东大辖文、法两院五系，教职员86人，学生283人。臧启芳于1939年7月继任校长，几经扩建，1942年有文、理、法、商4学院11系，学生713人、教授38人、副教授9人、讲师8人、助教21人、客座教师8人，职员84人。有著名学者蒙文通、高亨、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萧一山、董每戡、姜亮夫、金毓黻、丁山、叶丁易、陆茂德、杨向奎、杨荣国、姚雪垠等。东大首创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东北问题研究社，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三台分会(后扩为川北分会)。194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给予硕士学位。这一时期东大编印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志林》收录了师生数百万字的论文，研究课题从“大学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从“三台物价”到“东北人口发展的特点”，内容广泛。学校学术研究风气浓厚，学生活动蓬勃开展。学校通道两旁一直延伸到大门口的壁报都是学生的创作，以宣传抗日，抨击腐朽政治，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学声”、“黑土地”等社团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成为进步学生成长的摇篮。学生剧团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走出校门，举行义演，所得款物，捐赠前线，支援抗战。

　　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东大度过了8年时光，在物力、财力窘迫的岁月里，师生们直面困苦，笑对艰难，追求学术发展，传播进步文化，那段日子因此而熠熠生辉，三台小城，因而平添万千气象。

　　1945年8月14日，东大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在抗日战争中，有60位东大人奋勇向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授予烈士称号。

　　1946年东大师生从三台陆续返回沈阳，1947年2月在北陵原校址复学。1948年6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命令东北大学再迁北平。1993年，东北大学在沈阳恢复原校名。

　　东北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东北各界爱国志士于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会”，北京社会局在西单皮库胡同设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逃亡进关的东北同胞。救国会当即商请张学良决定在难民收容所成立东北学院，安置一批流亡学生求学，并接受抗日骨干力量的培训。张学良兼任董事长和校长。学校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后因大学部迁走，恢复东北大学，乃于1932年将东北学院改为建立东北中学，学生按学历分编为初、高中共10个班，共约400多人，全部免费入学。并聘请流亡入关的中学教师任课。东北中学属于私立学校性质。学校设董事会，张学良任董事长兼校长，王卓然为副董事长。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李孟兴、卢广绩、王化—、孙恩元为董事。学校内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由于学生全部住宿还设有舍务处。从1932年建校到1942年停办的10年中，先后担任校长的有张学良(兼)、王化一、孙恩元、马廷英、王汉倬、杨予秀。

　　学校不但设有文化课，还有军事课，军事与文化并重。张学良给学校配备了九七步枪600多支，重机枪6挺，轻机枪11挺，手枪若干支，子弹10余万发。每人在军训操练时可领得步枪一支。学校设有武警、校警，门卫森严。刚开始时，男女学生一律穿着灰色军装，戴大沿军帽，扎皮带，打绑腿。后来改为浅黄色军装和军帽。男生一律剃光头。无论起床、就寝、吃饭和上下课，都以军号为令，军事管理十分严格。那时睡的是钢丝床，还挂有蚊帐，可臭虫蚊子还会常来肆虐，有时使人不得安睡。同学们对内务搞得特别整洁，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一日三餐，早餐是咸菜或黄豆、玉米大楂子粥，午、晚两餐多为米饭、干粮、一碗菜。每周都先公布食谱，有时也会改善生活。师生感情比较融洽，每逢“九一八”同吃高粱米饭，共饮黄连水，卧薪尝胆，誓报国仇。

　　1932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争夺学校领导权，遭到有些同学反对。一天早晨突然有同学告诉大家不要去上课，于是，全部同学集聚在宿舍里，不敢外出。校门、旁门都有人把守，不准出入，连炊事人员也不能外出采购。过了一天一夜，一切恢复正常，闹事的同学另起炉灶，在报国寺办起了知行中学。后来知行中学作为中山中学的南校。

　　学校经常对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33年，同学们曾节食一顿饭，用伙食费铸造一口警钟。钟上刻着万里长城，长城外刻着东北三省地图，图上刻着“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和“卧薪尝胆”的警句。这口警钟挂在校内操场上。开始，当每月18日到来，全体师生集合举行国耻纪念会，升旗、默哀，唱校歌，然后敲钟，按“九一八”日寇入侵的月日，先敲9响，再一响，后8响，并且还按日寇占领东北的月份来敲钟，如1933年日寇已占领东三省26 个月，则还要再敲26下，用以警告同学们家乡失陷的日子。后来这种纪念会改为一年一次。

　　每次纪念会都请东北知名人士如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马占山、苗可秀等来校，讲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和东北父老兄弟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使同学们觉悟不断提高。在此期间，学校当局也常组织大家上街游行，一路喊着口号：“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并且高唱抗日歌曲。

　　1935年华北吃紧，国民党当局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凡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撤出北平。当时正值张学良从意大利考察回国，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员。他为了照顾继续流亡的东北子弟学习，决定于1935年将东北中学从北平迁往河南鸡公山。

　　1936年下学期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成员多为民先队员。抗日救亡活动大都通过自治会进行，非常活跃。同学们举办各类读书会和时事讨论会，成立流动图书馆，在校内外出墙报、黑板报及油印小报，开文艺晚会，组织海燕诗歌社，成立歌咏队。《五月的鲜花》的作者阎述诗常常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和世界进步名曲。同学们尽情歌唱，把抗日歌曲送到山下，送上街头，还远到信阳和孝感等地作募捐宣传，支援绥远前线;并且沿京汉铁路各个车站，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同学们下山到京汉铁路新店车站散发传单标语，隔窗向乘客宣传。

　　“二·一九”学潮的胜利，使学校规章制度逐步健全，运行机构正常，秩序井然，教师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同学勤奋学习蔚然成风，“打回老家去”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进步思想广为传播。

　　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由于张学良是董事长兼校长，河南绥靖主任刘峙电令鸡公山驻军：“搜捕东北中学，将该校学生押解出山海关”。后经孙一民校长据理力争，上告至武汉行辕主任，才免于出关。但政府当局竟派出两个团的士兵，将东北中学团团包围，不管寒风刺骨，竟把只穿衬衣的同学们从被窝里赶到操场集合，将所有的枪支弹药全部收缴。并且搜查宿舍，不少师生上了黑名单，一些进步师生迅即逃离鸡公山，奔赴北平、上海各地。 在白色恐怖下，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已不能公开进行。当局视东北中学如赤祸之地，山上除原有驻军外，刘峙并增派清剿总队一个营将东中巡逻包围，搜查警戒，并开除了11名进步同学，民先骨干已被迫离去，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学校开课亦成问题。

　　七七抗战爆发后，学校于1937年迁往湖南邵阳桃花坪。在桃花坪上课期间，教育部派来军事教官文诚和训育主任白伯坚，对进步学生进行暗查和迫害，加上学校伙食很差，同学更是怀恨在心。有一天，当傅茵波老师去高九班上课时，课室空空没有一个人来上课。 教官、训育主任等闻讯，到处追查，声言要处罚这班同学。同学们即以此为导火线，闹起了学潮。全体同学罢课，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贪污，改善生活!”。1937年7月，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周天放对东北中学进行整顿，派赵雨时担任校长。全校师生闻风而动，立即停课，日夜站岗放哨，将赵等拒之门外。赵即采取分化手段，在山上南岗觅房，挂上“东北中学临时办事处”的牌子。同学们更为愤怒，几次将牌子摘下，并高呼“ 赵雨时滚下山去”。 同年12月底，驻军又重重包围学校，强行护送赵雨时入校，占据了校长办公室。第二天适逢山中大雪，同学们三五成群，乘雪夜抄小路，从驻军岗哨的缝隙中冲了出去。一百多人奔赴武汉，多次派代表向汉口教育厅请愿。学潮持续数月之久。1938年4月，教育厅被迫撤换了赵雨时，另派地质学家马廷英为东北中学校长。从此学校由国民党教育部接管，改为国立东北中学。

　　是年秋，又因长沙大火，日寇入侵湖南，东北中学在桃花坪只呆了四个月，于1938年冬，奉命往四川静宁寺搬迁。从桃花坪到静宁寺，行程长达10个月。 4月份，学校命令徒步到芷江。师生凭着两条腿走曲径，爬高山，风餐露宿，走走停停。有趣的是，桃花坪的校舍是国民党丁廉将军借出的，当时只收一元法币，作为象征性的房租。当东中迁离桃花坪时，留下很多家具和图书等无法带走。丁家即以东中所赠，在原址办起了另一所东北中学(初中)，直至邵阳沦陷才停办。直到该校毕业生后来在重庆谈及，才知东北中学曾有过双包胎。

　　芷江是湘西较大的一个城市，是湘黔的交通要道，建有飞机场，常有敌机来轰炸。学校只得尽快离开芷江，到达贵阳。贵阳不能久留。学校包了二十多辆汽车，经过息烽、遵义、娄山关、桐梓，到綦江、重庆、自贡市，然后才到四川威远县静宁寺。从湖南桃花坪出发至川东自流井的静宁寺，越湘西，穿贵州，走川东，行程数千里，耗时半年余。在这段旅程中，东北中学师生历尽艰辛和磨难。

　　东北中学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女同学都剪着短短的男式头发，穿绿色的军装，戴军帽，穿草鞋，俨然和男同学一样。每逢“九一八”，举行纪念“九一八”国耻日活动，表现了东北中学同学抗日救亡的决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同学们都要吃高粱米饭，喝黄连水。流亡到西南方时没有高粱，就只喝黄连水，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粱叶子青又青……”。每到年三十，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包饺子。分班包饺子，十分热闹。在等饺子吃的时候，大家就情不自禁地唱起“爹娘啊!爹娘啊!……”和“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

　　1939年学校迁至川北三台自流井，校址是当地一座破龙王庙改建的国本中学旧址，与静宁寺相比，条件相差很远。东北中学成立了三青团支部，解聘进步教师，开除进步学生。进步师生发起罢课，把三青团头子驱逐出校。1942年冬，国民党当局调来一个营的保安队包围学校。学生们赤手空拳，掀砖揭瓦与之拼争，一直坚持3天，终因过度疲劳，又值天寒衣食不济，保安队趁夜爬墙强行进入学校，旋即宣布解散东北中学，将师生并入川北三台县的国立第十八中学。

　　东北中学在敌寇侵扰下，巅沛流离，苦苦支撑，最后被解散，但她培养出大批人材分散在海峡两岸，世界各地。

　　东北中山中学

　　东北中山中学是在国难当头，家乡沦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由国民党人士齐世英及周天放、高惜冰、臧启芳等为首的东北协会多方呼吁奔走，由行政院一次拨给约5万元，于1934年3月26日在北平为东北流亡学生建立的，是以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全国第一所国立中学。由曾任吉林大学校长的李锡恩担任校长。原吉林大学教授傅仲霖任教务主任，中央军校上校教官王先清任训育主任。北新桥原警官学校旧址为东校，为高中部和职业科，交道口顺天府衙旧址为西校，是初中部。创校之初只收东北四省流亡青年，共约600人，寓抗日于教育，全部免费入学，而且供给食宿，每月尚有伙食节余可作零用。每月春秋两季各发给制服一套。1932年成立位于彰仪门里报国寺的知行中学于1934年秋季成为中山中学的南校。知行中学校长为梅公任，训导主任曹德宣。学生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等救国活动，在北平学生军训中成绩优秀。

　　1936年11月，北平危急，学校于11月12日撤离北平，南下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继续办学。

　　1937年11月11日，上海失陷，危及南京，学校又于11月19日撤离板桥镇，抵武汉再南下，于次年1月5日到达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永丰镇的璜璧堂。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告急，学校于11月12日撤离璜璧堂，入广西，经桂林，徒步跋涉八百里，抵达宜山怀远镇，在此复课三个月。此后，学校化整为零，教师、学生分散至贵阳集中，再从贵阳至重庆、至泸州 、至自贡，在经历了非凡的磨难之后，于1939年5月22日到达静宁寺。

　　静宁寺位于四川省威远县向义镇静宁村，建筑面积22 100平方米，是川南最大的庙宇之一，曾在川东、川南乃至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享有盛名。来自白山黑水的流亡学生，无限眷恋长白山和黑龙江。学校的校旗、校徽、校歌表现的均是不忘白山黑水这一主题。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师生们以校为家，国难家仇形成了学校极强的凝聚力。刚入静宁寺，学校就为在重庆“五•三”大轰炸中罹难的两位老师和三个同学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全体师生悲唱挽歌：“你们安息吧在荒原上，星寒兮月冷兮凄凉!抗战的旗帜正在高涨，报仇的担子让我们承担!” 家乡沦陷，家园破碎，师生以歌咏、演剧、壁报等形式积极开展各种民主进步活动，传播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山中学师生借歌抒发复土还乡的情怀和激发抗日救亡的斗志。在课余、在节日、在假期，歌声此起彼伏。《松花江上》、《保卫黄河》、《大刀进行曲》、《游击队队歌》、《毕业歌》等歌曲激荡在校园上空。每年的“九一八”，全校师生都要整齐列队，面向东北，满怀悲愤地唱《松花江上》，充满了对失去的壮丽江山的怀念和对颠沛流离生活的控诉。《校歌》由语文教员郝泠若作词、马白水老师谱曲：“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锁尾流离，以三民主义为归向，以任其难兮，以为其邦。校以作家，桃李荫长，爽荫与太液(指北京的北海)，秦淮(指南京的秦淮河)相望。学以知耻兮，乃知方。为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方兮，回北方!”表达了以校为家、抗日必胜的信心。郝泠若老师所作的《九月秋》：“我有恨，在九月秋。我有泪，向腹中流。我有仇，报仇!报仇!报仇!三千万同胞等我们救，千万方的失地等我们收。父母、兄弟、庐舍、田畴，不堪回首。说什么功名富贵，说什么好景难留，一切都非我所有，一切都非我所有。起来!起来!把敌人打退;起来!起来!把强盗赶走!”与《离家》《上前线》异曲同工， 激励同学们担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

　　演剧是中山学校的传统。每逢元旦、春节、校庆日，学校就会上演一些剧目。如《雷雨》、《以身作则》、《宦海春秋》、《升官图》、《小人物狂想曲》、《血祭九•一八》、《米》、《毒酒》等。剧目也有大有小，有传统的，也有自编的，展示东北抗日军民反汉奸场面的《毒酒》，就是高中生自编的。

　　中山学校还非常盛行壁报。早在西迁途中，鄂广居老师就在《中山周报》上作东北十二月风物画，每月一幅，描绘家乡景物，以唤起学生对沦陷故土的思念。到静宁寺时，已有《圣火》、《路》、《维他命》、《静宁风》、《希望》、《激流》、《青年文艺》等十余种壁报，主要张贴在寺内考仙院的黄庭、清音两阁的墙壁上。《路》以鲁迅“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来启示人们探索国家和个人的路该怎么走;《维他命》则以维护他人之生命，不惜做出个人牺牲为宗旨。《青年文艺》壁报上刊登过仿陈毅《梅岭三章》写成的诗：“国破家忘奈我何，少小离家苦难多。投奔中山为救国，誓除倭寇斩阎罗。”高年级学生常常用自制的收音机，把收到的最新前线战况消息记录下来，登在自己办的壁报上。“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便是由学生最先获悉后，当即用大字书写张贴在壁报栏里的。

　　歌咏、演剧、壁报也锻炼了同学们的才干。百花齐放的壁报孕育了郭小川(诗人)、孙辑六(报告文学《欧阳海》作者之一)、丁耶(中国满族作家最高奖获得者)、杨犁(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任馆长)、杨星火(军旅诗人)、关尔佳(《智取威虎山》等剧导演)、萧向阳(编导)等一批文艺界优秀人物。

　　中山中学的悲惨流亡是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个缩影。学校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10月迁回沈阳在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举办的南满中学堂旧址复校。1948年随着国民党败退搬迁并停办于北平。后来沈阳校址改为沈阳市三十九中学，1996年恢复东北中山中学校名。

　　东北竟存学校

　　东北竟存学校是车向忱为东北流亡儿童少年创办的一所简易学校。

　　1935年夏天，车向忱在陕西省西安街头看到东北流浪儿童失家又失学，无人照顾，于是，用当时身边仅存的两元钱作开办费，在西安东关索罗巷内，借了几间旧房子和破桌凳，创办了私立东北竞存小学。后来迁到南门湘子庙内。办学校的目的是“抗日”，是“打回东北去”。一切课程都围绕着抗日，课外还找些与抗日有关的书籍给学生们看，并给学生们讲些抗日救亡的故事。学校成立不久，学生便由三十多人发展到三百多人。

　　1936年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东北竞存小学首先响应，在东关外率领小学生数百名准备进城参加纪念活动。途中，被西安特务警察开枪阻止，枪伤小学生数人。学生继续前进，在义愤之中冲入城内，会合西安各中、小学学生，直奔蒋介石的住地临潼请愿，要求抗日，要求惩办无故枪伤小学生的凶手。蒋介石布置阻止镇压，张学良闻讯乘车追赶学生请愿队伍，进行劝阻并答复了学生们的要求。两天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车向忱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监视，还主张要争取思想有自由，救亡有自由，出入有自由。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西北行营的监牢里。经阎宝航、杜斌丞等营救出狱。

　　车向忱出狱后，在1937年夏天又增办了东北竞存中学。后来因为日寇飞机轰炸，学校从西安迁到陕西省凤翔县城郊纸房街的玉皇庙、火神庙内。当时，学校的一部分教师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学生中也有地下党的组织和“民先队”(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的组织。《松花江上》的作者、地下党员张寒晖就长期担任着学校的教务主任。在教学中，使用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课本，但一些教师在讲授中加入自己的观点。另外，还增加了一些军事课(游击战术)、中日问题等。进步的学生在课外秘密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与毛主席著作以及其他进步书刊。学校的经费除靠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募捐外，师生们自力更生，开荒种地，造纸、养猪，“居住在破庙，饮食在露天”，大树下讲课，小河里饮水。师生们为抗日复土，“用自我批判的精神来学习”，同时，还利用课外时间深入农民群众中办夜校。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扫除文盲，教唱救亡歌曲。

　　在学生工作方面，组织各种课内、课外的研究会。如抗日救亡研究会、学生自治会等，训练学生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风。提倡尊师爱生，同时主张学生也可以给各科的先生提意见，或集体地评论先生的教法。在教育学生的工作中，一方面以抗日救国的利益，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认识，另一方面注意从感情上团结。

　　国民党当局要求派人到东北竞存中学作“训育”工作，监视、限制师生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还时常出动全副武装的士兵，突然包围学校，逮捕先生与学生。东北竞存中学虽然几遭浩劫破坏，但还是在“艰难困苦，狂风暴雨”中坚持下来了。十年间培养了学生五千多人。当时，就有百余名师生先后偷越封锁线投奔延安，数十人参加八路军。

　　三、东北流亡学生的人生道路

　　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共既联合又斗争和东北派系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处于个人生存困难、前途渺茫等各种压力之下的东北流亡学生走过的道路崎岖复杂而又各不相同。这是当时中国青年学生命运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危机和国家命运前途在东北流亡学生身上投下的历史印记。

　　他们当中，既有成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杰出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希尧;有投笔从戎，回东北参加和领导抗日斗争的苗可秀和参加八路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的王振乾;还有奔赴延安，成为革命作家的雷加和马加;也有壮烈牺牲、战死在抗日前线的烈士，比如空军英雄高志航、阎海文。东北流亡学生中，不论是参加共产党还是跟随国民党，都不乏慷慨悲歌、以身许国之士。同时，也有大批青年在历史漩涡中，苦闷彷徨，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挣扎。

　　张希尧在东北大学理工学院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和车向忱领导的平民教育活动。1931年9月21日，投奔位于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12号的奉天会馆，参与筹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受救国会和张学良将军的委派，与车向忱等一道物色出关特使，联络组织东北各地的义勇军武装抗日。张希尧受救国会委派，负责学生军工作，为东北培养抗日斗争干部。他还以东北大学为据点，组织联络北平的东北流亡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张希尧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中共东北大学特别支部，担任负责人。1933年5月26日，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以驻守长城的部分抗日军队、东北义勇军为基础，组成察绥抗日同盟军。张希尧等即动员平津一带的东北流亡青年学生参加著名的“张北抗战”。为了鼓励抗日将士英勇杀敌，张希尧还同车向忱等赴张北前线慰问。1933年5月《塘沽协定》后，被国民党以“扰乱治安”罪逮捕，获释后，与阎宝航等于1933年冬秘密筹办了西山东北青年训练班，为东北培养抗日斗争干部。1934年10月，北平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将张希尧逮捕。经组织营救于1935年初获释到西安帮助车向忱办竞存小学。 安置流离失所的学生。鉴于北平东北流亡学生较多，张希尧受党的派遣由西安回北平，继续主持北平流亡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孙达生一起输送了一批先进青年学生参加地下党的军运工作。从1936年2月开始，张希尧通过党组织先后向西安派去三批人，其中有东北大学和中学学生，有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力量，实现了学生抗日运动与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1935年7月前后，张希尧受张学良指派，从北平到上海邀请孙一民任鸡公山东北中学校长，以改组东北中学。到沪后，张希尧去上海漕河泾监狱探望了因“新生”事件被捕入狱的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高崇民因国民党政府通缉，也由武汉潜来上海，并探望杜重远。张希尧把张学良对内战动摇的思想变化情况告诉了杜重远和高崇民，请他们作张学良的思想工作，施加影响。后来，张学良赴沪秘密访杜，高崇民也赴西安见张学良，经杜重远、高崇民等人的多方劝导，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更大了，终于走上了联共抗日之路。1936年春，中共北方局决定将东北特别支部改为中共东北特别委员会，张希尧任群运部长，三人组成东北特委。特委下设社会、东北大学、东北中学3个支部，还设有一个东北特委上层工作委员会，主要从事张学良和东北军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张希尧作为中共东北特委的负责人之一和北平东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与特委和其他党员同志一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由他分管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到1936年7月间，先后成立了“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东北妇女抗日救国会”、“东北人民抗日会”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也多为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青年学生。这些团体的成立，不仅改变了过去流亡北平东北学生缺乏组织领导的混乱状态，而且加强了党对东北流亡学生的团结和领导，为党和抗日救亡大业培养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这些团体在中共东北特委和张希尧等人的直接领导与帮助下，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张希尧在北平东北流亡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被称为是“东北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1937年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 在北平成立，张希尧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同时成立了中共东总党组，刘澜波任党组书记，张希尧等为党组成员。全国抗战爆发后，东总总会被迫迁往南京、武汉，张希尧仍任党组成员。1939年6月，东总西安分会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东总的工作转入地下。张希尧赴延安，协助刘澜波主持东总延安分会。③

　　苗可秀是东北大学文学院学生，九一八事变后随师生流亡北平，被推选为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和东北学生军大队长、东北学生赴南京请愿团负责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打破了他的幻想，决定返回东北，组织民众武装抗日。1932年春，苗可秀潜回东北，参加了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任总参议，创办军官学校，自任教育长，培养青年军官。苗可秀机智勇敢，指挥有方，屡立战功，在军民中享有很高威望。1933年春，苗可秀组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别动队，1934年2月改名为少年铁血军，同时创建少年铁血团，决心“用黑铁赤血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苗可秀被公选为铁血军总司令和少年铁血团总裁。同年9月，邓铁梅遇害，苗可秀将自卫军余部编入铁血军，稳定了辽南三角抗区的抗日局面，率部以哨子河、三道虎岭一带为依托，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打击日军。铁血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作战勇敢，战斗力强，迅速发展为2个联队，下设4个大队，成为三角抗区抗日的主力。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因坏人告密，被日军抓获。苗可秀被捕后，被秘密囚禁在凤城警务局地下室，敌人以高官厚利相诱，以死亡相威胁，苗可秀毫不动摇，大书“正气千秋”，表明以死报国的决心。1935年7月25日下午，日军将苗可秀拉到所谓“建国六勇士”碑前祭灵，日军要苗可秀跪倒墓前，宣读祭文，苗可秀忍着伤痛，昂首挺立，面对死亡大义凛然，借机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号召民众奋起斗争，围观者无不悲愤。日伪军警惊慌失措，急忙把苗可秀杀害，时年仅29岁。④

　　王振乾1927年入奉天市私立文华中学，1929年到北平文汇中学读高中。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考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参加救国救亡运动;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科科长、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政治委员兼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