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国立汉民中学的颠沛生活
来源： 桂林生活网—桂林日报 作者：蒋麟先   2017-07-29 15:28:39

复建后的汉中教室一部。(资料图片)

　　□蒋麟先

　　1944年7月，我考上了广西桂林国立汉民中学。此时，我的故乡湖南湘乡已经沦陷，我属于沦陷区学生，可以享受公费生待遇，吃住及课本所需全由国家供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读书机会，我非常珍惜。我被编在初中廿七班，共有30多名同学。

　　一

　　学校地处桂林穿山村，小东江从旁边流过，周围有群山环绕，地势开阔，环境优雅，是一个很适合读书的地方。

　　这是一所封闭型的学校，学生全部住校。学校学风严谨，校风淳朴，管理严格，严到吃饭、睡觉都禁止说话。校门设有门卫，门卫铁面无私，平日不准走出校门。不准下河洗澡，违者开除。我的两位同学因下河洗澡，被巡校门卫发现，报告学校，立马开除了学籍。当时正是遣送我们返回原籍的关键时候，没了学籍就得自费返乡，而且不再享有公费待遇。学校规定主科一门，副科两门不及格即予留级，留级取消公费。语文数学属于主科，还有农业也属主科。农业课有正规课本，有实验场地，每人开荒自种菜地，并予评分，计入农业成绩。考试纪律相当严格，我们也很自觉。有的班级可以不设监场老师，自主考试。

　　平日生活及上下课、自习按“号”令作息，早晨六点吹号起床，晚上10点就寝。即使吃饭也由值日生统一发令就餐。生活管理统由军训教官和童子军教官负责。公费生每周有4小时公益劳动，负责整修操场。即使逃难到贵州榕江，仍有半日劳动，上山伐木，运回来烧火用。我们生活学习，就像在一个军营里，过着准军事生活。我们在极为严苛的纪律管束下生活，不敢越雷池一步。

　　校长任中敏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词曲学家，敦煌学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学术成就便蜚声国内外，词曲研究著作等身，很有建树。

　　一进学校，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经久难忘。一是老校长50多岁了，一日三餐都同我们共餐，同吃糙米饭(老校长发誓“抗日不胜利，不吃白米饭”)，同食近乎白水煮青菜。老校长还同我们一起劳动，在百寿榕江亦如此。二是老校长一身正气，刚正无私。他的独子，原先也在我们学校读书，犯了校规照样开除，然后由老先生挑着行李亲自送到桂林青年中学读书。我作为一名不谙世事的小孩子，耳闻目睹这些事，从心底里生起一股敬畏之心。

　　二

　　入学刚过一个月，日寇进犯桂林，学校组织我们疏散。当时我别无选择，为了读书，只得远离父母，只身跟着学校逃难。我们迁校的第一站是百寿，离桂林100多里。从桂林到永福可通火车。疏散这么多学生，当然不能坐上座位，只能在车厢顶上挨挤。好在火车开得特慢，没有什么危险。我和一位同学不甘心坐在车厢顶上挨挤，待车开到一个小站停了以后，我们从车顶上爬了下来，钻进了另一节车厢，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谁料列车开到永福站以后，发现后面的车厢脱钩了，仍停在那个小站上。此时我们与大队伍失散了，行李也没了，感到非常茫然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我们又沿着铁路线赶回去，直到和班上的同学会合。后来听说白崇禧的母亲也坐在这列火车上，他们为了自己赶路，不顾老百姓，把后面的几节车厢给甩了。学校大队伍到永福站以后，就改步行去百寿。此时，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背着被包行军走路。学校迁到百寿以后，立即筹备复课。没有教室，我们在任校长带领下，上山伐竹子，搭建临时教室。

　　临时教室刚搭好，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敌人进犯百寿，学校只得再迁往贵州榕江。百寿距榕江800多里，全靠步行，每天须走40-50里山路。早晨吃完早饭出发，傍晚到达宿营地才吃饭。中间这段时间全饿着。我年纪小，个头小，还得背十多斤被包和图画板，真是难熬。特别是掉了队，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山路，既怕狼，又怕蛇，还怕土匪坏人，担惊受怕，流了不少眼泪。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远离父母，忍饥挨饿，独自逃难，该有多难!但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只能硬挺硬挨，追上队伍，赶到宿营地吃晚饭。队伍到达融安以后，我们与广西大学、桂林儿童保育院三校师生会合，汇成一支逃难大军，浩浩荡荡，同迁榕江。沿路上抗日救亡歌曲此起彼伏，绵延不断。歌声雄壮悲烈，慷慨激昂，震荡山谷，响彻大地。仿佛我们共赴国难，共赴战场。让人忘却饥饿，忘却疲劳，勇往直前。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彼时彼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就这样我们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行程800多里，终于到了目的地。

　　学校迁到榕江以后，立即复课。没有教室，就在露天里坐在地上，腿上架着图画板听课。吃饭也在操场，晚上就挤在租住的民房里睡觉。入冬以后，学校通过交涉，借用了榕江师范学校的礼堂和教室。上课吃饭总算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在这里生活极为艰苦。原先吃的糙米饭还比较干净。到这里饭里夹杂着沙子、石渣、玻璃渣、老鼠屎，难以下咽。即使是这样的饭食，也要抢着吃，否则吃不饱。在桂林，每个星期还能吃到肉，来这里，菜里加点黄豆就算改善伙食。因为老校长和我们吃同样的饭，又是非常时期，谁也没有怨言。冬天到了，没有棉衣，就用布条捆住上衣，再往里头塞些旧棉花御寒。洗脸没有热水，就用缸子到水井掏水，借着井水的微温洗脸。最为尴尬的是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屋里，又洗不了澡，全身长满了虱子，衣服布满了虱茧。一到下午，三五成群，找一个有太阳的背风地方，脱下衣服捉虱子。我们哪像学生，而像一群流浪儿。在这里除了忍受生活的煎熬以外，还得忍受精神的煎熬。我已经与父母失散了，他们也在逃难，生死未卜。强烈的思念和忧伤，时刻索绕心头。因此一到下午4点就去传达室等邮差，希望他能带来亲人的信息。眼巴巴地看着邮差来了又走，就是没有我的信。这时只能暗自掉泪。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等呀，盼呀，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男儿本来应该坚强，但一到“情”上就难以自制。何况我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啊!多么思念我的父母和弟妹!直到如今，我还经常做这样的梦，梦见我收到好多信，好多信。这种梦境反映了小时候那种强烈盼望亲人来信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行文到此，我仍久久地为之动情。

　　此外，还得忍受疾病的煎熬。像我这样的穷苦学生，吃着那样的伙食，还要上课劳动，身体本来已很虚弱，一旦染上疾病，就更加惨了。记得榕江遭遇山洪暴发，特大洪水袭击过后，紧接着流行瘟疫。我不幸也染上了瘟疫，终日泻肚不止。白天夜里不停地拉肚子，拉得走路迈不开步，身体严重脱水，虚弱到了极点。这时老师同学伸手帮助了我，帮我治好了病，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捡了一条命。

　　三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一个没齿不忘的日子，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流亡生活也宣告结束。学校租船把我们从榕江送回桂林，我们高唱“回去呦，回去，回到那可爱的家乡”，兴高采烈地重返桂林校园。

　　这时，我们班来了一位新老师，名叫林国珽，是我们的国文老师，兼班主任(当时称为导师)。与我们朝夕相处，关系极为密切。林国珽先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1928年就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6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曾任浙江温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38年由于党内错误的路线斗争，整个温州中心县委解散，从此先生失去组织关系，直到1986年才恢复党籍。林先生在来汉民中学任教之前，曾做过报社记者，中学老师。由于林先生这种特殊身份，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来感染熏陶我们。为了不让我们受政治污染，他甩开课本讲课。他把课本中所有反动政治色彩的课文全部删除，而大量增讲古文，甚至把《离骚》也搬上课堂。他讲郭沫若、茅盾、闻一多等左翼作家的诗歌散文。林先生在讲课之余，还讲时事，讲形势;讲国民党贪污腐败，消极抗日;讲四大家族横征暴敛，发国难财，发“劫收”财;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讲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成就;针对当时国民党的反苏宣传，他在课堂上针锋相对，一一给予揭露和驳斥。恩师的谆谆教诲，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深深打动了我们，影响了我们。我们虽然年幼，但却忧国忧民，志存高远，向往光明，向往进步。林老师在课棠上公开宣讲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班内又有训育主任的女儿听课，学校没有干预，没有受到政治迫害，最后以“分道扬镳”婉辞不再续聘。学校图书馆里订有《新华日报》，足见老校长政治开明和包容，非常难能可贵。

　　我们班很多同学在解放以前参加了地下党(我在1948年在长沙参加地下党)或地下党外围组织，解放后积极报名参军参干，报考大学。32名同学中，有将军、教授、副教授;有大学、中专、中学校长，特级教师;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教师、厂长、研究所所长，有全国劳动模范、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我们都事业有成，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颠沛流漓的流亡生活铸就了我们浓烈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这种感谢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永远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艰苦卓绝的苦难生活激发了我们奋发向上改换天地的忧患意识，我们勤奋学习，拼命奋斗就是希望改变国家的积贫积弱面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良好的师德风范和学风校风陶冶了我们的情操，我们牢记任老校长“少说话，多担当，聪明正直，至大至刚”的训导，终生以他老人家和林老师为榜样，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严肃不苟，严正做人。这种良好的教养，是我们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推动力。我们永远怀念母校——— 国立汉民中学，永远怀念我们的老校长和林国珽老师。款款深情念母校，涓涓泪水感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