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大西南 弦歌永不辍:抗战大后方中小学教育
来源：网易新闻 凤凰周刊(北京)   2017-07-29 15:46:55

　　1939年春末，中国西南群峰一隅，贵州省修文县城三里地外的龙冈山麓。这儿以前有个更响亮的名字——龙场，就是大儒王阳明谪居悟道，继而开宗立派，倡言“知行合一”的所在。龙冈虽然留下了很多先贤遗迹，统称“阳明洞”，但经过四百余年风雨侵蚀，庙宇颓圮，道路荒芜，而民风重新愚陋闭塞。不过这也使得乡人对于外来事物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比如篮球赛。

　　啦啦队已经将球场围住，左边是学生，右边是士兵，代表着赛事两方。只是二者都是剃着光头打着绑腿，身穿颜色款型差不多的制服，外人还一时难以分清。赛事的策划者刘薰宇和刘乙光并肩而立，有点忧心忡忡地望着即将入场的双方队员，颇担心赛事能不能顺利进行。

　　哨音响起，比赛开始了。不远处的王阳明祠堂右配殿中，有个人也听到了开赛哨声，他就是张学良。

　　群山中的磨砺

　　半年前，张学良被辗转软禁于此，军统少将刘乙光名为“秘书”，实则狱吏，带着宪兵八团七连警戒占据了阳明祠以及方圆三百米的所有房屋。然而，三个月后，就有四百名学生和几十名教职人员逶迤而来，比邻而居，在龙冈山脚将剩余的房屋作为校舍，再于平地搭建宿舍，平整操场。原本人迹罕至的山区因为这些士兵和学生的到来，一下子人声鼎沸，生机盎然。

　　这些是贵州省立高中的师生。1939年初，离过春节还有半个月，省城贵阳遭到日军飞机严重轰炸，省教育厅训令城内所有学校疏散至乡村山区，于是，省中子弟即搬迁到此，没想到竟然成了张学良的相邻。

　　学生和士兵都是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性格冲动，且前者认为自己是明日栋梁，后者认为自己是抗战柱石，都是傲气十足。因此两方日常相处，难免磕磕碰碰。有些学生早就听说张学良大名，有意无意地溜进阳明祠一窥究竟，被宪兵连的弟兄老实不客气地拘禁了一天一夜，经校长刘薰宇向刘乙光说情，才训斥一顿后释放。

　　事情虽然勉强解决，但刘少将和刘校长都觉得，长此以往下去，如此情绪对立总不是办法，于是考虑双方能否办一些联谊活动。一起商量以后发现，士兵和学生都喜爱一种运动，那就是篮球;而且双方都组建有实力不弱的篮球队，听名字就威风凛凛——宪兵七连的球队叫“潜龙”，士兵们体格魁梧，定能龙战于野;省立高中的球队则叫“敏锐”，学生们短小精悍，以速度和反应取胜。问题在于，组织一场比赛容易，万一赛场上发生什么冲突而蔓延至场外观众，这可怎么办?

　　事后来看是多虑了。学生和士兵都很有体育精神，既顽强拼搏又尊重对方。比赛是敏锐队赢了，潜龙队很愤愤不平，向对方约定一个月后再战，要把失去的面子从球场上夺回来。

　　就这样，双方往复较量，自然是互有胜负，而感情也是越来越融洽。此后省中学生经常举办一些文艺活动，比如演出歌舞或话剧，就经常邀请宪兵们观看。士兵也派出教官，帮助学生军训，传授必要的军事和急救知识。两年以后，张学良因病离开修文，监护他的刘乙光和宪兵队也随之而去，省中师生还非常恋恋不舍。此后形成了个惯例，省中举办什么文艺活动，修文县城的驻军都会前来观看。

　　但从此军人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之前那么融洽。究其基本原因，并不在于军风纪或学生纪律有什么恶化，而是学校校方认为，军队的存在妨碍了学生的食品供给。学生们的日子确越过越苦了。

　　这倒并非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贬值问题，而是残酷的长期战争，已经使得国家财政愈发寸步难行。抗战初期，政府就对全国师生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陈立夫与蒋介石私人关系极为密切，二人私下以叔侄相称。陈25岁就跻身国民党中枢，十余年来掌控国民党的情报、安全、组织、党务大权，而到抗战爆发，蒋氏命其转任教育部长者，正是希望陈氏能够利用其卓越的调度能力和深厚的政治威望，来为战时文教事业服务。其中可看出政府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冀望之殷，托付之重。

　　陈立夫随后部署了“贷金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国家以贷款的形式为大后方所有的大中小学生支付大部分食宿费用及全部学杂费，而这些钱学生在战争结束后两年内归还。随着战争的长期化，通货膨胀逐渐加剧，当初的这些贷金因贬值而无足轻重。于是教育部将其改成公费政策，之前的贷金无需归还，之后则由中央政府负担国立大中学的学生费用，各省县的中小学费用，由当地政府解决。

　　所以抗战初期，无论贵州省立高中还是大后方其他中学，学生的生活获得了最低保障。虽说饭菜粗粝且以蔬菜为主，但基本还能吃饱。贵州省中刚到龙冈的时候，由于当地交通不便，对外不通公路，因此农民反而有着丰富的屯粮，所以采购非常方便。而且学生伙食的资金和采购由膳食委员会管理，委员由学生们互相选举产生，故而伙食稍差点，学生们也能欣然接受。

　　但到了战争后期，非战区军队的粮秣由之前的国家统一调拨改成向驻地征收。军方的财政自然要比学校充裕，而且采购量大。当时修文县城驻军一次就囤积了半年的粮食，使得贵州省立高中只能向外县高价购买。长此以往，使得学校主事者多有怨言，这种情绪也渐渐渗透进学生心中，使得他们对于军人颇有微词。1944年的一次文艺晚会上，省高学生终于因为琐事口角，进而和当地军人打了起来，虽然事件以驻军团长道歉了事，但学生和军政当局的感情有了些裂痕。据学校老师后来回忆，在解放战争时期，修文县出现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民主运动和武装暴动，“省高毕业和肄业同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最伟大的迁徙

　　与中央大学、清华、北大、南开等著名高校有秩序地迁移不同，抗战时期中小学生，尤其是中学生由战区(沦陷区)向政府统治的大后方播迁，是无序而混乱的。一般而言，小学生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不太可能离开父母而跟随学校进入大后方，因此可以忽略不论。中学生的问题要复杂很多。有些学生随父母行止而定。比如当时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南京政府官员的子弟，他们的家长全部随政府入川，学校自然也就整体搬迁到大后方，于贵阳复课后，改称国立第十四中学。

　　但大部分学校的组织体系已经瓦解，一些学生也因为家长要求而不愿内迁，因此整体复校即不可能，只能由愿意随政府入川的师生抱团西行——这与其说是一种团体行为，不如说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其对于国家的忠诚，尤其令人感动。

　　有鉴于此，政府在战区边缘设立了大量救济、收容、整训机构。抗战刚爆发，平津沦陷，政府立即在开封和许昌设立中等学校通讯处，收容登记来自华北战区的中学师生。待战事扩大，沦陷区似乎暂时无法光复，汉口遂成为流亡中学生的接纳中心。政府还在湖南、贵州等地成立八处中小学服务团，为华南沦陷区投奔大后方的中学生提供帮助。抗战开始头两年，政府就用这种方式接纳了来自战区(沦陷区)的中学生达五万名。

　　简单的收容和整训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学生继续接受教育才是政府的根本目标。为此，教育部派遣专人奔赴西南各地寻找新的校址，既要交通还算便利，又要能够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就这样，大后方陆续建立起三十多所国立中学，以供青少年栖息学习。

　　政府还需解决的是华侨子弟的问题。抗战爆发后，某些东南亚国家的百姓认为中国必定灭亡，而掀起了排华浪潮，使得华侨的孩子不再安心于当地学习，只能回到祖国。教育部遂在云南保山和四川江津成立国立华侨中学，以吸纳华侨青少年。当然，入学审核相当严格。学生入校，需要有海外侨居地的使领馆证明和学籍证书，还需经过严格考试。

　　华侨学生一般而言比内地学生富有，因为会定时接到海外亲人接济。政府曾密令邮政储蓄部门，首先保证华侨子弟汇款的准确送达。因此华侨中学学生的生活水平为时人所羡慕。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南洋，东南亚与国内邮路断绝，音讯不通，华侨子弟沦为赤贫，所享受的待遇只能和大后方其他学生一样了。

　　当时的中学生衣食住行都是免费的。吃的是糙米，两粥一饭管饱，膳食费由学生自己管理，平时多采购蔬菜，到每个月底结账一般都有余额，就能开心地吃几天荤腥。至于住宿，好一点是土坯房，差一点是木板房，由于缺乏燃料，冬天再冷也不生火。每个学生每年发一身和军装类似的卡其布制服，据说布料来自美国，学生们就戏称为“罗斯福布”。

　　生活水平最优裕的算是国立十四中学的学生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重庆政府的公务员，因此能够定时领到些零花钱。学校饭菜吃腻了，几个同学结伴溜到街上吃一碗榨菜肉丝面，就算是享受到人间美味了。

　　要说理财，还是私立学校更精明。这些学校的董事长一般都是当地名流，人脉丰富。在每个学年之初，他们都会向各农户订购学校的全年用粮。这样既保证了粮食安全，也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危害。同样理由，学校支付教师的工资，也是一半现金一半粮食。这些好方法后来也渐渐为各国立省立中学所学习采用。

　　不过和这些普通中学的学生相比，师范生显然更幸运。早在1932年底，南京政府就颁布法令，废除综合中学，在学制上明确“普通中学、中等师范、职业中学的独立地位”。但战争爆发后，许多原本分立的中学生、中师生、职中生来不及区分就混入各国立中学。

　　但教育部马上发现，这方法不可行。中国原本就有“家有隔夜粮，不做孩子王”的说法，对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充满偏见。普通中学生毕业后，是绝不愿意以小学教师为工作的。为避免今后初级教育出现断层，政府决定恢复中等师范建制，以专门培养小学教师。为了吸引学生报考，还提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比如除了所有食宿学杂费全免外，每月还给予津贴。在具体生活上也优越于普通中学生——比如，中师生竟然每天都能够吃得上肉菜，这在抗战后期是许多大学教授都不敢想象的。

　　战争改变中国

　　战时的师范生曾做过一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报告，对象是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其中记载，1937年抗战前夕，该地镇区有户数二千六，人口近九千，而文盲率高达六成。学龄儿童中近半为失学者。与之比较的是，镇区有妓院十六家，烟馆二十四家，巫婆神汉近三十家，戏园十三家。可见，当地并不穷困，九千人的小镇能够支撑起规模较大的“第三产业”，却不愿在教育事业(尤其是初教事业)上有所投入。

　　不过，事实上，大西南教育人才的缺乏也是儿童失学率过高的一个原因。一直有种说法，那就是大西南支撑抗战，大后方拯救中国。从军事角度看或许是对的，但就政治、行政、社会、教育事业而言，结论可能恰恰相反。抗战使得大量的知识分子、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内迁成渝滇黔，使得大后方拥有之前完全难以想象的人才储备和师资力量。当然，政治改造和行政革新，是这种进步之内在的能量。

　　众多知名大学的内迁产生的毕业生，使得大后方的中学拥有了优秀而稳定的教师来源;中学生尤其是师范生毕业，也使得大西南的小学有了足够的老师。尤其是中等师范开办后，往往因为教学训练的需要，必定要在当地举办附属小学，而且还学费全免。这样，原本这些荒僻乡村的家长，当然乐于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抗战八年，大后方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从43%提升到了76%，和之前水平相比，起码有四百万儿童接受了之前他们无法接触到的初等教育。

　　原本川渝滇黔的乡绅也愿意举办家乡教育，但苦于教师缺乏，所以无法建设学校。如今大量人才涌进大西南，这完成了他们的教育梦。一般大学生临毕业之前，都会思考今后出路。但大后方由于工商业并不发达，因此工作机会不多;战时军政机构精简，也没有多少做官的机会。所以，有些头脑灵活的大学生就到各县去联络当地乡绅，请他们牵头办学做校董，自任校长，拉一批同学做老师，几个人就能撑起一家私立中学。教育部当然鼓励这种行为，甚至训令各国立中学在当地多多设立分校，以使得更多的大西南青年能够接受中等教育。

　　为避免日军的轰炸，这些新设立的国立、省立、私立中学往往设立在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这些地方的乡民，从一方面来说淳朴天真，另一方面来说也颇有点未开化的愚昧。据说浙江大学内迁贵州湄潭，经常有女大学生在湖中游泳，导致村里的老冬烘勃然大怒云云。其实这类事情几乎发生于所有内迁(新设)中学的附近。

　　比如设立于云南保山的国立华侨中学，就和当地居民闹出轩然大波。华侨女生原本就比中国女子开明，在学校当然也不惮于乡人眼光。因此袒胸露背在湖中游泳者有之，暴露四肢在单杠上翻飞者有之，这一切都使得村民瞠目结舌，或掩面拂袖。而且当时西南乡里演戏不用女角，有女性也都用男性反串。如今学生公演话剧，都是女生角色直接上场，这也让乡民觉得既新奇又不能接受。

　　但这些学校毕竟扎根农村都有六七年之久，慢慢地竟也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至少让处于中古世纪的他们感受到了现代世界的镜像。战区炮声隆隆，而在抗战将士的浴血捍卫下，大后方宛如世外桃源，八年之内，无论中小学校数量还是毕业生，都比战前翻了一倍。而之前与外界完全不通声气的群山中的村民，也开始知道新时代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