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学校西迁的悲壮故事。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9-11 11:07:37

　　上世纪三四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给中国教育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与损失，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极罕见、极野蛮的一幕。中国被迫进行了超大规模的教育西迁，各级各类教育在艰难中维持并有所发展，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顽强不息的生命力，成为人类历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涌现了很多宁折不屈的大学者，不亏为民族脊梁。为民族危亡暗影笼罩的中华民族，点亮民族教育一抹前行的希望之光。

　　教育西迁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炮击并攻占宛平城，至此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事变

　　7月12日，日军进攻天津。29日下午，日机在天津市区上空到处狂轰滥炸。有两架飞机直飞八里台南开大学上空投弹，该校秀山堂、芝琴楼及木斋图书馆顿成灰烬。30日下午，四架日机又飞临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投掷燃烧弹，各校一片火海。与此同时，日炮队还自海光寺向南开大学发射炮弹，并出动骑兵百余人，汽车数辆，满载汽油，抵南开大学射击，对未毁建筑纵火。思源堂、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

　　日机轰炸

　　一切迹象表明，对南开大学及附属中小学的轰炸射击纵火是有预谋的。投弹轰炸，再加炮击，骑兵步兵一齐上阵，摧毁未尽，继而纵火，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

　　日军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了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私立大学，固然与南开大学一直高举抗日爱国旗帜有关。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南开始终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视南开为天津抗日救亡中心，必欲彻底摧毁。其实日军之所以攻击摧毁南开的更重要的原因，恰恰因为南开是一所优秀的私立大学，是绵续中国文化、培植中国未来的教育机构。我们仅以1932年至1938年的的事例，加以佐证。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淞沪沦为战区。商务印书馆及附属东方图书馆全部被炸毁，损失图书42万余册。各类学校被炸283所。其中被轰炸纵火破坏的高等学校：国立大学有中央大学商学院、医学院、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劳动大学、交通大学。私立大学有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上海法学院、持志学院。

　　1937年8月25日，日本宪兵进入北京大学。自此，北大落入日伪之手达8年之久，红楼一度成为日宪兵队队部，中文系门口挂起"小队附属将校室"牌子，文学院院长室成为"南队长室"。1937年8月15日至26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多架飞机连续三次向中央大学投弹，图书馆、实验学校、教师住宅连遭轰炸，毁坏严重。

　　1938年4月10日，日本重型轰炸机27架轰炸长沙，向地处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投掷燃烧弹50余枚、炸弹30余枚，炸死学生、工友3人，伤40余人，校图书馆、第5学生宿舍全部炸毁，仪器设备全部损坏。

　　1938年6月8日，日军飞机飞临广州岭南大学上空，机枪扫射，继投射炮弹，学校紧急疏散学生，被迫关闭。

　　1938年8月11日，日机轰炸武汉，教会学校华中大学也未能幸免，连续遭轰击，三幢教学楼被夷为平地。死伤60余人，邻校华文中学也遭轰击，死伤四、五十人。

　　剧照

　　日军将文教机构作为摧毁目标，连中等及初等学校也不放过，以1932年"八·一三"事变的上海为例，其中比较有名的中学吴淤中学、复旦中学、爱国女中、东南体师及附中、麦伦中学、惠群女中、两江体师、市北中学、启秀女中、广东初中、粤东中学等全部被炸毁。

　　以上列举，仅各地之零星事例。

　　日方以飞机、大炮大规模毁灭中国各级教育文化机关的罪恶暴行，引起了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极大愤慨。

　　在战争初起的1937年8月6日，茅盾、郭沫若、郑伯奇、巴金、胡愈之、张天翼、陈望道、王统照、叶圣陶、夏衍、胡风等56位著名文学家致电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表示慰问，并谴责日寇罪行。

　　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巨子，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龄、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也联合发表长篇英文声明。指出：北自北平，南迄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不可胜数。又如南开大学，轰炸不足，继以焚烧，全成焦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借口。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甘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实为"世界文明史上之最大污点"。是想从文化上灭绝中华民族的根本。

　　教授胡适

　　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公愤。英国牛津大学格尔伯麦威、伦敦大学唐退、大学的170名教授，联名致电中国教育部长王世杰，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表示将竭尽全力，督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步骤，制止日本侵略。 美国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伯屈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日本在华行为，实属无耻而愚蠢。天津南开大学被毁，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良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适足以使该有名之学府万古不朽“。

　　悲惨的高等学校的西迁过程

　　近代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是伴随着西学东渐，伴随着工业文明兴起而产生的。其分布多集中于东部沿海一带。

　　据统计，1937年抗战前，中国专科以上学校共有108所，其中国立24所、公立2所、省立29所、私立53所。这些学校分布在京、津、沪、宁、江、浙、皖、赣等沿海及东部地区的有91所，占总数的84.25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节节进逼，东部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已不能进行。为谋求各级教育的安全，保存中国教育的命脉实力，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东部高校西迁问题。9月2日，教育部令沿海各公私立学校迁移至内地上课。自此，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教育大迁移自东向西展开。

　　北京的大学

　　最先动迁的是平津六校。北大蒋梦龄、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三位校长与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积极策划联合内迁。

　　从左至右：南开的张伯苓、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麟

　　经国民政府议决组成筹备委员会，教育部长王世杰担任筹委会主席，蒋梦龄、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在长沙选定校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900多人，冲破日军封锁，辗转来到长沙。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连同各地借读生300多人，共计1300多人。11月1日正式上课。

　　为适应战争形势，三校院系进行了合并调整，将地质、地理、气象合为地学系，教育、心理、哲学三系合并为教育哲学系。共设文、理、工、法商四院18系。上课只有两个多月，因南京失陷，形势日紧，日军飞机频繁袭击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再次南迁云南。

　　送军

　　学校于1938年2月20日撤离长沙，分两批转移，一路由女生及体弱者组成，由粤汉路经广州至香港，绕道越南海防，再经由滇越路进入云南抵昆明;一路则徒步自湖南经贵州赴云南，244人经73天，行程1671公里，4月28日始抵昆明。一路上栉风沐雨，吃尽了种种苦难。但师生们情绪始终饱满，共赴国难的爱国情怀紧紧将大家团结在一起。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5月正式上课。

　　西南联大旧址

　　著名教授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叶公超、吴宓、钱钟书、钱穆、陈寅恪、吴晗、汤用彤、贺麟、金岳霖、华罗庚、陈省身、吴有训、周培源、陈序经、费孝通朱敏学着等百余人随学生迁来任教。全校学生约3000人，教师350人。

　　教室是矮小拥挤的铁皮顶屋子，冬不保暖，夏不阴凉。宿舍更是寒酸，一间不大的屋子通常都是入住三四十个学生。教授们也不例外，闻一多和华罗庚两家就曾挤在一间屋子内，两家间仅仅只挂着一块布。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下，大批的人才被培养了出来，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全国乃至世界级的大家。

　　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在那八年间，太多的人吃了太多的苦，历史会记住一切，联大的存在一定会是国史上最荣耀最感动的一笔。

　　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师生转移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李燕、袁敦礼、童冠贤、陈剑修、徐朗明、胡庶华等教授随迁西安。11月25日学校开学，学生达1000余 人。因日机时来袭击，1938年西安临时大学再迁陕南城固、南郑等处，更名西北联合大学。后因故各校恢复独立，各在西北办学。

　　上海的大学

　　以联合大学名义西迁的学校还有上海地区的有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迁校分二部行动。1937年10 月，一部以复旦为主体的文、理、法、商、教育19个系科迁至江西庐山牯岭，再迁至四川重庆北碚黄角镇;二部以大夏为主体的文、法、理、工、教育13个系科迁至贵州贵阳。1938年2月二校恢复独立。

　　其中同济大学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过程最曲折的大学之一。六次迁校，跨越九省。

　　同济大学地处吴淞镇北，1937年8月28、29日连遭飞机轰炸，校舍皆遭破坏。学校被迫迁往上海公共租界地丰路上课。1937年8月28、29日连遭飞机轰炸，校舍皆遭破坏。学校被迫迁往上海公共租界地丰路上课。10月迁往浙江金华，再迁江西赣州。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学校第五次迁至云南昆明。1940年9月，第六次迁移最后到达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今属宜宾市翠屏区)，行程一万多公里，号称“同济长征”。

　　1938年，师生参加抗战救亡(金华)

　　西迁之路可谓步履蹒跚，今年已97岁高龄的同济退休教授傅信祁曾亲历那段艰难岁月。他动情地回忆起西迁的一幕幕场景。1937年，傅信祁进入同济高级职业中学就读，当时的办学地浙江金华，他刚办妥入学注册手续听了一堂课，学校便宣布迁至赣州。

　　1938年3月2日，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迁赣开课典礼(赣州)

　　从南昌到赣州段整整花了两个星期，船要驶过18个滩，终于来到赣州。随后，他又经历了学校迁至吉安、八步、昆明、李庄等地。

　　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静吾，以内迁各大学医学院师生为基础，南京军医署组建了12个重伤医院。

　　医学院教授李宣果带领章元瑾等81名师生员工，从上海来到杭州笕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杭州沦陷后，医院化整为零，组成若干医疗救护小组，沿浙赣线为受伤的战士服务，迁往浙江金华，后来又迁到吉安等地。

　　同济大学迁入四川李庄后，开办青年广播新闻社，成为当时李庄唯一的战时通讯社。

　　1944年12月，同济附中1943级从军暨留校同学临别纪念(李庄)

　　要收听电台的信息，首先要有收音机。但在当时，收音机属于非常紧缺的物资。工学院电机系学生王守觉(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自己组装了一台收音机，收听国内外电台的新闻节目，通过同济青年广播新闻社告知李庄各机构。通讯社使李庄人民得以及时了解、知晓时局。1945年8月15日，正是王守觉从广播中第一个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随即将消息传遍整个李庄。抗战结束后，同济大学回迁上海。

　　1944年12月，志愿从军师生在李庄校门合影

　　上海另外一所大学，暨南大学位于上海真如，1938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遭日机轰炸，炮火射击，校园夷为瓦砾场。学校立即迁入市内公共租界地。由于公共租界地宣布"中立"，暨大得以在这"孤 岛"内继续上课。后迁至英租界康脑脱路，直至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入租界。12月暨大师生举校南迁，由校长何炳松带领于6月迁抵福建北部偏僻的小城建阳。

　　南京的大学

　　1937年11月，中央大学西迁四川，于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新址;同年，金陵大学农学院由南京分批迁往成都华西坝华西大学。

　　中大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是我国近代农学、地学和生物学的开拓基地，老一辈的科学家如竺可桢、胡先啸、秉志、邹秉文、邹树文等均在当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西迁中携带图书、仪器、标本等物资一齐装船。从浦口出发，直到1938年11月中 旬才到达重庆。迁渝后，分别借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校址复课，另建柏溪分校、磐溪分校。医学院及附属国立牙科学校则暂借成都华西大学开学。

　　中央大学重庆沙坪坝时的校舍

　　在学校西迁过程中，农学院牧场大批良种畜禽的搬迁十分艰辛而感人。校长罗家伦临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并表示：若敌军逼近南京，这些牲畜能迁则迁，迁不出就算了，学校决不会责怪。12月初，日军已逼近南京。牧场工人不忍心看着这批良种牲畜落入敌手，他们在牧场技师王酋亭的组织带领下，决心将这批来自欧美澳洲的珍贵畜禽良种，以及农学院教学不可少的实验动物运出南京。

　　他们用学校发放的安置费雇佣民船，将牲畜运过长江，然后，徒步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后，再水运到重庆。沿途交通阻滞，雇不到运输工具，他们设法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的身上，犹如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入冬后，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人、畜均已疲惫不堪，继续前行是不可能的了。在征得学校同意后，“队伍”便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学校及时汇上费用。待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重登征程，到宜昌后，乘上学校准备好的船只驶向重庆，前后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下旬到达沙坪坝。

　　抗战八年中，畜牧兽医系和中大医学院等远离校本部，半独立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艰苦创业，为国家培养了急需的畜牧兽医人才。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开始分8批搬迁回南京。

　　浙江的大学

　　浙江大学，于1937年11月从杭州先迁天目山、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又迁广西宜山。第一次桂南战役起，再迁至贵州青岩、遵义。农学院、化学系又迁湄潭。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 里，五度迁移，跨越5省，行程2600公里。每到一地，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复课。1939年2月5日，敌机18架入侵广西宜山，在浙大校址上空投弹118枚，损失惨重。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先迁浙江诸暨、继迁至江西贵溪，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再迁湖南沅陵，最后又迁至云南禄丰。

　　其他地区大学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八·一三"淞沪战后不久，因敌机空袭无锡，学校分散到郊外的东亭、新塘桥、南方桥、方桥几处上课。上海失守后，敌军进逼苏州，在高阳、俞庆棠、秦柳方率领下先迁高淳、汉口、长沙，最后迁至桂林。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老校长唐文治，是国内知名的国学大师，此时已双目失明，毅然率师生西迁。儿媳俞庆棠在率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西迁的同时，又要照顾公公唐文治，协助国专西迁。两校随行，先后抵达桂林，一路上冒着敌机的轰炸，乘车乘船，克服疾病与疲劳，历经百般艰辛，事迹可歌可泣。

　　还有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迁至湖南沅陵。

　　厦门大学本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1937年6月教育部接管改为国立，任命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萨本栋为校长。7月25日萨本栋抵厦接任。此时厦门已处于日军侵略战火的严重威胁之下。萨本栋果断地决定将图书、仪器标本等装箱，将学校暂迁鼓浪屿，借英华中学与毓德女校校舍上课。同时派人前往地处闽西偏僻山区的长汀选勘校址。精心策划与果敢指挥，有秩序地将学校搬迁。

　　1938年1月厦门大学在长汀复课，计有学生239名，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职员83人。为适应抗战建国需要，因陋就简地增办土木系、电机系。并延聘许多著名教授来校任教。规模逐渐扩大，到1944年全校共有四院15系，在校生扩充到800余人。

　　东北大学于1923年4月26日在沈阳创立，1928年张学良兼任校长。1931年"九·一八" 事变，日军侵占沈阳，东北大学迁往北平复课，合并了逃难来京的东北交通大学、冯庸大学。"七 七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往西安改为国立。1938年再次迁至四川三台。1946年5月，迁回沈阳。

　　中山大学先迁至云南澄江，1940年再由云南迁广东，文、理、工、师范学院在石坪复课，医学院在乐昌、农学院在湘粤边境复课。

　　山东大学先迁合肥，后迁武汉，再迁四川万县、重庆，终因师生失散过多而宣布停办。

　　教会大学

　　教会所办的各类大学，在日本侵华期间亦难以避免流离迁徙之灾。

　　燕京大学是一所蜚声中外的教会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当北平许多院校相继西迁时，燕大因系美国基督教会募捐创办，得以在北平海淀继续上课，形如孤岛。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清晨，日军包围学校，宣布封闭燕大。1942年2月8日，燕大临时校董事会在重庆议决成立复校委员会，推梅贻宝主持在成都复校。并在洛阳、西安、宝鸡、衡阳、贵阳设立南下学生接待站。10月成都燕大正式开课。

　　燕京大学风采

　　西迁的教会大学还有：华中大学于1938年9月先迁至广西桂林，因日军飞机空袭，1939年5月再迁至云南喜洲复课。湘雅医学院，1938年10月先自长沙迁往贵阳。1944年日军大兵压境，再迁往重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齐鲁大学迁至成都。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至南平。 福州协和大学迁至邵武。

　　抗战时期搬迁的学校还有岭南大学迁往澳门。江西体育师范学院迁往吉安，等等。

　　战争后期，日本向西南推进，原本处于腹地的地区也遭进犯，致使已迁西南的许多学校一迁再迁，造成更大的损失。就连这些地区本不发达的地方教育也蒙受了灭顶之灾。以广西为例， 1944年秋，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以15万兵力，分三路进攻广西，使广西80余县市沦陷。全省6318个教育机构全部毁坏。在战争初期，全国各地迁移的高等学校被迫再次迁走，本省的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相继迁至贵州榕江、平越等地。中等学校也纷纷撤迁至距县城和铁路线30里以外的山区。广西省内经营几十年的教育事业，几乎毁灭殆尽，到1949年底，都未能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

　　据统计，到1939年春，由东部内迁高校已有53所，另有学校的一部分内迁的有17所，只有8所高校仍在沦陷区内办理。如北平的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天津工商学院等以及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等教会大学。

　　西迁路上

　　中等学校的西迁

　　中等学校的内迁形式有两类，一类是学校领导组织师生携带设备举校搬迁。一类是学校被迫停办，师生四散，为躲避日军奴役，流亡内地。无论哪种形式，到达内地后，一般进入专门接纳沦陷区师生的临时中学，继续教学活动。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奔向前线，参加了抗日战争。

　　中等学校内迁的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以山东省为例，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全省南下流亡的师生就达3000多人。到年底，仅到达河南许昌的山东各地中学已有50所，如济南高中、 济南一中、济南师范、益都师范等，组成山东联合中学。由于日军南进，山东联合中学被迫一再迁徙，先迁河南南阳，继迁湖北均县、郧阳，于1939年3月迁至四川。

　　广西学生军，学校关闭，唯有参军保国

　　内迁的中等学校，环境与办学条件与高等学校比，更为恶劣与艰苦。经费拮据，师生常以糙米稀饭果腹，有时只能以野菜、山芋充饥。衣服鞋袜多数是一再缝补，冬季无法御寒。由于生活水平日趋下降，营养与药品极为缺乏，终使师生健康受到损伤。疟疾、痢疾、肺结核、夜盲、疥疮等百病丛生，死伤者不乏其人，仅山东联中死亡者就有20多人。日本侵略使大片沦陷地区的中等教育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教育西迁给中国教育造成的损失与影响

　　日本侵华期间，在军事占领、经济掠夺的同时，又对教育文化事业集中摧毁，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极为罕见、极为野蛮的一幕。日本侵华给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日本侵华给中国教育资源造成巨大的破坏与损失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时，曾经指出"抗战8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人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欲达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因此之故，我国战时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是惊人。"

　　清华学生自力更生

　　1.高等教育的损失

　　战前中国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计77所，被迫停办的有17所。分别占当时高等学校的71%与15%。因敌军轰炸，校舍被盘踞、搬迁等给中国高等教育造成惨重损失。据统计，战前全国大学与专科学校有学生4万余人，教职员7000余人。到1938年，学生数降至一半，教师数减少30%，减员最多的是山东大学，人员与物资在迁移中散失殆尽，只得在重庆宣布停办。

　　西迁过程中，校产的损失也极为严重。许多学校的仪器、图书大量散落丢失。严重影响了迁移至大后方复课后的正常教学。

　　2.中等初等教育的损失

　　战前中国中等学校的数量为3264所，在校就读人数为62万人。到1937年年底，全国已有1386所中等学校被迫关闭，学生减少至38万人。

　　战前中国的初等教育已初具规模，全国的初等学校已达32万所，在校学生已达1836万人。但由于战争，到1937年底，已有10余万所初等学校毁于战火或被迫关闭。到1938年10月，初等学校己有25.7万教师、650万学生被迫离开学校。

　　(二)日本侵华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中国社会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国教育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1922年学制的颁行以及20年代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与30年代以来教育立法的起步， 使中国教育在吸收融取世界现代教育理论与积极探索本土化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教育事业开始步入了一新的发展时期。

　　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干扰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截止1937年7月之前，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本来已有较旺的发展势头。如无战争的影响，这一势头必将保持下去，各级各类学校将有可能得以均衡发展。而且，从传统体系脱胎兴起的中国教育，有可能追随当时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进一步实践中国教育现代化、本土化的探索。但是，战争破坏了这一格局。

　　1941年中央警官学校毕业

　　以教育立法为例。教育立法是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30年代初起，国民政府就将大规模的教育立法提到了议事日程，通过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及民间教育学术团体的倡导，提出方案，再经由国民政府行政会议审议通过颁行。但是，日本侵华战争，使大片国土沦陷，教育进入战时状态，教育立法的步伐明显地放慢。表现在:一是新的法规法令的制定公布骤然减少;二是己公布的法规法令因战争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如义务教育预定的分期实施计划无法落实，致使当时正在 兴起而且发展势头很好的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的事业受阻，给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以沉重 的打击。

　　由于战乱，人民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朝不保夕，至使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失学，教师队伍萎 缩，教育事业发展得不到可靠的经费保障。1940年以后，因大后方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高校岁 出经费表面数字渐次增高，但实际购买力却空前降低，使高校经济之拮据更甚于前。

　　再如，由于战争环境，干扰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根据《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学科 设置与科研方向强调了为"国防与生产之急需"服务。加强了实用知识，而放低了对基础理论与 系统知识的要求。从而对中国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三)日本侵华，不能彻底摧垮中国的教育事业。相反，激起了中国教育界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而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教育的积极应变。

　　国民政府根据"抗战建国"的国策，确定了"战时当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对各级学校提出了应变措施，进行了相应的改进。

　　初等教育方面，实施国民教育制度。为谋抗战与建国齐头并进，继续举办义务教育。增强抗战力量，促进地方自治，推行儿童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一的新的国民教育制度， 将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

　　抗战中的学校学堂

　　中等教育方面，创设国立中学，以解决战区流亡的中等学校学生就学。1938年12月起，实 行了中学分区制，令各省划分为若干学区，每区内设一所初高级完全中学(或联合中学) ，对公私立中学作适当配置。1939年起，推行中学一贯制，严格掌握入学标准，提高学科程度，各科平均发展。

　　高等教育方面，调整了实施目标、系科及课程、教材，实行三育并进，文武合一，政治目的与 教育目的一致，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抗战之需要。学校训练，力求切合国防需要，兼顾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注重学理研究与实际需要。

　　在民族危急的困境中，中国的民族教育体系反而进一步形成，到战争结束时，与战前相比，各级各类教育在艰难地维持中并有所发展。到1945年时，全国(国民党统辖区)国民学 校及小学共有269，937所。全国中等学校发展到3727所。全国专科以上的学校，发展为141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大力发展了一种完全崭新的教育事业，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教育体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抗日军政大学

　　陕北公学

　　还有一点是日本侵略者所始料不及的。抗战期间，大量高等、中等教育机构(包括部分工业)流向西部、西南部;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时期内聚集在这里，形成了抗战时期内地的文化中心。先进的科学技术、新思想与丰厚的人文精神，高速度、高强度地猛烈地震撼着这片一向被人们冷落的文化荒漠，为这片土地的觉醒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动力，增强了这里的文化底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国被迫进行大规模的教育迁移，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其间的教训，人们应当永志不忘。

　　借此献给那个年代的老师们!

　　文献：宋恩荣《抗战时期的教育西迁》、《百科》、《中华民国教育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