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东北中学
来源：炎黄春秋网　作者：沈智群   2017-10-22 11:03:48

　　2011年盛夏时节，我来到了位于北京西单皮库胡同内的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寻找一段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80多年前，1931年至1935年间，这里曾是张学良创办的东北中学旧址。站在校门口，望着院内的苍松翠柏，我的眼前浮现出一队队身着灰色旧军衣的东北军身影，耳边响起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伴着歌声，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如潮水般在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

　　一

　　我的父亲沈流(原名沈贵枢)，1917年生于奉天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原籍是奉天省辽阳县。幼年时曾随母亲在安东、凤凰城、奉天等地生活。那时我的祖父在安东做木材生意，生意很兴隆。后因与祖父闹别扭，祖母带领两个子女迁居至奉天市，在小津桥一带开了一家成衣铺，以做成衣和零活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1925年郭松龄反奉，奉天城内人心惶惶，枪炮声不断，张作霖的大帅府昼夜用汽车转运财物，疏散家眷，黎民百姓也纷纷四处逃散。在辽阳老家的曾祖父得知这一消息，派人把父亲母子三人接回原籍。父亲的堂叔和一位哥哥，当时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均留在了大帅府任职，堂叔在张学良侍卫副官长谭海手下任职，哥哥在大帅府卫队长刘多荃手下任排长。从他们的口中，父亲了解到有关张氏父子及东北军的一些内幕和逸闻，这一切给童年的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1年，父亲14岁高小毕业，这一年秋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沈阳城被日军占领，而后日寇的军队又继续向南、北推移，短短时间里，辽、吉、黑东北三省3千万人口、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部分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指示，于9月22日炮制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该方案规定：“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并规定，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在这个策略下，整个东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十分困苦。面对眼前的一切，在辽阳老家高小毕业的父亲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想逃到关内谋生。

　　二

　　父亲的堂叔沈祖昌此时正在张学良身边任少校侍卫副官。九一八事变前，他随东北军来到北平，目睹了逃往关内的东北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悲惨命运，也看到了此刻主政东北的张学良的两难境遇。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即致电张学良：“北平张副司令勋鉴：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对此，时任南京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的张学良不得不把蒋介石给他的“命令”转告给东北军政要员，指示他们遵照执行。当时的北平街头到处是从关外逃来的难民，其中还有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的青年学生，这些人背井离乡，露宿街头。为了安顿这些无依无靠的父老乡亲，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车向忱、王化一等人，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济难民。为解决东北青年学生的学业和生计问题，“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当即商请张学良，决定在难民收容所成立东北学院，安置一批流亡学生求学，并接受抗日骨干力量的培训。1931年10月18日，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下，东北学院正式宣告成立。父亲依托堂叔在张学良身边做副官的关系，来到北平，考入了东北中学。据当时东北中学代校长王化一的日记所载：“昨晚张副司令发手谕，命办理东北学院中学部事宜。地址在皮库胡同习艺所。”(《王化一日记》，1931年12月12日)

　　东北学院建立初期，包括大学部和中学部。1932年初，东北大学和冯庸大学在北平另觅校址复校，余下的部分改称东北中学。学校的同学们都是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的热血青年，有许多父兄还是在东北军服役的军人，对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关东大地上的事件有切肤之痛。当时整个东北军和少帅张学良一样，对在国家危难之际，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怀着极大的愤恨和深深的愧疚。张学良更是把东北中学当成培养抗日武装力量的学校，对其寄以厚望，给予大力支援。东北中学的教学课程与一般中学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规范的军事训练。全校按年级编为中队、分队、班，每日作息以军号为令。学生的着装都是东北军清一色的灰军装，戴大沿帽，扎皮带，打绑腿，男生剃光头，女生剪短发。为了增强同学们的体质，每天早晨起床后集合跑步，从皮库胡同跑到北海公园再返回，一年四季坚持不断。学校聘请了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校尉级军官担任军事教官训练学生。每日上午是文化课，下午为军事课，学科课程以《步兵操典》《射击教程》《阵中勤务》等为教材，实际训练到野外演习，持枪练习。张学良先后发给东北中学军训用的七九步枪600余支，重机枪6挺，轻机枪11挺，手枪若干支，子弹10余万发。学生每人配有步枪1支，平时入库。为了给家乡培养有用的人材，实现抗日复土的宏伟理想，张学良是绞尽了脑汁。

　　1933年早春3月的一天，东北中学全体同学正在课间活动，忽然一阵清脆的集合哨声响起，同学们立即在操场上列队成行，正在大家疑惑之时，代校长王化一出现在同学们的面前，他精神抖擞似有什么喜事，朝全体同学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一些，然后说：“今天我带你们去拜见校长张汉卿先生，汉卿先生亲手筹建了这所学校，非常关心全校师生们，他时刻惦念着东北的父老兄弟姐妹。汉卿先生向我说，他想见见大家，顺便讲几句话。现在他在公馆等候，我们立刻出发前去。走在大街上要列队整齐，表现出我校良好的军事素质，到公馆要保持安静，聚精会神地聆听汉卿先生训话。”他的话音刚落，操场上的同学们立刻变得活跃起来。接着，全体同学列成行军队形，从皮库胡同出发，向顺承郡王府走去。张学良居住的顺承郡王府，是奉军入关时他父亲张作霖从末代顺承郡王手中买下来的，而后变成了张氏父子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场所。同学们走了近一个小时后到达这里，在公馆前，队伍排成了一个“凹”字形，紧紧围住了台基，大门里面立着一个写有“紫气东来”的大影壁。不一会儿，王化一陪同一位年轻人走了出来，他就是校长张学良。张学良中等身材，身穿黄呢子军服，头戴军帽，没扎武装带，他面容清瘦，表情严肃忧郁，眉头紧蹙，走上台阶，向同学们招手致意，大家热烈鼓掌，然后他说：“同学们辛苦了!”这时全体同学由稍息自动转为立正，静听校长张学良训话。“你们从咱们的故乡东北来到北平，经过了千辛万苦，由于条件限制，我没有能够把你们安排得很好，总觉得有愧于你们和东北的乡亲。好在你们有一个安身之处，有了一个凑合的学习环境，还请了老师，练兵习武，以备有朝一日报效祖国，打回老家去!”他讲话虽然声音不高，但富于感情，豪爽干脆。接着他用很重的奉天口音骂道：“日本鬼子欺负我们，现在同学们有家归不得，我们都有国仇家恨啊!”从他的语气和表情中，明显看得出他具有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决心。张学良训话大约有15分钟就结束了，往回走的路上，代校长王化一和全体老师同学们心情都十分沉重，事后也没组织讨论。

　　学校还经常邀请东北的抗日名将和爱国人士王以哲、何柱国、马占山、高崇民、阎宝航来学校讲演，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增长本领，准备抵抗日寇，收复东北失地。这一切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东北中学的同学们集国仇家恨于一身，抱着抗日复土的悲愤心情努力学习。每月的18日，全校师生举行“国耻纪念日”，口饮黄连水，听警钟长鸣，全体同学在操场上振臂高呼“不忘国耻!”“坚决打回老家去!”课余，父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高喊“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口号，揭露国民政府不抵抗的投降政策，这一切爱国的活动引起了北平政府当局的不满。

　　当时，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团长是蒋孝先，其人反动透顶，他管辖下的宪兵三团不盯着日本人的违法行为，却专门盯着东北军和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抗日活动，一些进步的东北爱国人士恨透了他，东北中学的同学们对他更是恨之入骨。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明》，这份声明将中国看成是日本独占的“保护国”，4月26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又重申：“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这更加露骨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欲独霸中国的野心。这个消息一传出，东北中学的爱国师生们，连夜在学校大操场的墙壁上书写标语，痛斥国民政府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坚决要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坚决不承认伪“满洲国”，一定要打回老家去，驱逐日寇，收复东北的大好河山。同学们的爱国正义行为，引起了北平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几天以后，宪兵三团派来大批警察、宪兵、特务，把东北中学团团围住，他们闯入学生宿舍、教室进行大肆清剿、查抄，翻看是否有进步的书刊和文件，企图搜查出东北中学“赤化”的证据。当时，东北中学的共产党员很少且活动非常隐蔽，这样大搜捕进行了两天，也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他们只好悻悻而归。他们走后，同学们才发现，几位同学失踪了。通过这次宪兵三团对东北中学的大搜查，广大进步同学明白了：要抗日救亡就要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斗争到底，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要准备艰苦奋斗，要具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规定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离开平津，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中学和东北军不得不离开北平，在张学良的关照下，东北中学来到了位于鄂豫交界的鸡公山上。

　　三

　　1935年7月，东北中学来到河南信阳鸡公山，以靳家大楼及附近的一片洋房作为东中的教室和宿舍(靳家大楼又称“颐庐”，主人靳云鹗为北洋陆军十四师师长)。鸡公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但是，泻红涧的桃花流水掩不住父辈们的愁绪，报晓峰的晨雾暮霭遮不住父辈们的国恨家仇，个人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民族向何处去，是时刻萦绕在他们心中的疑问。东北中学的一位同学于绳武甚至为此冒着生命危险，在地势险峻的报晓峰山崖上刻上了“LONG LIVE CHINA”(中国万岁)几个英文大字。

　　这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消息传到鸡公山的东北中学，爱国师生十分振奋，同学们组织起来积极响应北平学联的爱国行动，更加勇敢地与学校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36年2月19日，东北中学的同学们掀起了大规模学潮。当时山上大雪，同学们衣着单薄，几百名学生冒着凛冽的寒风浩浩荡荡走出武胜关，准备沿平汉铁路到武昌去请愿示威。行至肖家港时，武汉的教育部当局知道后，唯恐事态扩大，派人员赶到劝说，一方面迫于张学良的威望，另一方面又害怕武汉的学生也起来响应，最后答应了学生们的合理要求，这一次东北中学的学潮终于取得了胜利。

　　从此，东北中学正式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们有权管理自己，抗日救亡活动也得到一定的支持。这年8月，在东北大学学生会和民先队的帮助下，东北中学程式兰、李剑白等负责成立了“民先队”。9月份我的父亲由吕伟功、李国贤等同学介绍加入了“民先队”，从此更加坚定地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父亲和“民先队”同学一起到农村城镇宣传、讲演，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写标语印传单，所到之处，都回响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华北失地!”等口号，大唱抗日救国歌曲。东北中学同学们的歌声和口号唤醒了众多人士的爱国激情，使其走上前线英勇杀敌。当百灵庙战役大捷的消息传来，东北中学全体同学倍受鼓舞，缩减伙食，捐献数百元至北平学联，请代慰问英勇的抗日将士。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后被蒋介石扣押。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平素一向仇视东北进步人士和学生，曾叫嚣：“东北中学是共产党在河南的大本营。”几次欲对东中下手，因张学良的庇护而不敢贸然行动。这次见机会来了，马上电令鸡公山下国民党驻军29师，立即“搜捕东北中学，将该校师生押解出山海关”，并派人深夜到校，勒令当时东北中学代校长孙一民下山去师部，出示电令，强迫他即刻照办。孙校长看后当即质问：“东中师生均不甘日寇侵凌，立志出关，图谋光复，今要押送回虎口，是何道理?”他们一时语塞。第二天孙校长去武汉找到国民党驻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何与张学良私人关系不错，张曾托其就近照顾东北中学)向其说明情况。何说：“刘主任电令押解东中师生出山海关，似不可，但枪支必须交出代管。”刘峙还不甘心，1937年春节，从除夕到元旦，他又派清剿总队一营，上山包围东中，持手中黑名单向学校索人，孙校长义正词严：“这是学校，前次派兵来校缴械，师生大半离去，你们要搜捕，只有逮我去。”当时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周天放(东北人)趁此机会欲派员强行改造东北中学，孙校长同校董杜重远、阎宝航、王卓然找到国民党教育部，教育部长王世杰竟借口推诿说：“这是你们东北问题，我权不及此。”1938年4月，东北中学被迫改成国立，由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一位无党派的留日博士、著名地质学家马廷英(1945年后去台湾，任台湾大学地质系主任)任校长。这时日寇的铁蹄已跨过黄河，继续向南推进，5月，徐州失守，武汉告急，中国的半壁江山沦陷了!东北中学奉教育部的命令南迁至湖南邵阳桃花坪(现隆回县)。

　　四

　　东北中学在桃花坪仅待了半年，便向西迁移，同学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经过湖南、贵州，越过了娄山关，最后到达四川重庆，然后沿长江逆流而上，终于到达自贡市。至1938年6月，从鸡公山出发，东北中学的全体师生跨越了鄂、湘、黔、川四省，行程近2500里，用了1年多时间，历尽千辛万难，生死考验，于1939年7月到达此行终点四川威远县静宁寺，这里成为东北中学第四个家。一路上东北中学的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在党的领导下，没有停止战斗，沿途他们写标语、办墙报，组织宣传队演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给沿途百姓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许多年以后，他们经过的地方，提起东北中学师生来，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学校来到静宁寺后，国民党三青团和CC分子等人掌握了学校大权，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一大批进步学生只得离开学校，纷纷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1941年10月，教育部当局宣布将这所学校解散。

　　东北中学成立以来，为国家为社会造就了大批人才。在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场，都留下了东中同学们的英勇足迹：从驼峰航线到淞沪会战，从中国革命的心脏延安到黎明前的辽沈战场，从太行山上到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义勇军，都留下了东中同学们年轻的风采，为了驱逐日寇和捍卫祖国的锦绣河山，他们献出了青春年华甚至热血生命……

　　请允许笔者以崇敬之情写下他们其中几位的名字：

　　阎海文：1937年牺牲于“淞沪会战”空战。

　　高本荣(高福源长子)：1944年牺牲于驼峰航线。

　　谢东屏：1945年任辽阳县县长，率领辽阳地区人民为建立人民政权英勇斗争。1947年1月7日深夜，在辽阳县塔子岭乡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许多领导岗位上都活跃着东北中学学生的身影。

　　东北作家群的作家高兰、石光、李曼霖，著名音乐家阎述诗等都曾在东中任教。

　　五

　　2000年的春天，原东北中学学生、当时已经退休的辽宁省侨办副主任白晶泉，在耄耋之年来到了美国—她内心深处有一个非常迫切的愿望，就是想拜见一下分别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校长张学良。3月19日在夏威夷，这个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曾在其著作《傲雪白梅》深情地回忆道：“他不像我想象中的百岁老人，老态龙钟的样子，而是满面红光，脸上皱纹也不多。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尤其是头脑清楚，语言流利，而且谈笑风生……我握着他热乎乎的手对他说，石光(张佑彦)就是张东之，30年代在您担任东北大学校长时，他是东大篮球队队员，主力中锋。您为他们从日本球赛全胜而归，还特意设宴招待他们。石光在校时备受您的关爱。九一八事变后，您嘱咐东北学子勿忘国耻，坚决抗日，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石光一直铭记在心……他两手握着我的手，听到我是石光的爱人时，手又紧握了两下，面上有些动情……我大声地说：‘东北人都想念您，您想不想回东北!’张学良笑着说：‘东北是我的故乡，我怎么不想回东北呢?’我是将军创办的东北中学的学生。我作为一位80岁的人能和身在异国他乡百岁的老校长晤面，怎能不心潮激荡呢?这将成为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这肺腑之言道出了东北中学全体师生的共同心声。

　　张学良创办的东北中学，虽然只生存了10年，却四次迁移，这10年也是师生们一段艰辛的流亡奋斗史。全体师生在日寇侵犯、中华民族陷于危亡之际，没有辜负老校长张学良和东北三千万父老的期望，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共和国的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