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职干部教育及启示
来源：全刊杂志赏析网　作者：吴盈民   2017-10-25 14:31:30

　　吴盈民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上海 200433)

　　[摘 要] 通过深入学习抗日战争历史资料,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的迫切性。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职干部教育的成功经验,剖析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职干部教育的历史局限,对有效改善新时期军队在职干部教育工作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在职干部教育 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和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1]P717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在这一时期,我党在在职干部教育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好的经验做法,对当前乃至今后军队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抗日战争时期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的迫切性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是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很早就提出的重要战略问题。而抗日战争时期,“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P256。

　　1.加强在职干部教育是适应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需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批干部牺牲,抗战爆发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不断开拓、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形势要求我们培养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充实到革命第一线去。为此,党在1938年9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地使用、教育和爱护这此干部。……大量设立培养各级干部的学校,训练班等。”[2]P2-3之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强调:“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3]P33-34

　　2.加强在职干部教育是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的需要。从1927年到1937年期间,我党曾发生过“左”和右的偏向,例如,“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4]P130“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5]P83等,其中以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最为严重。抗战爆发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虽已不占主导地位,但仍然影响着党内干部队伍。因此,在1941年3月至1942年2月期间,毛泽东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多篇文章,反复强调“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6]P845,这就需要对广大在职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并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彻底克服各种错误倾向。

　　3.加强在职干部教育是提高新老干部理论素养和文化程度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干部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经过长征和土地革命锻炼的老干部;一部分是在建立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新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这些干部阶级觉悟很高,但整体素质与当时的新形势和时代要求存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老干部文化水平偏低,甚至还存在着不少的文盲和半文盲;新干部缺乏实际斗争经验,革命理想、革命理论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我党政策与方针的宣传、理解和贯彻。因此,“应特别注意党内老干部的重新教育与新干部的培养,加倍努力扩大与巩固自己的队伍,到处建立起共产党严肃的与坚固的堡垒”[7]P199-200。

　　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职干部教育的成功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为抗日战争及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其成功的做法在中共干部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

　　1.领导重视是首要前提。党从一开始就对在职干部教育非常重视。中央书记处、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等中央领导机关多次发出关于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决定和文件,仅在1940—1942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就达14次之多,在职干部教育真正成为了全党的中心任务之一;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在职干部教育。1939年5月20日,中央机关召开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提出“挤”和“钻”的方法参加教育。张闻天则强调在职干部参加教育需有持久性和恒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兼任干部学校的领导职务并亲自到中央党校、抗大等学校上课。例如,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并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教材;陈毅兼任抗大五分校的校长、政委,并亲自给干部学员讲授关于统一战线政策课程等。这些做法,极大地鼓舞了干部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干部的学习质量,推动了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蓬勃开展。

　　2.内容明确是重要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都围绕着“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中心任务和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目标来选择。具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涉及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业务教育、文化教育五个方面,并规定了相应的课程。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包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军队干部中还开设有军事学习课。这五项内容的时间分配及各类课程的分配,由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负责调配安排,还制订有严格的教学计划,各地各部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来安排及分配各种教育的比例。这种针对广大干部实际安排教育内容的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吸引力和针对性。

　　3.形式灵活是关键因素。基于战争环境没有大块时间集中教育的特点,中共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有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学习,各种各样的速成班、训练班,开会的形式教育干部,等等。这种不拘形式地对在职干部进行教育,效果很好。同时,由于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中共对干部教育的要求也多样:对文化水平高、经验丰富的高级干部,要求他们钻研马列原著,把握精髓,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打破教条主义束缚,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对文化水平低但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则要求他们补习文化课,学习中央文件,理解中央精神;对于文化水平高但经验欠缺的青年学生,要求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

　　4.严格监督是重要保障。抗战时期,为了督促干部学习,中央有计划地对干部教育实施了检查。以延安为例,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检查;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由各主管机关分别领导进行;负责领导干部教育工作的各支部干事会则每个月检查一次。每次检查后,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办法,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由中央宣传部做总结,这极大地促进了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改进。为了确保检查的规范化,还制订了一系列检查制度。例如,边区政府规定:“各级政府派人巡视与帮助下级工作时,应以检查所到地区在职干部学习为其主要任务之一。……教厅派往各县之督学,有检查与帮助所在地区在职干部学习之权力与义务,并每两月向教厅具报一次。教厅派往各县视察之督学,亦应视察其所在地区之在职干部学习。”[8]P177此外,各级领导机关还把干部学习的好坏作为衡量干部的一个标准,作为提拔和奖惩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严格检查监督的做法为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抗战时期在职干部教育的历史局限

　　抗战时期在职干部的教育经验虽然丰富,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对干部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和延误。

　　1.对“丙类干部”的教育效果较差。“丙类干部”是指“工农出身的,没有看书能力的,担任事务工作的干部”[8]P23。丙类干部以学习文化课和党的建设为主,通过教育,虽然他们的文化、政治水平和工作效率有了提高,并克服了一些不安心工作的现象。但是进步的速度比甲、乙两类干部要慢,并且学习成绩也比较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干部教育部做了很大的努力,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是,由于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客观因素难以解决(例如:“丙类干部”“常常到了上课时间,还不能来齐上课,甚至延迟到一个小时左右还不能来齐的也有”[9]。),致使“丙类干部”的教育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与目的。

　　2.教条主义未能彻底清除。教条主义在抗战时期的在职干部教育中被称为“干部教育中的主要敌人”。李维汉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一文就指出:“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理论从实际分离,理论被抽象化,被当作教条,实际被轻视,被推到不关痛痒的地位。”[10]“它差不多浸透了教育方针,教育计划,教学方法,教育材料以及教育领导等各方面。”[10]抗日战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学用脱节、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在教育实践中存在教条主义等三个方面,给教育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正如1942年3月中宣部在检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时指出的那样:“理论与现实的分离,学与用的不联系,搬用教条公式,其结果就造成空谈抽象理论,越学越不安心工作。”[11]

　　3.对教育和学习不够重视。抗战时期,教育领导机关对在职干部学习重视不够和在职干部轻视学习是影响在职干部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1942年初,中宣部检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是就指出:“(一)过去教育方针与目的不明确,只提出了在职干部应受教育,但如何去教育,受怎样的教育,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则考虑与研究不够……(二)领导教育的机关,领导与研究不具体不深入。(三)不懂得所谓‘业务学习’。……(四)领导教育的机关对文化教育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了解到党内许多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足,怎样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不懂得不提高文化不能好好的学习马列主义。”[10]这在当时给在职干部教育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还有一些在职干部不仅轻视学习,甚至拒绝学习。《解放日报》发表的《他们是怎样学习的?》一文中就指出“干部的学习是游击式的,害着寒热病,许多干部把学习看成一种负担,是最大的苦事,宁可自己不避劳苦下乡跑几十公里去做动员工作,却不愿意上一次课”[12],并进一步指出了干部教育执行中的缺点和困难,“大多数的学习情绪虽高,但轻视学习,敷衍应付者,亦颇不乏人,这种人在形式上虽按时到课,但回去后,不复习笔记,也不看报,无自动学习习惯”[12]。

　　四、抗战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对开展好当前军队在职干部教育的启示

　　抗战时期,中共在职干部教育的成功经验对现阶段的军队在职干部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1.抓好军队在职干部教育,要在科学安排内容、灵活教育形式上狠下功夫。抗战时期在职干部教育过程中,中共在准确掌握干部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实施了“按需施教”,对提高在职干部教育的实效性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当前军队在职干部教育,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握干部的教育培训需求,分级分类地开展教育培训。具体讲,就是要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干部的需求,按照“缺什么就补什么,干什么就训什么”的思路,设置不同的教育培训内容,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注意多采用在职干部喜闻乐见的一些教育形式,如“运用民主讨论、平等交流、思想互助”等方法,引导干部在相互学习、相互启迪中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要开展讨论式教学,课堂不设授课人,由干部自主发言讨论,让大家在相互交流中提高思想认识;要开展答问式教学,授课人概要讲述教育主题后,让受训干部针对教育主题提问,授课人根据受训干部提问随机确定讲授内容,通过多种形式让干部全身心融入到教学中来,切实增强在职干部教育的感染力。

　　2.抓好军队在职干部教育,要在建强教员队伍、提高教员素质上下功夫。教育要搞好,必须要有一支素质优良的教员队伍。否则,再好的理论、再好的思想,也落不到底、实不下去。抗日战争时期,在职干部教育能取得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毛泽东、陈毅等领导同志不仅高度重视,严密组织,还亲自授课辅导,保证了教员队伍的高素质。因此,当前军队在职干部教育,要在着力提高教员施教水平上下功夫。具体讲:要采取以会代训、教学观摩、难题会诊等方法,搞好教员的经常性培训;要着力强化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引导教员守好主阵地、种好责任田,真正把教育人、塑造人作为分内之责,发自内心地热爱教育、钻研教育、抓好教育,当好在职干部扣好人生扣子、走好军旅生涯的领路人;要采取以老带新、以强带弱、领导带部属等办法,狠抓岗位实践锻炼和经常性帮带,持续开展等级评定、比武竞赛等活动,激励广大教员努力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成为行家里手。

　　3.抓好军队在职干部教育,要在加强检查监督、严格教育考评上下功夫。加强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监督与检查,是督促在职干部学习,提高教育效果的又一条重要途径。抗战时期在职干部教育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督导检查制度,定期进行检查,及时总结教训,提出改进办法。因此,现阶段抓后军队在职干部教育,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抓好教育的考评规范。一要按照“评教结合、以评促教”的思路,完善好教学质量评估制度,从教学的准备阶段开始,经过选定课题,配备师资,课堂教学情况反馈,直至改进措施的制订与落实等全过程进行评估。二要按照“定量与定性同步评、上级与群众并行评、过程与结果双重评”的思路,完善培训效果评估制度,从遵守培训纪律、是否掌握理论要点,是否自觉进行党性锻炼、能力锻炼等各方面对在职干部的培训效果进行评估。三要按照“赏罚分明、有奖有罚”的思路,完善好公正严厉的奖惩制度,对评估出的优秀教员、学员,实行通报表彰,授予“优秀教员、学员”称号,给予物质奖励,同时作为评优、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对评估出比较差的教员或学员,视情给予劝诫、对其工作进行调整或做降级、免职处理等,以激发教员和在职干部的潜能,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3]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王明言论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盖军.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简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G].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85.

　　[8]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G].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9]《共产党人》[J].第5期,1940-4-25.

　　[10]《解放日报》[N].1942-3-16.

　　[11]《解放日报》[N].1942-2-21.

　　[12]《解放日报》[N].194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