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白田头弥漫的硝烟已消散在历史的天空,在那个空袭警报声长鸣的年代,民族危亡系于一旦,世界文明饱受法西斯的战火蹂躏,正义与和平的呐喊激醒国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无数生命为保家卫国就此消逝在山河之间。即便如此,民族教育冒着炮火,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教育,是那个国土沦丧年代里幸存的希望之光。抗战的年月里,雅礼在迁徙中力寻一隅,坚守教育强国的理想。翻开矞矞皇皇的雅礼史册,那一段年月,留下的不仅是在艰苦卓绝,还有长存于后世的雅礼精神。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雅礼公众号推出「罹难徙沅·抗战烽火中的雅礼」与「为国养器·抗战烽火中的雅礼人」 两期特刊,以激励雅礼后来者们在和平年代及时奋发精神,好担当宇宙。
1938年,文夕大火
烽烟骤起筹办沅陵分校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不久武汉吃紧,长沙也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雅礼中学为了做好转移的准备,于1937年就派了王光鼎和谭安琪两位老师到沅陵筹办雅礼沅陵分校。王、谭两位到沅陵后不久,便向当地遵道会借到了三栋质量很好的房屋,作为分校,并立即筹划开办。寒假期间先后举办了两次招生考试,由于采取宁缺毋滥的方针,两次一共才录取了十来个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寒假一过,1938年春天分校便如其开学了。当时的分校仅设有两个班,课程方面文科由王光鼎老师负责讲课,理科则由谭安琪老师负责讲课,英文课是从遵道会请来的富兰克夫人(Mrs.Frank)担任。
战事吃紧全校迁往沅陵
由于前线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失利,长沙处境日益紧张。1938年暑假,学校便作全校迁往沅陵的计划,又派盛群铎老师先行支沅陵搭建木质校舍。到下学期开学时,学校奉命紧急疏散,全校随即全部迁到沅陵。由于先有了分校这个基础,搬迁工作得到了很大便利,师生们在新环境中很快就都安定下来。学校刚迁沅陵时,木屋尚未竣工,于是,便借用交通银行白田头行署房屋开办初中部,由谭安琪老师负责,教职员和家属也大都住在那里。
从长沙迁往沅陵的途中
特殊的自行车队
“迁往沅陵"只有4个字,说一说容易,真迁起来可就复杂了。尽管省政府特殊照顾,拨给了迁校费,Dr Dwight Rugh和Burton Rogers学士二人,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领着一支自行车队率先上路。想想从长沙一直骑车骑到沅陵,600多里路,该是多么艰难的行程呀。五天当中,四天还比较平坦,第五天可是全在陡坡峻岭之中盘旋上下哩。每到一处都尽量找教会联系餐宿。第四天,住在一个小山城的破客栈里。俞道存博士的自行车轴坏了,他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尽了,他真没想到除了“蜀道难”,还有个“湘道难”,他可是把苦都吃尽了。他们终于平安抵达沅陵。另外一支小分队也没好到哪里去。那是中国银行的一辆中型车顺道将他们带往沅陵的。领队的是何家声老师。行李多得堆起好高,坡又多,弯又急,车子就那样晃来晃去,时刻都有出事的危险。老师们提着心,吊着胆,连晚间住店睡觉,在梦里都还在给那一晃一晃的车吓得惊叫起来。这一趟车坐的真是太不舒服了,可偏偏小不点们“其乐无穷”,每次停车休息,伸伸腿脚,下来走走,那舒适劲儿倒把那不好受的滋味冲光了。
沅陵高中学生躲避空袭
艰苦卓绝自力更生
战时的雅礼是无法讲什么物质条件的。那种因陋就简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和孩子们一同到达沅陵的学士Edward Gulick还以为在长沙看得很多的那种放编炮庆节日,迎客人的场面会突然出现,谁知战时这些都早已免了。唯一的一个厨工邵师傅忙他的活儿去了,传达室的钟友富师傅也抽身不出。免了就免了吧,到家了,还要别人迎接吗?大家伙望着挑水的苦力从河下一根扁担两只桶把水给一担一担地打石级码头挑上来,谁还敢糟踏一滴水呀。
教室,寝室小还在其次,学校办公室也小到了最大限度,特别是雅礼协会的办公室,小到还不及2平方米,还是俞道存博士亲自动手搭建的,他在那小小的天地里处理公务倒也心安理得。谁也不会去查考中国教育史上一个负责办学协会的办公室是否还有比这更小的了。
战争就是这样塑造着雅礼人和年青的一代。没有了电,没有了自来水,没有了交通便利,邮信也处于隔绝状态,广州一失守,情况就更加严重。学士们(1938年)10月17日收到一扎家信还是9月上旬写的。以后又是一连几个月音信全无。孩子们似乎也安于这种隔绝了。远离大城市,走出省会,见不到父母,安逸舒适压根儿不谈,交通闭塞,文化娱乐也太稀罕,这一切都不在话下。
闲时也只能到后山的一座古庙去溜达溜达,那是大诗人王安石的神像。东北将军张学良也曾在这庙里拘禁过一些岁月。在冥冥中,这两位古今名人似乎是在呼唤着后世人的良知。无怪乎这一群在艰难困苦中成长的青少年,一个个都较早地成熟,少年老成。他们不愿意在敌人的铁蹄下苟且偷生,所以,选择了以校为家,与学校相依为命。他们的家长也完全信赖学校,放心大胆地把孩子托付给雅礼。
雅礼学生在户外上课
烽火中的朗朗书声
沅陵雅礼中学的校舍是竹条、木板、稻草搭起来的简易平房,教师的课桌是几根长条钉起的支架,宿舍是二层大通铺,十分拥挤,吃的是素菜淡饭,每周能“打一次牙祭”(增添一碗肉菜)。尽管如此艰苦,在老师们的激励和教导下,学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读书的热情反而更加的强烈。
学校的课外活动组织有学生自治会、冰社剧团、雅礼歌咏队、雅礼周报社等,经常主办各类活动,特别是足球赛、横渡沅江、抗日救亡歌曲赛、海报艺术字比赛、英语对话、圣诞节天使报信等。初中生还放风筝、斗蟋蟀、河滩摸鱼。别小看雅礼学子,球到脚下能踢出个滋味来,见了洋人能搭得上话来,有时还能对答如流。
雅礼西迁沅陵后在西关溪子口学校的一块小坪里举行第一次纪念周会
雅礼学生在为抗日将士换药
胜利前的坚守
1944年,日寇大举南侵,占领了长沙、衡阳之后,又下桂林、柳州,北折侵犯独山,形成一条弧形曲线,沅陵被困在核心,三面受敌。一时人心恐慌,社会不安,雅礼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一部分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来源也没有着落。当时政府对“流亡学生”临时救济微乎其微,不足以维持生活。劳启祥校长、应开识主任、盛群铎主任和许多老师四外奔走,向社会呼吁援助。学校又进一步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如可以延期交纳学费;开展半工半读。帮助同学们寻找在后方的亲友,建立联系,请求予以帮助。学校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一台精度较高的天平卖了,以弥补开支。经过多方努力,学校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家在沦陷区的同学得以维持学习,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5月,雅礼中学第14班同学毕业时与学校老师、校长合影留念,
摄于沅陵城外的学校前面。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卢惠霖,
第七人为劳启祥,第八人为钱无咎。
「后记」当重温这段历史,“君子终日乾乾,集大成可卜”的旋律不由得在心底响起,那烽火连天的年代显得如此的透彻与清晰,雅礼对教育的坚守与追求足以驱散漫天硝烟笼罩,在那个年代,无数学子奋发而起,敢于担当。李星学、肖健、陈能宽、邹承鲁、程镕时、张友尚、厉以宁……这些日后成为共和国骄子的雅礼学子正是那时雅礼教育与精神的写照,而何凤山、劳启祥、黄溥、邵子风、钱无咎等彼时正在为和平或教育奔走的雅礼人,所展现的风骨必当长留史册。(来源:长沙雅礼中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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