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生产力发展对西南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影响
来源：论文网　作者：孟洁   2017-11-12 15:26:15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向西南大后方转移，西南地区获得了一个难得发展机遇，西南地区的职业教育也获得了相对长足的发展。文章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分析，探讨生产力的发展对西南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生产力;西南地区;职业教育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大后方大力提倡发展职业教育。西南大后方职业教育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是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对西南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影响。

　　一、抗战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方面，从职业教育的层级划分来看，战时的中等职业教育从数量和质量上均占据较强优势，构成了整个职业教育的核心，而初等职业教育(包括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以及职业训练班与技工训练)和高等职业教育则起到了必要的补充和辅助作用，为前线的抗战和后方经济建设培养了多种实用技术人才，有力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另一方面从抗战时期大后方整个地域范围来看，涵盖了我国的整个西部地区，尤以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三省职业教育的收效为著。

　　首先就抗战期间职业教育在大后方的整体发展状况来分析，1937年和1938年，职业教育遭受战争的破坏非常严重。在抗战的中后期，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职业学校的学校数和入学的学生数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大后方的职业学校数从1939年的75所增加到1946年的191所，增幅接近一倍。从年增长率来看，1939年到1945年，职业学校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2.71%，学生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6.17%。[1]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发展的进度之大。

　　其次，就大后方各省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而论，发展速度最快的当属西南地区。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把重庆定为战时陪都，地大物博的有利条件不仅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而且结构也渐趋合理，如四川省的职业学校战前1936年有33所，学生4380人，到抗战中期四川有职业学校"51所，学生7233人"，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己达到职业学校"69所，491班，学生12197人(高级6777人，初级5420人)，教职员1901人"的规模。[2]经过八年的抗战，四川省职业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影响到整个大后方，对后方各省职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二、生产力的发展

　　(一)工矿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为避免日军的劫掠和破坏，东南沿海的工矿企业被迫大规模内迁。抗战爆发后，三年内共迁工厂600余家，其中迁往四川254家，占56.7%;迁往广西的23家，占5.1 %。[3]内迁西南的工矿企业机械工业将近半数，他们不是进行简单的商品生产，而是生产工作的母机，是工业建设的一个基础，同时，内迁工厂也带来了一支强有力的技术力量，这对大后方现代工业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国民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西南地区工矿业的发展，例如1938年初《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出台，确定新的工业基地"其地区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即以西南为中心。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提出"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战时工业发展方针，并先后颁布《工业奖励法》《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等条例，鼓励工业的发展。此外，由于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大力扶植重工业，重工业发展迅速。1937年时，重工业资本在整个工业资本中仅占9.2%;到1942年时，国统区的重工业在全区工业资本中已达78.86%，工人占48.69%，动力设备占81.85%。1937年时，全国的机器制造业资本总额为368万元，占全国工业资本的1%;到1942年时，大后方的企业资本总额已达33760万元，占全区工业资本总额的17.4%。[4]

　　(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战时的交通运输不仅对于经济运转，且对于军队调动、军需物资的输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交通事业本不发达，抗战初期又受到了严重损失。到武汉失守时，全国铁路的80%被日军占领或遭日军破坏，而国民政府退守的西南、西北地区交通非常落后。为坚持抗战，国民政府花大力气展开了大后方的交通建设，并将其重点放在国际交通线的建设上。国民政府先后展开湘黔铁路、湘桂铁路、柳(州)贵(阳)铁路、叙(宜宾)昆(明)铁路的修建，并修筑陇海铁路，但由于战局不利及铁路器材的缺乏，铁路修建进展速度不快，各线只完成了部分路程;有些线路因为战材的缺乏，铁路修建进展不大;有些线路因为战事逼近、失地在即而自行拆除。取得较大进展的是公路的修筑，尤其是国际线路的贯通。连接滇缅之间的交通，以获得英美经由缅甸运往大后方的物资，这是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个重要决策。

　　(三)农业发展

　　抗战时期，为增加生产，支持抗战，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推广运动。大量作物良种的推广，提高了后方各省农作物产量，尤其是经济作物良种的推广，使农作物种植与销售更趋向市场化，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从而推动了大后方农业由传统农业转向近代农业。国民政府要求大后方各省普遍推广冬耕，利用休闲田地增产杂粮，以增加农业生产，使土地利用更加合理，粮食产量也得以迅速增加。大量经济作物良种的推广，使农作物种植与销售更趋向市场化，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抗战期间，虽然粮食作物仍占耕地绝大部分，但由于油菜、棉花、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改良与推广，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土地使用结构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专业化生产区域有所扩大，大面积种植的经济作物已成为当地最重要的农业收入，并已初步改变了分散经营的格局，具有明显的商品性。鉴于战争所需，后方各省在农业改进工作上以农业推广为主，科研为辅，对国内外已有农业科研成果大量引进，加以试验、利用，证明有效，即行推广。如水稻选出适宜四川种植者就多达39种之多，小麦则选出"中农28号"等适宜后方多省种植之品种。棉花主要引进美国良种"德字棉531号"、"斯字棉"等优良品种。这些优良品种的推广，对增产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蚕丝、烟草、畜牧等良种亦均有推广，这些改良的农副产品大多成为商品，或内销或出口，使大后方消费品供应紧张的局面多少有所缓解，政府亦从中获得大笔收入，并用以上缴国家支援抗战。

　　三、生产力的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一)生产的发展加大对技术人员的需求

　　由于生产的发展，抗战时期技术工人极度缺乏，《新华日报》在1943年2月和3月连续发表的有关工人的两篇社论表明技工缺乏的严重性：一则说工人的工作时间过长，过长的原因在于技术工人的缺乏，为使机器不停止，只有延长技术工人的工作时间;另一则说工人跳厂现象严重，原因之一在于别的工厂主为了克服自己工厂技术人员不足，提高工资来吸引其它工厂的技术工人。教育部为了推动工矿企业办理职业补习教育，颁布了《公私营工厂矿场农场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并利用其设备供给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办法纲要》，为自身利益着想各厂矿对于教育部颁布的技工培训方案都积极配合和执行。由于机械及电机技术人才的严重缺乏，抗战的急切需要，除由教育部办理机电工程师训练以外，中等机械、电机技术人员由国防工业委员会筹设技工训练处办理，计划在5年内训练技工7000名。1940年开始培训，由绝大部分位于西南省份的兵工厂、机器厂以及高校等25个单位代为培训，分为特种技工、普通技工、速成技工三类，到1942年在训技工2916人，速成技工结业者269人。[5]这是西南地区企业界培养技工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它采取培训单位有权要求受训者在培训单位服务三年后方可离开的政策，这虽然有一些消极作用，但有利于职工的稳定，保护了培训单位的利益，受到工矿企业的看重，其他未加入者亦积极要求加入到这一培训形式的行列。

　　(二)注重实用教育，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由于工矿业、农业、商业等的不断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因此十分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以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实用人才，加强实际操作能力训练，以便学生毕业后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工作需要。各职业学校纷纷制定培养目标，特别是完善实习设备，扩充实习课程，探索新的实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如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根据本地实际来编写农业教材，加强农业教育的针对性。为加强对学生实习工作的领导，除设立实习处"专项学生各项实习计划、指导、督察及奖之责，训练学生"。在实习方面进一步创新，除了设立牛舍、畜舍外，实行"村生活团制"。"村生活团制"，把学生的住"舍"改成"村"，建设住宿地，相同专业的一班学生住在一个村里，作为学生的生活中心，学生的整个生活几乎都在村里，同时村也成为训练学生的重心，村内设备齐全，成为学生学习、经营实习活动的基地。

　　(三)扩大加强建教合作，推行职业教育补习

　　职业学校还积极和企事业生产单位加强联系，施行"建教合作"，沟通教育、生产等单位的联系，依靠彼此的合作，解决职业教育中存在的困难，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锻炼学生对所掌握技术的应用能力。为推动职业教育和企业联系，1941年教育部与经济部订定《公私营工厂矿场农场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并利用设备供给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办法纲要》，要求"公私营工厂矿场职工人数在500以上，农场职工在300以上者，应于一年内举办职业教育;其人数在200名以上者，应督饬办理或联合数厂办理;其在200名以下者，由附近教育机关办理巡回职业补习班，定期分赴各厂训练;公私营厂矿供给学生实习时，得另设实习场所，供给学生练习"[6]，这样生产企业利用原有的技术工人及农场设备扩大举办职业学校及训练班，培养高质量的实用技术人才，同时也为职业学校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习场所，通过"建教合作"拉近了教育和生产单位的联系，使教育从课堂走向生产车间，职业教育的实用性进一步具体化和现实化。

　　为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的作用和范围，在战前的1933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曾制颁《职业补习学校规程》，以填补正规职业学校教育的不足。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各省市遵照战前颁布的办法大纲开展实施工作，各教育机构及社会团体大量举办职业补习教育，同时需公私营企业、农场等多方社会力量通力合作得以实现和完成。于是1941年8月，教育部与经济、农林、社会等部会商，拟定《公私营工厂矿场农场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并利用设备供给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办法》，依照规定，凡公私营工厂、矿场职工人数在500人以上，农场职工人数在300人以上者，应于一年内一律开设职业补习学校;人数在200人以上者，应督伤办理或联合数厂办理;人数在200人以下者，由附近的教育机关办理巡回职业补习班，定期分赴各工厂、矿(农)场训练，以教育本厂(场)职员艺徒为主。[7]

　　(四)职业教育与地方建设相结合

　　西南大后方由于历史的和环境的因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大部分地区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为发挥地方优势，克服经济水平整体低下的制约，西南各省市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和各省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调整职业学校和科目设置，依靠技术发展本地优势产业，在和各省市相结合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色，达到了以最有效的方式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取得明显效果。例如贵州省的职业教育体现了"职业教育之设施与本省生产建设及卫生事业相配合，职业学校之设科与地方环境及人才需要相适应"的特点。为开发本地丰富的农业和林业资源，改善贵州苗族等少数民族低劣的卫生状况，培养发展农业、林业和卫生事业的技术人才成为贵州努力的重点。贵州在充分结合本地实际的基础上，把大量发展农业、林业和医事职业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西南各省市根据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有重点地发展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优势，使技术对经济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得以最充分发挥，充分显示了职业教育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价值。

　　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各个行业的发展，由于战时的需要，交通、邮电、医疗、卫生等都得到快速发展。各业的发展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急剧增加，西南地区抗战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1]谢长法《中国职业教育史》[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225-226.

　　[2]邬容华：《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发展论述》，[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吴文华.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的职业教育[D].南宁：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4]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第三章.

　　[5][6]谢长法.抗战时期及战后职业教育的演进[J].教育与职业，2002，(7).

　　[7]公私营工厂矿场农场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并利用设备供给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办法纲要[A](农林部、经济部、教育部第29543号部令公布1941年8月4日)见：教育部编.教育法令[G].中华书局印行，1947：270.

　　作者简介：孟洁，1991年2月，女，山东，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2013级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