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战地医护职业教育的发展
来源：论文网2015年　作者：施彦   2017-11-13 14:06:04

　　摘 要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战地救护人员从数量到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抓住机遇，配合实际救护需要，开展了有效的战地医护职业教育，既服务于战地救护工作，降低了伤亡率，帮助保存了抗日军队战斗力;又帮助学员实现了就业有“出路”，升学有“门路”，推动了医护职业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 抗战时期;战地医护;职业教育;卫训所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多年前的战火让中国遭受了深重灾难，战地医护职业教育，因为高度服务于战争，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又较战前更容易集中行政权和人力物力，从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战时中国医学研究方面，有一些成果。例如，慕景强[1]和John R. Watt[2]对民国医学教育的研究，高晞[3]的公医制度研究都覆盖了战时阶段。在对一些医疗组织的历史研究中也存在着对战时情况的介绍，例如中国红十字会[4][5][6]。然而战地医护职业教育，由于材料方面的困难以及视角的局限，始终是战时中国医学发展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值得更多的关注。借助战地医护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机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938-1943年)的资料，对该时期医护职业教育展开研究，有助于纠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观念，补充完善中国医护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更为1949年以后医护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线索。

　　一、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的由来

　　1937年12月，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委员会在国民政府的帮助下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和卫生署分工合作。卫生署全权负责民事救援和防疫工作，救护总队部帮助战区的士兵、游击队员、工兵等的医护救援和防疫[7]。救护总队部采取灵活机动的救护形式，到1938年底已拥有1667名救护人员，队伍达到77支，每队配有医生、护士、卫生员、护理员、担架员等，散落在全国各大战区[8][9]。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深入，战地救护工作愈发严峻，医护人员从数量到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但是训练医生需要很长时间，而现实状况急缺人手，于是总队部选择从培养容易速成的医护助理员入手。1938年5月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应运而生，专门速成看护士、看护兵等低级护理助手，后来发展成为对各种战时需要的医护人员进行训练的机构。

　　最初成立时，卫训所由内政部卫生署管辖[10]，时任中央卫生实验处副处长以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的林可胜担任卫训所主任，教师多由红十字救护总队部的人员兼任[11]。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首先拨了一笔经费，之后卫生署、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中国农村建设委员会也为其拨款。军医署后来也加入其中，划归了一所军医院供其作为军阵外科和护理实习之用[12]。

　　不久，卫训所的工作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指示其对所有军队进行在岗医务人员复训和新人培训。卫训所被置于军医署和卫生署的联合管理之下，有了常规预算，很快便发展成为红会救护人员、卫生署和军医系统训练人员的中心。1939年8月开始，卫训所受军政部和内政部同时管辖，更名为“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到1940年6月，已经有4230人参加了卫训所的培训和复训[13]。随着军队医务训练工作的扩大，1940年8月卫训所改隶直属于军政部，全称“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4] 。

　　虽然卫训所的隶属不断改变，但是其始终由同一个训练委员会来领导，具体的负责人也较为固定，这就保证了其研究和决定训练策略、课程、训练项目，挑选学员，准备教学器材等方面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鉴于运输困难，各战区战地医务人员人数不足、水平不够，1939年8月，卫训所第一分所在陕西褒城增设。1940年10月江西弋阳开设了第二分所，之后陆续在湖北均县、四川黔江、湖南东安开设分校。卫训所分所和所在地区的红会救护大队构成了一个医学中心，一方面收治疑难杂症，为该地区医护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培训，将标准化的、系统的现代医疗工作在军队中辐射开。卫训所同时协调红会救护队和军队卫生队的训练和工作，力图最大程度地利用人力和物力[15]。

　　二、 卫训所的发展

　　卫训所致力于战地医护人员的养成，它伴随战局的改变而不断调整着教学内容、方式和教学层次，有针对性地为战地救护培养多种医疗人员。

　　教学内容和方式方面，卫训所成立之初，为了尽快弥补战地救护和防疫人员缺口，课程时间设置仅为4～6周，总课时约200多小时，笼统授课。经过一段时间战场经验的累积，卫训所及时根据红会救护队在各大战区服务时得出的伤病统计数据调整教学内容。根据统计，在战区伤员中，最致命的是伤口感染，主要原因是不能得到及时、正确的伤口初步处理和缝合，且后运救护的过程中无法被及时分诊，耽误治疗。在战区病员中，最高发的是疥疮、疟疾及以痢疾为主的肠胃疾病，这些疾病传染性极高，严重影响伤病员伤口愈合和正常饮食、休息，最终致死[16][17][18][19]。于是卫训所专门针对4种人员进行培训：医疗、防疫、护理和看护士，每次各招收200人。4种人员的训练内容各有侧重。通过教导他们对伤员及时正确地使用防腐杀菌和伤员分类方法，改善伤员的初步救治情况;对病员进行简单有效的护理操作，加强对病员个人卫生护理，提高医院环境、病房、手术室、洗衣房、厨房等多处的卫生保洁意识，来有效防范疫病和疥疮之类的传染病[20][21][22]。教学的主要形式以亲自操作和医院实习为主;核心原则为简单、经济、实用、因地制宜。

　　在教学展现成效得到多方肯定之后，1939年卫训所开始面向全军医务人员进行授课。课时延长为2个月左右，主要形式是观看演示和动手操作。课程设置加入军队等级的考量，分为5种：外科校官班、内科防疫校官班、医护尉官班、医护员以及看护兵。前两种共招收60人，以军阵内外科及卫生勤务为主;医护尉官班教授护病学、环境卫生以及部分初级外科，招收60人，希望通过教导高级医护人员，自上而下提高、规范战地救护技能。医护员班、看护兵班各招收200人，主要强调护理、担架和卫生勤务常识操作。卫训所除了拥有实验室之外，一切设施仿照战地配备，小班演示、操作。 　　卫训所还根据日益增多的伤残人员，增设矫形中心。除了帮助身体和心理复健以外，同时为伤残军人日后就业安置提供职业培训。中心不仅提供服务而且训练复健师[23]。

　　1938-1939年两年间卫训所共计培养3000余人，其中半数以上是低级医护[24]。这些接受过训练的人员被鼓励回到各自服务的工作岗位后，把自己在卫训所的所学教授给他人，将卫训所传递的知识逐步扩散开来。很多军队中的医疗体系、重伤员的饮食服务、灭虱淋浴治疥等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在卫训所学员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25]。

　　卫训所在速成大批低级的医护助理、看护士、看护兵，从医护数量上来缓解战时救护的同时，不忘顾及医护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从教学层次入手，调整自我的发展。

　　进入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救护节奏不再像之前一样紧凑，救护的体系也初具规模，医护人员技术欠缺的问题更加凸显。卫训所将课时进一步延长为3个月。课程面向4个等级人员设置：校官、尉官、医护员以及看护兵;每个等级里面又分为医疗和卫生工程两类。因为收到更多的捐赠设备，卫训所增设临床、检验、矫形、放射方面的内容，也为有能力者提供进阶课程，整个培训体系趋于完整。教育定型为三种：基本教育、补助教育和深造教育。“基本教育为给以各种、级卫生人员任职前之教育，其要旨在养成军事化技术化之合格卫生干部人员，以增进所需卫生人员之质与量。补助教育为给以无正式学资之现职卫生人员之教育，其要旨在授以其业务上所必需之学识与技能，俾增进其服务效率。深造教育为现职现役卫生员兵曾受基本或补助教育后之教育，其要旨在选拔优秀卫生员兵，进作有关学术或技能之专门学习或研究，俾改善陆军卫生作业。”[26]

　　1941年卫训所开始积极筹办专门的护士学校，尝试改变军护不能晋升为军官的限制，推动军护积极性。牙科项目也在计划中[27][28]。

　　贵阳图云关卫训所总部，拥有图书馆、陈列室、实验室，拥有从国内外订购、收集的医学期刊、书籍以及缩微胶卷，并鼓励教师和学员开展自己的研究[29]，如营养调查、研究磺胺药物在治疗杆菌痢疾方面的效果、干血浆对营养性浮肿的疗效、肺结核的发病原因和治疗、解剖尸体等。这些研究成果刊登在卫训所定期出版的周报和期刊《卫生报导》上面[30]。高级教员还经常深入战区，调查分析实际中的问题，调整教学，设计发掘各种设备和药物方案，便于各地就地取材[31]。

　　卫训所开设的短期培训课程，教会非医学专业的战地医护人员最基本的救护技能，熟悉军队中的常见病，大致了解其治疗和防治的常规方法，但是这些人并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操作，之后的医务技术进步空间不大。他们也很难进入高级班学习，依旧不能成为熟练、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影响军队救护从本质上得到改善。从这样的考量出发，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于1941年底延长课时为6个月，并在两个分所进行了实验性教学。结果显示，没有基本的科学和医学知识，学员很难从根本上提高技术水平。更为长期的课程酝酿开来――卫训所开出数理化和基础医学课程，增设3年和6年两种长期课程。在参考职务等级的同时，通过考试选拔，向低级医护人员开放3年专业课程，高级医官进行等同于当时教育部医学院水平的6年课程教育[32] 。

　　但是战时医护人员的缺少，不允许其长期脱离岗位学习。卫训所于是将培养军医官的6年课程设计成“分期教育”的形式：学员在完成一个“分期”的学习后派往部队见习一年，再轮换回来继续下个“分期”的学习，直到完成所有阶段，最后一年为医院实习期。通过参加该课程，学员可以获得等同国立医科大学的完整教育，成为合格的军医人才，打通了医学职业教育和正规院校教育之间的通道。

　　“分期课程”是为了适应战时医护情境而设计的，一定程度上能够兼顾战地对医护人员的需要以及保障医护质量的双重压力。学员轮流参加“分期课程”后，可以将一个阶段的所学应用到实践中，帮助其消化知识，同时改善了所在单位的医护服务;学员完成所有阶段后，成为所在医疗单位的领导者和教导者，带动周围医疗环境的改变。由个人到群体，医疗工作最终实现人员“换血”以及水平的本质性飞跃。

　　“分期课程”首先在医学专业的军医官中开展，并计划逐步拓展到护理、卫生工程、放射、牙科等其他专业。为了鼓励学习以及规范和提高军队医务的从业水准，卫训所为完成相应课程的学员设计了对应的军队级别，作为参考。

　　卫训所的一系列课程变化，特别是“分期教育”的增设，体现了不仅为了满足当前战时救护的需要，而且希望将来继续为民用医学服务，为战后国家医疗体系打下基础的用心[33]。在“分期教育”的计划书中，卫训所的负责人林可胜还将战时的战区、集团军、军、师、团营连以及前线士兵和百姓一一对应为省、监察区、县、次级县、村和社区，认为“军队医学的建设显然为日后公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34]。

　　三、 独立后的卫训所

　　1942年9月，卫训所和救护总队部正式分家。中国红十字会接收了救护总队部，负责救护工作，而林可胜继续卫训所的工作，专责军用卫生人员教育。

　　由于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分割，卫训所失去了大部分的交通辅助，无法运送大量学员来学校，学员人数有所下降。但是面向“无正式学资”的现职医官短期补充班发展迅速，从1942年7月到1943年6月，卫训所共计培训了8364名医务人员，其中4998人出自现职医官补充班。军政部陆续安排大量人员来参加补充班，同时还资助学员的返程路费。

　　另一个开展迅速的是卫生勤务课程班。卫训所除了通过讲解的方式，教授军医人员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技术、组织等，还按照军队建制，组织卫生营(又叫卫生大队)，下分救护、医院连等，向学员具体地展示军队医疗卫生工作是如何分工展开的。考虑到运输困难，卫训所仿照救护总队部，增加了示范卫生大队，移动到野战区教学，从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共有1428名野战区医护人员接受了训练，占据全年受训总人数的66%[35]。
　　由于卫训所的出色表现，1942年受命抽调人手前往印度负责中国远征军的医护训练。为配合驻印中国军队的医务训练，卫训所将之前的6个月卫生勤务课程压缩至6周，除派出指导员进行教学外，还组建示范卫生大队进行直观的演示教学。1943年初，卫训所又接到命令，派员前往云南训练远征军。卫训所在印度和云南远征军的训练，加上美国方面人员、设备以及运输的支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卫训所负责人林可胜颁发了军官勋章(Legion of Merit)，以表彰其为中缅印战区组织和训练军队医护所做出的贡献[36]。

　　四、 总结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战地救护人员从数量到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培养医护人员成为时势使然，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应运而生。卫训所配合实际救护需要，从短期医助培养，一步步扩展，开设方向、程度不同的多种课程，最终成为培养各种层次和专业医护人员的机构，促进了中国战地医护水平的提高。

　　在教学形式上，卫训所采用简洁、灵活、直观的方式，大量运用演示和动手操作，甚至团队演示的方法，大大增加了内容的可接受度;在教学方向上，通过正确掌握战场伤病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多种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在教学层次上，卫训所不仅照顾到不同层次学员的需要，而且富有远见地考虑到与正规医学院的衔接以及战时与战后情况的衔接。卫训所对医护人员的职业教育既有效服务了战地救护工作，降低了伤亡率，帮助保存了抗日军队战斗力，又帮助学员实现了就业有“出路”，升学有“门路”，推进了医护职业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慕景强.西医往事：民国西医教育的本土化之路 [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

　　[2]John R. Watt. Public Medicine in Wartime China： Biomedicine， State Medicine， and the Rise of China's National Medical Colleges， 1931-1945[M].Boston， MA： Rosenberg 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at Suffolk University， 2012.

　　[3]Gao Xi.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Sphere： The Chinese State Medicine Movement， 1930-1949"， in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Asia [M]. ed. Liping Bu， et al.，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144-160.

　　[4]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6]戴斌武.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7]抄呈卫生署交下“调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事业办法”(1937年11月29日)[Z].贵阳市档案馆《救护总队档案》40-3-26.

　　[8][20]3rd Report of the Chinese Red Cross Medical Relief Corps： August-December 1938[Z].《林可胜档》23003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9]Distribution List and Statistical Data of Medical Unites of the 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Kweiyang)：June 1st， 1943[Z].folder “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General”，box22， Series II： Permanent File，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 RBML， Columbia University.

　　[10][21]The Weishengshu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 School (Changsha).1938[Z].《林可胜档》23010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11]Anti-Epidemic Service of the Weishengshu (Jan.-Sept.， 1938)[Z].《林可胜档》23010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12]2nd Report of the Chinese Red Cross Medical Relief Corps： January-July 1938[Z].《林可胜档》23002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13][25][31]R. K. S. Lim. The Chinese Red Cross Medical Relief Corps in Three Years of War. 1940[Z].《林可胜档》23010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14][32][33]Memorandum of the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 School & Its Orthopedic Centre. March 3， 1941[Z].《林可胜档》23010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15][30]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 School Announcement.January 1941[Z].《林可胜档》23008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16][22][23]4th Report of the Chinese Red Cross Medical Relief Corps[Z].《林可胜档》23004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17]5th Report of the Chinese Red Cross Medical Relief Corps[Z].《林可胜档》23005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18]6th Report of the Chinese Red Cross Medical Relief Corps[Z].《林可胜档》23006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19]7th Report of the Chinese Red Cross Medical Relief Corps[Z].《林可胜档》23007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24]Training Program of the Red Cross： The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 Schoo.1940[Z].《林可胜档》23010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26]军政部战时军用卫生人员训练所教育纲领.1943[Z].folder “Interview Kohlberg A”，box 38，Series IV： Alfred Kohlberg File， ABMAC， RBML， Columbia University.

　　[27]Lim to Co Tui， December 13， 1941[Z].folder “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Robert K.S. Lim，1939”， box 22， Series II， ABMAC， RBML， Columbia University.

　　[28]R. K. S. Lim to Co Tui， March 10， 1942[Z].folde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 School： Directorate of AMS， Robert Lim”， box 9， Series II， ABMAC， RBML， Columbia University.

　　[29]R. K. S. Lim to Edwin C. Lobenstine， September 9， 1942[Z].folder 891， box 123， China Medical Board (CMB)， Inc. Rockefeller Foundation(RF)，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RAC).

　　[32]The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 School of The Ministry of War： First Report，May 1938-June 1942[Z].folder “Army-EMSTS”， box 2， Series II： Permanent File， ABMAC，RBML， Columbia University.

　　[34]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 School Training Program (Stage Medical Education).1942[Z].《林可胜档》23011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35]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 School Second Report： July 1942-June 1943[Z].《林可胜档》23012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

　　[36]Confidential Notes on An Interview with Gen. Ho Ying-chin. August 16， 1943[Z]. folder “Correspondence： Loo Chi-the， Lim， Bachman， Edwards History”， box 38， Series IV： Alfred Kohlberg File， ABMAC， RBML， Columbi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