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起眼的小站见证了新四军“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
来源：中国军网   2018-01-17 14:50:55

　　进攻炮车车站

　　炮车车站，是陇海铁路旁的一个小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日军在陇海路铁路沿线的中心据点之一，日军第65师团第72旅团第136大队第一中队驻扎此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毛泽东在延安发出了“对日军最后一战”的指示，经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粟裕组织发起了高邮、陇海路东段战役，向拒不向新四军投降的日伪军发动进攻。

　　1945年12月，高邮战役胜利后，华中野战军为了使华中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配合津浦前线我军的作战，决心对拒绝向新四军缴械投降的陇海铁路东段徐(州)海(州)段铁路沿线的日伪据点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

　　1946年1月4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关于陇海路东段破击战的部署致电中共中央：拟定1月10号或12号，对陇海路东段进行破击战。

　　1946年1月5日，华中军区在陇海铁路东段破击战役的政治命令中指出：

　　国民党“顽敌似选择鲁南作为其军事进攻的重点，正沿津浦线和长江一线大举增兵……现国民党军队集结、转进尚未完毕，为先发制人，保卫华中，并配合山东我军胜利进行鲁南自卫战役计划，决心组织陇海路战役。”

　　该命令对各部队如何在战斗中围歼敌人、如何迅速解决战斗、如何对敌伪开展政治工作、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做了详细的要求。

　　1946年1月5日，华中军区政治部对陇海路东段战役的政治命令。(军科档案馆油印件)

　　1946年1月7日，陈毅、宋时轮复电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明确表示，同意华中分局4日晨关于陇海路东段战役的作战计划，希望陇海东段之破击能按期开始。同时请“张云逸、饶漱石、黎玉调集滨海附近部队，配合华中部队破击海州附近铁道，并相机夺取海州。”

　　1946年1月11日，粟裕对攻打并控制陇海路东段的战斗部署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并报中央。在电报中，粟裕对张(震)纵、陶(勇)纵，及5分区、6分区等地方团队的主攻方向一一作了周密安排。

　　时任华中野战军8纵副政委的伍洪祥为了赶上参加陇海路东段战役，随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起，赶到宿县，向8纵正式报到。

　　伍洪祥(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席政协主席)回忆：

　　“1946年1月4日，华中野战军8纵队奉命兼程北上，1月11日夜，8纵队与其他兄弟部队配合，迅速包围了从炮车车站到新安镇一线的日军第65师团和伪军第35师。在我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之下，有三个据点的日军被迫投降。但驻新安镇的日军联队拒绝投降，向海州方向突围。我军立即追击，经过三天激战，将敌大部消灭，生俘日军600多人，伪军1000多人。”

　　在陇海路东段战役政治攻势中，当时新四军敌军工作干部都到对日战斗前沿。伍洪祥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苏中联络部部长谢镇军通过阵地对日军喊话，争取了日军一个中队缴械投降。随后通过已投降的日军进行喊话，促使另一个车站的日军投降。”

　　在伍洪祥的回忆录里，我们看到了谢镇军的名字，但是当我们找到谢镇军的家人时，了解到谢镇军已于1964年去世。

　　伍洪祥说的谢镇军就是谢莫京的弟弟，1934年，16岁的谢镇军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读书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谢镇军愤然放弃学业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同年9月在家乡梅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梅县中心县委劳工部长。

　　1938年5月，因革命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调至皖南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工作。在陇海路东段战役期间，谢镇军任新四军苏中二地委敌军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联络部部长，谢莫京在新四军第1师政治部联络部任干事、支部书记。

　　谢镇军的夫人、现年93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原18旅政治部联络部敌工科干事郭冰回忆：谢镇军是以少校军衔身份在草桥、新安镇参加对日军受降的。

　　草桥受降，目前尚未找到详细的文字记载。

　　2016年3月，我们电话连线采访了正在住院的原成都警备区司令、现年97岁的张玉成，高邮战役胜利后，张玉成在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第64团当副营长。

　　张玉成回忆：“当陇海路东段的一个日军联队同意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后，我率战士们冲进了日军驻地，一进营地，就看见院内枪支弹药排放整齐，当战士们前去扛机枪、拿炮弹时，投降的日军突然嚷了起来，不准我们动武器。由于语言不通，双方互相指责，甚至动了手。后来才知道，日军要求我们派最高长官举行签收仪式……”

　　张玉成当时的所在部队是第8纵队第64团，而炮车车站新四军和日军签署《受降条约书》并接收日军武器的是第8纵队第70团。可见，这两次受降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进行的。

　　《受降条约书》是陈超凡拍照所得

　　据谢莫京口述，这份《受降条约书》是谢莫京的爱人、当年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陈超凡(原名陈超寰)用缴获的日军相机拍照并珍藏的。

　　在陈超凡遗留的一本小相册里，除了有两张中日文对照的陇海路东段日军《受降条约书》影印件外，还有不同时期“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日本友人照片，及新四军战友的照片。

　　陈超凡出身华侨，1933年在北平读书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因逃避国民党对北平共产党的追捕，东渡日本读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谢莫京同陈超凡一起参加了新四军。在谢莫京的记忆中，陈超凡参加新四军的第一天起，就与敌军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香河正男，是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十分熟悉的新四军中的日本籍战士。他从1938年在日本被征入伍来到中国，至1958年返回日本——整整20年，命运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跌宕起伏。但是，他人生真正有价值的政治生命是新四军给他的，促使他从一个日军战俘转变成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继而加入新四军，参加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后又负责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苏中支部对日军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