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与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来源：考试吧论文网　作者：张永民 张轩波   2018-03-19 15:11:59

　　摘要:边疆教育指民国时期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专门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学校教育。抗战时期，广大内迁高校师生投身边疆教育调查研究，积极从事西南边疆教育建设，直接促进了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　内迁高校　西南边疆教育

　　抗战时期的边疆教育即今天的少数民族教育或狭义上的民族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所居住的人群为教育对象，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狭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为教育对象，内容仅限于学校教育。本文的边疆教育取其狭义，是指民国时期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专门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学校教育。

　　抗战时期，在日寇兵资的摧残下，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受到一次空前的劫难。为保存中国教育之精华，濒于战火的几十所国立、省立和私立的高等院校次第内迁到西南等地，形成了我国教育史上一次自东向西的文化教育大流动。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萃萃学子千里辗转，共赴国难，“绝徽移栽祯干质”，“弦诵在山城”，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高校内迁打破了西南边疆地区长期封闭、社会文化发展停滞的状态，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直接促进了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

　　一、高校内迁西南大后方

　　抗战全面爆发后，东部多数高等学府首先成为日寇毁灭的对象。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我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到1938年8月底，这些高校中受敌人破坏者共计91所，其中全部受敌人破坏者计10所学校。生死枚关之际，为保存中国教育的精英和抗战的需要，1937年8月，国民政府首先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布置战区高校内迁应急事项，规定战区各学校“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高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他校”，开始了规模空前的非常时期高等院校内迁运动。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具体负责全国各地高校迁建工作，决定把一些重要的国立、省立高等院校迁到西南各地。在政府的规划、组织下，大多数院校为了中国教育之大业，毅然内迁大西南等地复校办学。战时各地内迁西南的院校(包括院校本地移动者)共61所。因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是战时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以包括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陆军大学、中央警察学校、蒙藏学校等48所院校集中在四川，多在渝、蓉两地。其他院校中，内迁昆明的有10所，桂林5所，贵阳5所。其余则散布在大西南各地。除少数几所公立高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地点迁校外，很多公私立高校为了交通、物质供应、聘请师资的方便等，在西南各省政治、经济中心如重庆、成都等大城市驻足，也有一些高校因客观、主观上的原因，选择贫瘩闭塞的边远地区作为内迁校址。多数内迁院校几度搬迁而难以栖身，广大师生更是饱受流离颠沛之苦。西南联大几度流离之后，校部最后设在昆明西站东侧的一片荒地上，文、法、商学院在偏远的蒙自县上课，新生和先修班曾迁至四川叙永;国立浙江大学跋涉六千多公里，从浙西到赣南、桂北，最后在黔北遵义落后的农村和偏僻的山区落脚;广西大学由桂林先后迁桂东融县、黔南榕江;交大唐山工学院和桂林师范学院都先后迁到贵州福泉县的平越乡;私立华中大学第一次由武昌迁往桂林，第二次由桂林迁至云南大理县的喜洲镇等地;中山大学则最后栖身于云南澄江县。

　　在以上的内迁地中有很多是被东部视为“蛮摸之地”的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这对于来自东、北部相对发达地区城市的高校师生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肉体上的双重考验。但是这种“困厄”不但没有难倒他们，反而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旧寇的炮火洗礼不仅没有摧毁中国教育的精华，反而促成了中国教育的复兴。正如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在《三年来中国战时教育》文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是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她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这些内迁的院校不仅在艰苦的长期抗战中坚持办学，弦诵不绝，而且在对所迁至的西南地区进行教育、人才和科技的开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重心的西移，为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高校的内迁改善了战前东西部教育水平不平衡状况;内迁高校的专家学者深人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撰写了一批有关边疆教育发展思路的论文，为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学理性的依据;同时他们还结合地方实际，编印适合本土的教材或简易读本，切实推行边疆教育;许多院校的师生更是深人边地讲学，部分大学还开设了边疆教育课程，对边疆学生招生采取倾斜政策，提高了地方教育水平，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二、投身边疆教育调查研究

　　内迁高校的师生素来有着优良的反侵略传统和关心民虞的情怀，这种品质并未因为远离战争前线，流落在西南大后方而稍有减损。西南地处边睡，向被视为化外之地，地区文化长期不被世人所关注。抗战后，开发西南声浪涌起。在这场开发西南的运动中，广大师生不仅迎合了国人关注西南的心理，而且充当了开发西南的排头兵。国民政府为开发西南，组织开展边疆考察与研究工作，还对从事边疆考察的团体进行经费补助。规模较大的有1939 -1940年成立西南边疆考察团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的西南边疆教进行考察，1941年举办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前去四川西部黑水杂谷河流域实地考察羌戎边民，并做教育与医疗的服务。在政府的推动下，30,40年代国内学人又掀起了近代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对边疆教育的调查研究成为这一次高潮的重要部分。很多内迁高校顺应时代和自身使命的需要，成立有关边疆问题的研究室;大批高校爱国师生纷纷前往边疆进行实地考察，着书立说。他们的调查不仅为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提供了依据，而且为今天边疆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北大文科研究所在语言学专家罗常培主持领导下，曾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过二次调查，先后撰写了《云南之语言》、《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之分类》、《昆明话与国语的异同》等专着和论文。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以边疆人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边疆教育的专门调查与研究，其中涉及了教育制度和内容，人们对于教育的反应，改进教育的策略与途径等。相关的成果刊登在他们出版的学刊《边疆人文》上。

　　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师生对贵州各族历史文化、语言教育等作了较大规模的考察和研究。在其工作计划里，就把“调查贵州省乡土教育”、“黔省各种苗夷语言调查”作为重要任务。其目的“籍以引起国人研究苗夷问题之兴趣，并以供政府与关心苗夷社会人士之参考，而期苗夷教育、苗夷生活、苗夷卫生、苗夷训练等能获进一步改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成立以后，立即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积极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在社会学家吴泽霖、陈国钧的带领下，社会系学生“不惜心理与时间，风餐露宿，博采周咨，阅时四年”分赴各地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与调查报告，其中以吴泽霖、陈国钧等着的论文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最有代表性和学术价值。

　　1941年，社会学家李安宅受聘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次年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华大边疆研究所有计划地派出研究人员到边疆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材料、文物，并写成调查报告或论文、专着发表。《谈边疆教育》、《喇嘛教育制度》就是李安宅亲自深入边疆调查基础上写成的。他对边疆教育行政、边疆学校教育、边疆社会教育等方面进行考察后，写出了专门的报告书，对川、甘、康、青四省交界地区的教育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提交给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所提见解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至今犹有很大参考价值。

　　广大师生在对西南边疆教育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到发展西南边疆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西南的口号，已随着抗战的怒潮而越呼越紧，诚以西南诸省，地势雄险，宝藏丰富，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处处有赖于斯;……然国力培育，犹贵激发民众自动，欲激发民众自动，端赖教育力量之引导。……然以已往边疆苗夷教育部普及，至今汉苗夷间，仍未能整个挤于统一步调，对于抗战，是一大浪费，……陶铸成保卫民族国家之中坚，以抵御敌人侵略，故本省苗夷教育之推进，实为当前要务。在他们看来，边疆教育是一种“逼出来的教育问题”，搞好了“不但直接促成边疆的现代化，也间接促成内地教育的创化作用”。因此“教育是发展生命的适应过程，不可马虎。‘最省钱的教育，是最不上算的教育’，因为没有再比毁人更不上算的了。况且说，边疆教育是解决边政与避免或减轻军费的惟一根本大计。他们认为，边疆教育与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内地的发展紧密相连，同时也是国民政府一直忧心的边政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当时的背景和条件下，广大边疆研究工作者认为，边疆教育在西南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巫待改进的地方很多。他们总结教会办学的经验，对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师资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尖锐地批评了当时边疆教育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针对现行的边疆教育政策的弊病，提出了许多至今还很有意义的建议和理论。

　　三、从事西南边疆教育建设

　　民国时期，中国各地教育水平极不平衡，这就使得东部沿海地区高水平教育在向教育相对滞后的西部边远地区转移过程中，由于地域间的差异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异水平文化。这种外来先进因素作用的结果，必将会导致教育后进地区的教育水平超常规发展。内迁高校带来了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传统，也带来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所有这些正是少数民族地区近代化教育异常缺乏的。内迁高校刺激和帮助了包括边疆地区高等院校在内的各级学校的产生和发展，并通过帮助培养师资、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支持这些学校的教育教学，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内迁高校中，以西南联大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教育贡献最为突出和为后人称道。云南省政府、教育厅为改变教育落后局面，恳请联大为云南培养中等学校教师，联大欣然同意。经教育部批准，1938年秋联大师范学院增设本科7个系，云南大学教育系同时亦归人师院教育系，并且增收滇籍学生。为解决本地迫切需要的师资，1943年又在师范学院创办了三年制的专修科，分“文史地”和“数理化”两个综合专业，每年招生60人左右，以招收本省学生为主，滇籍学生占8000，大大地充实了云南省各级中学的师资力量，毕业后又全部留省工作。此外，联大在1938年暑假与云南大学、中央研究院等联合举办中等学校在职教师暑假讲习会，1939年举办一年制的在职教员进修班，后来又举办为期三个月的中学理化教员实验讲习班，并发给实验器材。1946年联大结束时，师院留置昆明，改名昆明师范学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继续为云南培养师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时一些联大学生深人云南的一些边远地区，在那里的公私立中学和小学任教，或者创办或帮助创办私立中学，提高了这些地区的教学质量，为云南省的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武昌华中大学迁人大理喜洲后，逐渐扩大了招收本地生源的比例。以1941年秋季为例，在华大注册的77名新生中，云南籍学生就占32名。到1945年秋季，云南籍学生有174名，占在校学生注册人数的68%以上。抗战8年中华大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初中毕业生，其中云南学生多达300多人。而迄于30年代初，喜洲全镇仅有大学生3人。这些同学毕业后许多都继续留在云南工作，成为云南知识界的骨干，为西南边疆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知识人材。华大教育学院三、四年级的学生，大部分都要到当地五台中学实习，有的教师也去兼课，也为当地边疆学校充实了师资力量。

　　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在西迁过程中，曾对黔、桂两省中等教育的师资培训、教学大纲的制定及教学的示范，做了许多很具体的工作。1941年4月由浙大教授主持召开教学辅导会议，并开办了两省教师进修班和星期讲习会。1944年春，举办了教员函授学校，组织“社会教育工作服务队”，开办学术讲座，民众夜校、青年补习班、民众阅览室、科普展览等。1942年贵州省教育厅会同内迁院校的专家教授，共商苗民学校的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后由国立广西大学和私立大夏大学牵头，为苗民学校编写新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农村经济生产知识》等书，同时各校根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开办少数民族识字班。为搞好苗族的文体教育，各校又抽调体育老师帮助苗民学校开展足球、篮球、网球、乒乓球、单双杠、跳高、跳远等体育活动。音乐方面，内迁高校不仅派出师资辅导民乐和军乐，有的还向苗民学校馈赠手风琴留声机等音乐器材。唐山交大在贵州平越(现为福泉)期间积极支持地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39年4月在县城万寿宫开办了一所“民众夜校”。1940年为满足当地初中毕业生就近升读高中，开办了“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兼办平越中山中学班”。交大迁平越后，还有一批师生应聘到平越初中和城乡小学兼课，为地方办学既解决了师资不足的困难，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另外，为了培训边疆地区的经济人才，内迁各校还举办了不少短期专修科、训练班、先修班等。如迁至四川巴县的蒙藏学院的边疆行政教育、卫生教育、畜牧兽医、边疆政治等专修科和边疆师范专修科，迁至四力旧兴隆场的朝阳学院的垦殖、茶叶先修班等，都培养了西南边疆开发与建设的巫需人才。当时，由于西南地区文化教育长期落后，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观念陈旧，办学积极性不高。教育中心的转移不仅使这些民族地区学校数量剧增，还改变了这些地区办教育的观念，兴办学校蔚然成风。

　　限于条件，抗战时期内迁高校对西南地区社会的文化开发建设只能是“急就章”式的绝版，随着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的回流，这种“东风西渐”所促成的西南边疆教育短暂繁荣即随之消失，也难免有因为急促草就而带来的缺失或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它所起的影响和作用仍然是深远的、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