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党内教育探究
来源：论文网　作者：孔铎蓉   2018-03-20 14:25:06

　　摘 要：抗战时期，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中共中央南方局从思想认识、党内纪律和保密工作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加强党内教育并取得良好效果。本文从南方局加强党内教育的原因、措施和效果三方面进行探究，再现南方局历史，并从中探寻现今开展党内教育的积极经验。

　　关键词：抗战时期;南方局;党内教育

　　1937年南京沦陷后，国民党迁都重庆，其政治中心也随之转移。为了更好地坚持长期抗战，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在重庆设立了南方局。自1939年1月16日起，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加强党内教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抗战时期南方局加强党内教育的原因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周恩来等南方局负责人进行了持久并卓有成效的党内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局加强党内教育的举措是由当时内外部多重原因决定的。

　　首先，国民党政治立场的不坚定，是加强党内教育的外部因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一定时期内，国共军队相互配合作战，各自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实现全面抗战做着努力。然而，随着抗日相持阶段的到来和日军对华策略的调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以此为指导，国民党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活动，国统区内党组织接连遭受破坏。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不曾间断。此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使中共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时不得不更加谨慎小心。

　　其次，广大党员对新形势认识不清，是加强党内教育的内在因素。尽管国内的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可是不少党员同志却看不到这种变化。他们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对国民党发动突然事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在新的时局下仍不愿意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不注意隐蔽。另一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来，我党实行的是暴露政策，许多党组织、党员以及党的活动都不加隐蔽以公开的形式出现。这就给国民党对党组织的破坏提供了条件。

　　再次，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是南方局加强党内教育的国际因素。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动直接导致国内政局更加险恶。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之间也签订了协定。两大集团都极力争取蒋介石的加入，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享受着苏联的援助。国际上的三大力量对蒋的极力拉拢，使他高兴地认为反共的有利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又加紧谋划第二次反共高潮。

　　二、南方局加强党内教育的具体措施

　　从上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得知，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政治环境特殊且严酷，而南方局所肩负的任务却又意义重大。为适应新的环境和党的总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分别在思想认识、党内纪律和秘密工作以及工作方法上开展了党内的教育，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思想认识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始终将思想建设放在党建工作的首位。同样，抗战时期南方局内思想认识教育也被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政治环境复杂险恶，而许多党员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常以高官厚禄来引诱共产党员，信念不坚定者随时都有迷失的可能。对此，我党积极予以回应，从气节教育和形势教育两个方面加强党内的思想认识教育。

　　1.气节教育，主要是用共产党员先烈们的英勇壮烈、坚贞不屈的伟大事迹教育感染广大党员同志，坚定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和英勇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教育广大党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政治立场，严守党的秘密。“1941、1942年那段时间，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警报时间也相当长。周恩来连躲避空袭的时间也不放过，经常在防空洞中为大家讲先烈们壮烈的故事。还在防空洞念诗给大家听，其中有杨匏安烈士的一首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思张俭，迟行笑褚渊。行矣自兹别，相视莫潸然。”[1]165先烈们的事迹感人至深，在场党员同志无不为之动容。

　　2.形势教育，就是要帮助广大党员重新认识国共关系的新情况，国内政治的新形势，并在实际工作中做出调整。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在《论政策》中他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绝不会变更的。”[2]

　　(二)党内纪律和秘密工作教育

　　为了应对动荡的时局和突袭，南方局还特别重视党内纪律和秘密工作教育。一是根据《南方局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加强对敌人突然袭击的防范。这个时期，在南方局领导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针对国民党反共的嚣张气焰，对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勤杂人员进行了教育，同时加强了防范措施，以适应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例如，安排监视哨，预防敌人突然袭击，规定了外出人员对付特务刁难或被宪兵抓住时应采取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等[1]162。二是制定紧急制度。皖南事变后，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在内部文件的处理、工作人员的外出记录和突然事变的应对方法等细节上做了详细规定。三是防止特务进行破坏，提高党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党组织自我保护能力。

　　(三)党员的工作方法教育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国内掀起新一轮的反共高潮。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开始转变工作方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首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先后发出了《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等一系列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转变工作方式斗争方式，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开展工作，使党组织由半公开状态转为秘密状态，力求更加隐蔽和精干。同时，中共中央指出党员同志要进一步融入社会和人民群众。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以职业化为中心的“三勤三化”。周恩来要求国统区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有合法的职业作掩护，为党工作。只有这样，党才能倾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扩大群众基础。要求有了职业的党员，还要勤学，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增强自己认识社会的能力;有了职业还必须勤业，只有勤业，才能取得上级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才能站住脚。勤交友就是广泛开展统战工作，积蓄力量，只有在自己的岗位上密切联系群众，广泛交友才能站稳脚跟，才能隐蔽得住，它是“三勤三化”的根基。而所有的这些工作都以社会化、合法化为前提。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三勤三化”，使广大党员更加深入地扎根群众和社会中，在巩固国统区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转变党的工作方式、工作方法，积蓄力量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党内教育取得的成效

　　中共中央南方局自1939年1月建立起，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发挥作用。南方局领导各省党组织，根据国统区的特殊情况，结合各方面实际，认真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各方面入手加强党内教育。南方局加强党内教育的措施时至今日仍是我党的宝贵财富。

　　(一)巩固了国统区的党组织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时，也正值国内政治风云变幻之时。当时许多党的组织和党员身份依然公开，处境极其危险。南方局及时加强党内教育，帮助同志们转变观念、改变既有的工作方法。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指导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组织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国统区党组织逐步转向秘密状态，广大党员扎根到人民群众中间，不仅使党保存了力量也扩大了党融在后方的影响，这在以后的战斗中特别是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为党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周恩来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七个条件。他要求战斗在国统区的五千名党员成为隐蔽的，但与群众密切联系、善于发动和引导群众的干部;要求将党的工作转移到地下，隐蔽并巩固党的组织;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爱国民主人士走在一起，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动民主势力，实现党的抗日民主进步方针等。这些方针指引着广大党员融入人民群众中间，加强了同党外民主人士的联系，为我党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在加强党内教育实践和革命斗争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培育并形成了以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命名的红岩精神。抗战时期伟大的红岩精神，不仅是南方局在国统区工作顺利开展的思想指南，是各级党组织坚不可摧的精神保证，更是我党最终击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并最终实现抗日胜利的坚强武器。时至今日，红岩精神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角色身份的转变对党提出了新的要求，红岩精神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党必须努力满足广大人民对我党日益提高的期望和要求，领导广大群众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生活幸福的中国梦。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审时度势，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采取适当的领导方式，着重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巩固壮大党组织并实现了对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密切了党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培养出了为社会服务的各方面人才;弘扬培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令我们受益至今。今天我们对南方局党内教育的探究，就是为了从中探索出有利于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更好地为执政党建设服务;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就是为了使党组织永葆生机和活力，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上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参考文献：

　　[1]陈清林，夏远生，王文珍.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