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丨抗战烽火中的南岳弦歌（1-3）
来源：华声在线　新湖南客户端　作者：甘建华   2018-03-31 14:34:05

(长沙临大文学院教授们。图片由作者提供)

抗战烽火中的南岳弦歌

作者丨甘建华

　　一

　　新年元旦，阳光晴好，邀集几位友人游南岳。从衡阳开车走高速公路，半个小时即到山脚下的南岳镇。穿过“天下南岳”牌坊，一路往前，沿西岭方向，都是上坡，弯多坡陡，路上游人车辆不少。虽有寒冷清冽之风拂面，但树木葳蕤，草深林密，山上山下有龙蛇大泽气象，一派湖南典型的冬日景观。

　　离镇一公里，到了白龙潭，经过黄庭观，几百米后，左手见一块“国师院五烈士墓记”的花岗岩碑，右手见一块“白龙村”路碑，前行四百米，转九个弯，可见树林掩映下一幢异国风格的青砖房子，这就是昔年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文学院的教师宿舍停云楼。就像人上了年纪一样，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栋将近百年的建筑，如今只见房檐上长着很深的茅草，屋后两棵马尾松远远地高过房顶，给人一种巨龙压顶风雨飘零之感。

　　自从解放初期划入军事禁区，便鲜有人能深入其中识其真实面目。以前我们都是隔着一堵围墙观望，今天发现树丛中的围墙被推倒一个豁口，禁不住好奇心的诱惑攀爬进去，发现二层结构的房屋墙体麻石基础依旧完好，爬满了蛛网般的青藤，而楼板已经朽蚀，楼枕有好有坏，房顶已经风化见光，木条匀称的天花板次第断裂。走廊通道两边，各有八间房子，上下十六间，每个房间大约十平米左右。我在心里揣测，朱自清先生当年住在哪一间呢?闻一多先生住在哪一间呢?冯友兰先生又住在哪一间呢?无数的往事纷纷涌上我的心头。

　　从门口的遮雨棚出来往山下走，有一条松针和树叶铺垫的麻石路面，两旁的马尾松和杉树高耸云天，几株高大的芭蕉青枯参半，一棵枫树的叶片依然停留枝头，红得格外耀眼，成为冬日南岳山中一道绚丽的景致。

　　半途右侧原有一栋单独的洋房，现在已经不见踪影。1932年11月2日，蒋介石、宋美龄第一次来南岳，曾在这儿住了四天，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美龄宫”。程潜、林森、蒋经国、冯玉祥、孙立人等国民政府达官显贵，也曾先后在此栖息暂住。南岳是抗战名山，蒋介石曾在此主持召开四次军事会议，总结讲评重大战役，褒奖前方忠勇将士。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正面战场培训了3000多名抗日游击骨干。山上山下，到处都可寻觅到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田汉、冯乃超、季维诺夫、鹿地亘、胡志明等中外共产党人的足迹。

　　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德籍传教士汤培生第一个访问衡山。六年后，福音书、小册子和路边的布道受到了南岳香客们的欢迎。1920年，在得到洛杉矶石油大王斯图尔特兄弟的赞襄后，基督教会在南岳白龙潭开办圣经学校，培养神职人员。不久，美国著名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廉·埃德加·盖洛 (William Edgar Geil)，来到赤色的南岳衡山朝圣，参观了石油圣经学校，并在《中国五岳》一书中首次对之作了简单的介绍。

　　松涛的阵阵啸声中，我的耳畔仿佛又飘进了那首著名的《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五朝宫阙”当指北京，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都以北京为都城，宫阙就是宫门两边的望楼。“衡山湘水”中的衡山即南岳，湘水一指千里湘江，一指长沙，都是长沙临大所在地。1937年秋冬时节，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临大文学院被安置南岳山中，浴血重生，薪尽火传，时间前后长达110天。其时荟萃了中国最可称道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创造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展现了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的骄傲，可谓得一时风气之盛。大师们莅临南岳衡山，也使衡阳继南宋初年、明朝中叶之后，第三次成为全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中心。

　　二

　　“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

　　每一回伫立停云楼侧，我都会想起钱锺书名著《围城》的开场白。1937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关键时期，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局势已经十分严重，“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三人商榷三校撤退后方事宜。9月10日，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天后，临大筹备委员会在长沙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杨振声代理主任秘书一职，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蒋梦麟负责总务，梅贻琦负责教务，张伯苓负责建筑设备)，另有教育部次长周炳琳、北大胡适、清华顾毓琇、南开何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等为委员。会议确定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1号湖南圣经学校作为临时校舍。因为场地不敷分配，10月9日，梅贻琦在麻园岭茶会上宣布文学院迁移到南岳衡山。

　　我曾经一度疑惑，为什么北方三所名牌大学会撤退到长沙，到了长沙即使韭菜园湖南圣经学校房子不够用，它的周边也有房子，怎么会将一个学校拆分两处，而且相隔200多公里呢?直到读了《金岳霖其人其学——陈岱孙先生访问记》一文，才明白其中的原委。陈岱孙其时是法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他回忆说：“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校，因为在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校给租下来。圣经学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校，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

　　长沙临大共设置4个学院17个学系，其中文学院4个学系。10月4日校方召开第五次常委会，推定各学系教授会主席，朱自清、叶公超、刘崇鋐(后请辞由雷海宗继任)、冯友兰，分长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10月18日学生开始报到。校方第十二次常委会决议，战区学生(东北三省、热河、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上海县、宝山县学生)准予缓交本学期学费及预偿费。10月25日在长沙开学，11月1日，理、工、法商三院正式上课，虽然没有举行始业仪式，但这一天后来成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上午9点多钟，忽然响起空袭警报，大家并未躲避，因为实在也无处可避，好在日机来袭时没有投弹。

　　翌日，校方在麻园岭为第一批赴南岳的教师举行欢送晚宴，尽管室外大雨倾盆而下，室内的气氛却异常热烈。3日一大早，在蒙蒙雨雾中，一辆破旧的客车从省垣长沙出发，向着南面的衡阳方向驰去，车上坐着叶公超、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吴俊升、柳无忌、陈梦家等三十来人，还有英国诗人、文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这个情景同样让我想起了电视连续剧《围城》中的那些镜头。

　　奔往南岳山中的路上，没有出现胡适先生的身影。临大文学院院长本来是他，他已于当年9月被蒋介石委派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胡适先生没来讲学论道，既是南岳衡山的遗憾，也是胡适先生的遗憾。但此前的1931年秋天，他曾陪同张学良游南岳，同行者有吴稚晖、蒋梦龄、梅贻琦、翁文灏、钱昌照、刘廷芳等人，颇极一时文武冠盖之盛。据说他们还作了不少吟咏南岳的诗篇，但我迄今没有见到一首。

　　三

　　现在，我就站在柳无忌、吴宓当年所处的阳台上，只不过已经陈旧不堪了，感觉似乎也并不是很大。柳无忌在南岳曾写下80天日记，抵达南岳翌日的日记如是：“下望溪谷，仰视群山，四周尽是松树花草，堪称胜地。建筑亦坚固适用，分上下两层，楼下有饭堂、客厅及房舍，楼上有房十间，又有一大阳台，可以远眺山景，风光秀美，无可伦比。”吴宓12月8日日记称：“登楼望远，已极令人悠然畅适。而每晨7时前，由楼东观日出……故今来南岳居住，至为快适，而于自然之美，赏悦吸收者亦多也。”叶公超则追忆道：“朝吸早雾，夜闻虎啸，水帘洞下濯足，祝融峰上观日。”呵呵，看来教授们都为南岳胜景而陶醉了。

　　教室和学生宿舍在山下，教授们住在停云楼，从山下到山上，需要拾级而上，共有石阶344级，也有说384级，我在此行走的时候感觉似乎没有那么多。这幢二层小洋楼内，每人有一木架床，一长漆桌，一椅，一灯，灯中盛着毛白菜油。先抽签决定单双房间，再定房间号数。12月22日后，因为雨雪路滑，上下甚不方便，于是搬到山下。算起来，教授们在停云楼总共住了50天。

　　圣经学校草坪一带有6栋房子，大门左边有小楼一座，叶公超、燕卜荪等住在里面，学生宿舍就在右边一排平房里，两者之间有一排教室和一个大厅，作为食堂和集会之用。燕卜荪开始与金岳霖同住一室，称金岳霖为“老金”。可能因为他的生活习惯过于随意邋遢，老金根本无法忍受，干脆搬出来让他一个人独住。学生们三三两两来看他，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可以随意聊天，可以抽烟，可以一块儿喝酒。

　　停云楼其他教授最初都是两人一间，钱穆因“某君其家亦来，移住附近，余遂独占一室，视诸同人为独优”，而且这间房子“闻前蒋委员长来南岳曾住此，于诸室中为最大”。某日独游归来，宿舍已迁至山下，四人一间，十分逼仄。事前大家互相挑选室友，因为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平日性格孤僻，不喜交游，所以被挑剩下了，钱穆回来又晚，只好与他们仨为伴。钱穆事后的记述非常有趣：“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僧(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僧则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僧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冯友兰和郑昕、汤用彤等同住一室，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午不讲课就著述，中午休息，下午接着写作，晚饭后再写一阵便按时睡下，从不熬夜加班。据说冯友兰将这一良好习惯坚持了一辈子，想来确实不容易。

　　民以食为天。南岳荤素菜肴早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南岳美食在五岳之中首屈一指。我们在离停云楼不远的红叶寨山庄吃饭，风吹肉、风吹鸡的味道实在是好，而且价格非常实惠。不知七八十年前，暂居南岳山中的诸贤们可曾品尝如斯美味?

　　教授们大多没有携带家眷，都在食堂就餐，刚开始的几天搞得很糟糕。柳无忌回忆：“初到时最不习惯的一日三餐，湖南厨子煮米饭硬得粒粒可数，难以呑咽，没有时间细嚼，一下子同桌的人把碟子里的菜一扫而空，剩下那些菜辣辣的不好上口。”某日仅有几样野蔬，量还不多，厨师只得多放点盐，把菜弄咸一点对付着下饭。闻一多以汉儒解经的语调，幽默地对大家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11月8日，他给妻子的信中说，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水，至于饭菜，“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好在问题不久便得以解决，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自告奋勇，担任教职员伙食团经理，请来一个新的大师傅。11月16日，闻一多的家信说：“我这里一切都好，饮食近也改良了。自公超来，天天也有热茶喝，因他有一个洋油炉子。”柳无忌12月1日日记说：“日来饭食甚佳，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又说：“我还自备补充食物。那天工友去南岳市上给我买来了鸡蛋三十六枚、橘子三十九枚、花生一大包，仅费洋一元。这时国币真值钱，我们的薪水虽然打了折扣(按：七折)，生活是过得充裕的。”吴宓12月7日日记说：“教授饭食有两团体，其一为米食，其二为面食，乃冯友兰君所带来之河南厨役制办。宓加入此面食团，每月二十元，不但有馒头，且肴丰美，红烧肘子常有，炒菜亦好，在平常亦不易得也。”

　　倒是没有见到金岳霖关于饭食方面的意见，因为他本来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晚清洋务派的官僚家庭，而且又是衡阳外甥，当然吃得惯南岳辛辣的菜饭了。其父金珍原是浙江诸暨县学秀才，太平天国时期避祸投奔在湖南永定做知县的堂叔祖金兆基，入幕做师爷，嗣后随着张之洞创办洋务实业，先后出任湖南铁路总办和黑龙江漠河金矿总办。其母唐淑贤生长于衡阳，大家闺秀，贤惠能干，持家有方，非常善良，为金家生下七个儿子两个女儿，老满即是金岳霖。

　　(原载《书屋》2016年第2期、《湖南报告文学》2016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