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丨抗战烽火中的南岳弦歌（4-6）
来源：华声在线　新湖南客户端　作者：甘建华   2018-03-31 14:37:07

(南岳圣经学校全景图，摄于1938年。图片由作者提供)

抗战烽火中的南岳弦歌

作者丨甘建华

　　四

　　第一批到达南岳的教授共有19人，有七绝五首为证，其中四首作者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容肇祖，第四首是冯友兰先生唱和，每句嵌一位教授的姓名或字号，颇饶风趣之致。

　　冯阑雅趣竟如何(冯友兰)

　　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

　　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

　　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

　　鼎沈雒水是耶非(沈有鼎)

　　秉璧犹能完璧归(郑秉璧)

　　养仕三千江上浦(浦江清)

　　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

　　从容先着祖生鞭(容肇祖)

　　未达元希扫虏烟(吴达元)

　　晓梦醒来身在楚(孙晓梦)

　　皑岚依旧听鸣泉(罗皑岚)

　　久旱苍生望岳霖(金岳霖)

　　谁能济世与寿民(刘寿民)

　　汉家重见王业治(杨业治)

　　堂前燕子亦卜荪(燕卜荪)

　　卜得先甲与先庚(周先庚)

　　大家有喜报俊升(吴俊升)

　　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廷光)

　　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

　　燕卜荪是他为自己取的一个中国名字，也有说是叶公超帮他起的。当时容肇祖苦于没有办法把他的名字嵌入诗中，于是向冯友兰求援，冯友兰脱口而出：“堂前燕子已卜荪”，众人无不拊掌称妙。

　　在这份名单中，没有出现钱穆、汤用彤、贺麟、吴宓、罗常培、魏建功、郑天挺、陈雪屏、陈寅恪等人的名字。前三人是12月4日结伴到达南岳的，吴宓12月7日独自抵达，可以想见容、冯诗作应在钱穆等人报到之前。前面四人和其他几个都有文字记述备查，唯独陈寅恪来没来过南岳，我也曾像有人所说陷入谜团之中。

　　先是求助微信圈师友提供陈氏年谱，湖南湘潭黄苏民、浙江桐乡夏春锦相继发来蒋天福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图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12-117页，所述即是陈先生一家1937年11月3日仓皇逃离北平，一路备极艰辛，于11月20日雨夜赶到长沙，借住亲戚张宅。陈寅恪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有其妻唐筼《避寇拾零》记载：“未几，由于时局变化，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迁往云南，于是先生挈全家再登程南行。”恕我眼拙，没有从中看出陈先生是否曾来南岳讲学。

　　拨开云雾的确切记录，在赵瑞蕻《自传》一文中(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离乱弦歌忆旧游》)，他说：“当时临大文学院设立在南岳衡山中，在那极其可贵的机缘、特殊的环境中，我得到了这三座学府许多著名教授的亲炙和深刻的启发，其中有吴宓、叶公超、柳无忌、罗皑岚、罗庸、吴达元、燕卜荪、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等先生。”再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年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也有关于陈寅恪的记载：“抗战爆发后，举家南迁，在长沙临大、西南联大任文史两系合聘教授。”专事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厦门大学文学院谢泳教授，在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版)一书“文学院教授阵容表”中，两处出现陈寅恪的名字，一个是中国文学系，一个是历史社会学系，资料来源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由此可以推知，《编年事辑》所述1937年“春夏间仍任教清华”的陈寅恪，到长沙后仍然是临大文学院教授，之后又“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那么他就应该来过南岳，并在此短期授课，只不过开学时被耽搁而未能进入19个教授的诗歌名单之中罢了。

　　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因为学业成绩超群，故有“哈佛三杰”或“三剑客”之称，归国后都成了学术界呼风唤雨的人物。陈寅恪与钱穆并列“现代四大史学家”(另两人是陈垣、吕思勉)，陈被归于专深一路，钱则归于博通一路。因为战乱聚首南岳，历史竟然如此吊诡，却也是这座千古名山之幸。

　　五

　　既然胡适先生因故没有履职南岳，那么临大文学院谁是负责人呢?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李赋宁回忆说：“作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先生实际是临大文学院的最高领导和主持人，类似我国明清时期书院的山长，因为冯先生也是学术上最高的带头人之一。”究其实，冯友兰担任文学院院长是在云南昆明，时为1938年10月18日，胡适先生此前一个月已经出任驻美大使。

　　动身去南岳前几天，文学院各系教授会主席合组院务委员会，推定清华朱自清负责召集。翌日，朱自清去南岳打前站，请辞此一职务，改推北大吴俊升继任，因他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经验。实行教授治校，由院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都是兼职，并不增加薪水，照样参加教学，课程负担跟一般教授相同。他们之间也无职级之分，彼此都是同事关系，不像时下的大学校园官僚气味十足。学生见了他们，一律尊称“先生”，并不像现在这样滑稽地叫“某院长”“某主任”“某科长”。

　　南岳山中，大师云集，书香四溢，弦歌不辍。朱自清讲《宋诗》，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钱穆讲《中国通史》，闻一多讲《诗经》《楚辞》，金岳霖讲《逻辑学》，吴达元讲《法国文学史》，魏建功讲《音韵学概要》，浦江清讲《中国文学史概要》。他们各有独特的学术观点和师承流派，教学风格与政治倾向也不尽相同，但“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亦如梅贻琦先生所说：“夫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文系的教师大多毕业于北大、清华，教授一般出生于1900年前后，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有的在新文学创作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因此形成重视白话文的传统。朱自清上课喜欢点名，下课布置预习作业，下次授课时检查，使学生根本不敢懈怠。闻一多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讲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谈自己的创作体会。罗庸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罗皑岚擅长小说创作，尤以短篇为甚，鲁迅先生曾肯定过他的《中山装》：“来稿是写得好的，我很佩服那辛辣之处。”(《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版)浦江清的讲课风格细腻，《词的讲解》每首词都有考证、笺释和评析，详尽而且周密。他是朱自清的挚友，朱自清殁后，亲自为其撰写传略，后又主持《朱自清文集》编辑工作。由此，我想起108岁的周有光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岀好人才。现在说的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

　　历史社会学系有几个宗师级人物，陈寅恪懂十六种文字，人尊其为“教授中的教授”，吴宓称之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季羡林用“泛滥无涯”四个字形容他的治学范围，尤其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雷海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博闻强识，精通多种外语，是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讲课时声音特别宏亮，随手板书，从无错漏。刘崇鋐教《西洋近代史》，参考书目中竟然有《联共党史》。郑天挺教书像说故事一样。钱穆与鲁迅、胡适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学界却认为他们各以严谨学业、社会批判与自由思想，构成了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但他的课得仔细听才能懂，学生李赋宁回忆：“有一次，钱先生讲宋朝农民运动时，提到农民中有‘吃菜侍魔’的口号，类似李自成在陕北起义时提出的‘迎闯王、不纳粮’口号。钱先生用很重的无锡口音念出‘吃菜侍魔’四个字，我好不容易才听懂，至今记忆犹新。”

　　外文系教授集中了三大名校的精华，最初有叶公超、柳无忌、罗皑岚、吴达元、杨业治，还有燕卜荪，都很年轻，33岁的系主任叶公超都已经算是年长的了。叶公超牛津口音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妙趣横生，学生普遍反映听他的课实在是一种享受。他经常与学生座谈，鼓励学生选修外系的课程，认为学术是人生的写照，人生是整片不可分的，大学分系只是为了学习方便的权宜措置，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所以学生们选课不但不应该有系别，而且应该从各方面吸取知识。这也可从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四年级学生任继愈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那时我们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三个学校过去，北大在城里，清华在城外，很少接触。现在清华教授讲课，北大学生很愿意听，清华的学生也愿意听北大的教授讲课，学生有个交流的机会，在南岳的时候开始感觉到合到一起的好处。”北大四年级学生照例是要写毕业论文的，叶公超却极力主张免了，理由是战时参考书不易得到。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衔着烟斗山上山下地来回奔走，给学生们留下了特有风度的印象。他还善于写字绘画，尤擅画竹，曾说“喜画兰，怒画竹”。有一次，他和穆旦、王佐良等同学开诗歌讨论会，阐述诗与时代的意义，极力主张写新诗，还让会抽烟的同学抽“哈德门”牌香烟。

　　柳无忌主讲《英国文学史》《英国戏剧》《现代英国文学》，“这三门功课我在南开都教过，但离开上海时匆忙间未带任何书籍与笔记。幸好当时年轻，记忆力强，又不知何处弄到了几部书，如《剑桥英国文学史》《金库诗选》，与好几本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颇有帮助。学生读书不易，既无课本，亦缺少参考书，教室内一块小黑板还是后来才搬进来的。考试成绩不差，大概是死记笔记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未可非难。”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那时他刚刚三十七岁，胖胖的，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讲解慢慢的，一字一板，很容易记笔记，特别是他说英文，抑扬顿挫，很好听”。

　　吴宓甫到南岳，“与外国语文系主任叶崇智(公超)君接洽功课。宓授三门：(一)《西洋文学史》，每星期三小时。(二)《欧洲名著选读》三小时。(三)《欧洲古代文学》二小时。共八小时。比在故都时，空闲暇逸多矣。”他讲课根本不用看讲义，就能准确、熟练地叙述历史事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再就是把西方文学的发展同中国古典文学作些恰当的比较，例如但丁和王实甫、马致远，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他上课喜欢点名，点到漂亮女生的名字时，总要夸一句“Very beautiful”(非常美丽)，弄得整个课堂气氛都很轻松。

　　教授们在从事教学著述紧张繁忙工作的同时，亦不失文人的幽默与风趣。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曾赋打油诗一首，调侃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和外文系的几位教授：“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金公是金岳霖，因患眼疾怕光而经常戴着一副眼罩。郑公则是郑昕，平日喜好杯中之物。马二是冯友兰，“红袖”暗指外文系吴宓写的“相携红袖非春意”诗句。停云楼旁边有几株腊梅，其时含苞欲放，风中多姿。闻一多与冯友兰笑侃吴诗，随口吟道：“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接上：“凭栏唯见腊梅花。”冗三是沈有鼎，其时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替代蓍草。近年校勘、编撰《衡阳诗词三百首》，但是否将这首诗收录，我一直颇费思量，在此请读者诸君有以教我。

　　六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战前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此时有几十人麇集南岳山中。虽然山外烽火连天警报不断，但在这个相对封闭、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园，30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续。冯友兰后来在其所著《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其时正处在我们民族的严重灾难时刻，这里有佛祖的‘怀让磨镜’和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讲学论道的遗迹，而我们也正遭受与晋室东迁和宋朝南渡的同样历史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哲学家、文学家住在一栋房子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

　　的确如此，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即成书于集贤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也发韧于停云楼中，闻一多在此继续考订《周易》，冯友兰撰《新理学》《诸子哲学讲义》，金岳霖著《论道》，冯、金二位先生共同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多年以后，燕卜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你能想象牛津与剑桥全部搬到英格兰西北僻乡，完全合并成一所学校而不争不吵吗?”中国知识分子的敬业合作，给这位外籍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学生们对于那段岁月充满了感激之情。李赋宁曾说：“生活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耳濡目染，受到不自觉的熏陶，这对我们选择今后的生活道路无形中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没有家室拖累，大家朝夕相处，切磋学问，探索疑义，的确是以前在北平时所不曾有过的。钱穆回忆：“一日傍晚，冯芝生来余室，出其新撰《新理学》一稿，嘱余先读，加以批评，彼再写定后付印。约两日后再来，余告以：中国理学家论‘理气’必兼论‘心性’，两者相辅相成。今君书，独论理气，不及心性，一取一舍，恐有未当。又中国无自创之宗教，其对‘鬼神’亦有独特观点，朱子论鬼神亦多新创之言，君书宜加如此一节。今君书共分十章，鄙意可将第一章改为序论，于第二章论理气下附论心性，又加第三章论鬼神，庶新理学与旧理学能一贯相承。芝生云，当再加思。”这个意见得到了冯友兰的赞同，并在后来做了切实的修正。金岳霖当时在写《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他说要使它有中国味，哪怕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他与冯友兰互相看稿，互相影响，《论道》序言说：“无论如何，我深知我缺乏运用文字的技能，在这方面，我要对冯芝生表示谢意。他看过全部原稿，经他随时指示，太过意不去的地方或者没有。”这些互相砥砺的过往情形，都成了西南联大的风传佳话。

　　抗战后方的南岳，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教授们都能安之若素，踔厉风发，乐观进取。朱自清的印象中，“南岳市与海淀有几分相似”。除了饱览山光水色，他成了镇上南岳图书馆的常客，每隔两三天即下山搜集资料，撰写《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南岳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钱穆《师友杂忆·西南联大》中说：“专借宋明各家集，为余前所未见者，借归阅读，皆有笔记。”他一生对朱子情有独钟，幼时读朱子，开启懵懂心志;年青时教朱子，传播先贤思想;中年和晚年时写朱子，解剖和阐发新儒家真谛。而在南岳“每周下山易借新书”，“是为余此后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

　　说到南岳图书馆，就要说一说康和声先生，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临大文学院师生的回忆文章中，也找不到有关他的只言片语。康先生原本是前清秀才，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相当了得，有“江南一枝笔”之誉，现在南岳大庙正门“嶽廟”二字，就是他的遗墨。他做过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秘书，参加过北伐战争，1932年回到家乡，创办南岳图书馆，开馆时省府主席何键主持剪彩。1935年5月，蒋介石来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并郑重举行祭祀南岳圣帝的活动，这是几千年来，国家元首第一次祭祀衡山神祝融，祭文即由康和声拟写。1944年2月，蒋介石来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他参与陪同游山，并呈上自己所撰关于船山学的研究著作，蒋介石“赠书仪五百元致敬”。这个图书馆前后存在了18年，是当时湖南省第二大图书馆，馆内藏书8万余册，其中珍本善本甚夥，今天湖南省图书馆古籍书库大部分来源于此。我想临大文学院的教授们大都应该与他有过交集，起码朱自清、钱穆、柳无忌应该是认识他的，但为什么没有提及他的名字，可能既有年代久远记忆失联的关系，也不乏现在京城文化人不屑于谈论外省学者一样的心态吧!

　　顺便说一句，1951年7月，经黎锦熙先生推荐，周恩来总理特聘康和声为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载《书屋》2016年第2期、《湖南报告文学》2016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