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丨抗战烽火中的南岳弦歌（7-9）
来源：华声在线　新湖南客户端　作者：甘建华   2018-03-31 14:43:55

(南岳会仙桥)

抗战烽火中的南岳弦歌(7-9)

作者丨甘建华

　　七

　　教授们过着悠哉乐哉的单身生活，但也有例外。一个是吴达元教授，带着家室借住在半山腰一户人家的一间房子里，不知钱穆所说的那个室友是不是他。另一个就是陈梦家、赵萝蕤这对神仙眷侣。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弟子，新月社骨干成员，给人的印象始终是身穿蓝布长衫、丰神俊朗的青年诗人形象。传说他与钱锺书也算得上旗鼓相当。某次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科考试答辩会上，陈梦家见钱锺书进来，招呼道：“江南才子钱锺书。”钱锺书应口对答：“上虞诗人陈梦家。”

　　学生许渊冲在《续忆逝水年华》中提到一段陈梦家讲《论语》的神情：“陈梦家先生讲《论语•言志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慨，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陈梦家自述有关《论语》的一个掌故：“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个贤人，《论语》都说过了。’‘五六’二字一般指‘五或六’，有时也可指‘五乘六’，从科学观点看，这太含糊;从艺术观点看，这却成了谐趣。”

　　赵萝蕤是叶公超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研究生，比钱夫人杨绛高一年级，也是一位美女加才女，并且没有一般漂亮女子的矜持，眼里总是含着笑意，让人一见顿生好感。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可谓人间仙姝，风情万种。其名含有藤萝葳蕤之意，也就是绿颜色掺着各样紫色的一片春花，是对生命之歌的无限咏叹。民国第一才女陈衡哲，家在衡山白云间，可惜没有回过故乡，好在赵萝蕤弥补了这个缺憾。添香红颜在南岳山中的出现，为这座文化名山增添了一抹瑰丽的色彩，多年之后我的眼前依然闪动着她的翩翩身影。

　　赵罗蕤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35年受戴望舒之邀翻译美国艾略特长诗《荒原》，被林语堂称为“翻译界荒原上的奇葩”。翌年与陈梦家结婚，钱穆晚年曾言：“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陈赵夫妇一路跋涉来到南岳，陈梦家任教于文学院，而清华旧规有约，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赵萝蕤只得作出牺牲，在家操持家务，但仍勤读不辍，就连烧饭时膝盖上也放着一本狄更斯的小说。

　　陈梦家、赵罗蕤夫妇赁住在学校不远处的一户农家，三间茅草小屋，却收拾得异常洁静。早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傍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新婚伉俪不知不觉间陶然欲醉。就像许多文人都喜欢给居所取个名字一样，他们将这临时住宅取名楮庐。曾经有许多人把楮(chǔ)树错成棤(què)树，楮庐也就成了棤庐，其实大谬不然。棤是一个会意字，从木，从昔，意为古旧的，表示古木、古树，引申义就是树皮粗糙，但它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树木。而楮树则是一种落叶乔木，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古时亦作纸的代称。手造的楮皮纸不及机械纸平滑光洁，但笔触墨染与这些草屑杂质相遇处，便有了各自不同的变化，据说目前仅有陕西长安、湖南耒阳两地几个硕果仅存的非遗传承人能够制作。我在白龙村一带转悠，发现山谷中多有楮树，叶似桑，楮皮、楮叶和楮实等均可入药，有多种实用功效。当地村民说，楮树不需要特别种植，而且很容易成活。

　　大约一年后，也就是1938年10月30日，陈梦家在昆明致信胡适先生，提到自己一年来的行踪和著述：“(去年长沙临大)文学院在衡山开课，又与内子同住衡山一茅庐，后有峭壁清泉，前有楮树如林，茅屋筑于一绝径的山冲上，风景甚佳，伏处其中，温读从前所不能整读的书籍，除了写文字学讲义外，成《先秦的天道性命》一书。此书以商卜辞中所见的自然崇拜为始，追溯古代关于天道天命种种的来源和看法。”

　　陈赵夫妇所赁屋主姓旷，世代耕读人家，父祖也曾“三间草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如今民国了，只能悠游林下终老乡间。衡山旷氏，古岳名族，清代出过几名文武进士，最有名的旷敏本是乾隆翰林，做过长沙岳麓书院山长。但这一家姓旷的叫什么名字，翻遍有关陈赵夫妇的史料，我都没有找到。便有南岳旷姓朋友脑中灵光一闪，说你何不写上我家祖上的名讳，让我家因此而扬名后世，甘兄甘兄，我且为你置酒宰羊如何?

　　八

　　“我第一次看见燕卜荪先生是在南岳山中，那时候正是潇湘烟霞深沉、秋光绚烂的时节。在一个乳香的清晨，我独自一个人在长满秋草的山径上散步，看见一个身穿灰棕色西装的外国人，手里拿了一根手杖，肋下挟了两瓶红葡萄酒，外衣上一个大口袋里装满火柴和大英牌烟卷儿，另一个大口袋里插着三四本书。他孤独地穿过一座古风的石桥，走进长沙圣经学院暑期学校的大门里去，一个挺长的背影消失在园子里的枝条间了。我怀了一种好奇的心思望着他，感受到一个陌生人在那陌生的山林中应有的寂寞。我要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位，随即我也走进了那座静静的院落，但是再也找不到那个陌生人。也许他上楼了吧，也许他往别的地方去了吧，我猜想他一定是一位新来的外籍教授。”

　　半个世纪以后，赵瑞蕻在《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回忆初次见到威廉·燕卜荪先生的情景，让我的神思也随之在南岳山中徘佪许久。

　　来自英格兰约克郡的威廉·燕卜荪，19岁考入剑桥大学玛德琳学院，专业学的是数学，却很快以剧作家和诗人扬名。嗣后转读文学专业，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瑞恰慈(I·A·Richards)，从老师给他批改的一份作业中得到启示，写出了震惊现代西方文学界且影响久远的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因为一个偶然的“避孕套事件”，校方与他解约，激怒了瑞恰慈，劝他离开英国到远东去。在东京文理科大学待了四年，因为厌恶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精神，决定舍倭寇而取中国。1937年夏天应聘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席，就这样辗转流亡到了南岳衡山，成为中国英文界著名外教和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代宗师。

　　据说燕卜荪也有写日记和书信的习惯，可我没有看到牛津大学版读物，关于他的一些轶闻趣事倒是听说不少。譬如，在没有教材的困难条件下，他“凭着超人的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李赋宁《人生历程》)。他朗读诗歌极有韵味，所选的英国当代诗人中，有不少是他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也非一般学院派的一套，而是书上找不到的内容、实况，加上他对语言的精细分析”(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但是“他不讲自己的诗，请他解释他的晦涩的诗，他总是不肯”(杨周翰《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他学识渊博，喜欢饮酒，不拘细节，对我班上一位同学的胡琴演奏，时常驻足倾听”(刘重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及其来龙去脉》)。他喝醉了酒，把床板压垮了，“腰部、背部陷落在左右两块摇摇欲坠的床板中间”，仍然呼呼大睡 (赵瑞蕻《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他“当时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总是醉醺醺的红光满面。他一句中国话都说不上来，生活琐事一切都得叶公超为他招呼”(柳无忌《南岳日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如是评介燕卜荪：“讲课精辟深刻，批改作业仔细认真，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他所开的《莎士比亚》和《英国当代诗歌》两门课程，几乎所有外文系的学生都听过，一个个都说获益匪浅。期间他写了一首长诗《南岳之秋》(Autumn In Nanyue)，描述了当时的生活境况和心理感受，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深切的关怀和必胜的信念。诗中借用希腊神话珀伽索斯(Pegasus)，比拟那些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学生。这些人中包括穆旦、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赵瑞蕻等，其中后来名气最大的是许国璋，杰出的英语教授和研究者，编写的大学英语读本名扬四海，“有没有许国璋”是新华书店的常用语，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的流行句式。诗歌方面最有成就的是穆旦，在南岳山中创作的《野兽》最先刊登在校园墙报上，后被誉为“九叶诗派的标志性作品”。穆旦曾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遗忘，但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诗坛，却是一颗闪亮奇异的新星。这位出身浙江海宁真名查良铮的诗人，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是同族叔伯兄弟。我曾见过他的一张黑白照片，应该就是大学时期的留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那么阳光灿烂，那样笑容亲切，仿佛一道闪电划过了旧中国的天空。

　　其实，来到南岳山中的外籍教师，并不只有一个英国人燕卜荪，还有一个旧俄皇室贵族噶邦福(J·J·Gapanovitch)。他早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那是当时俄国最好的大学，第一次欧战时被征当过兵，十月革命后到远东的海参崴大学任教，之后来到中国，1930年左右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卢沟桥事变后，全家随校播迁。他跟燕卜荪一样不会说中文，全部用英文教课，讲授西洋古代史、俄国史，还讲过欧洲海外殖民和战争史，这些课程很偏僻，只有七八个人上课，但他一样讲得很起劲。有时候，学生们向别的教授探问政治意见，这位老毛子颇不以为然，说：“不要以为我是外国人，我一样懂中国的事情。”他对历史理论感兴趣，用英文写过一本《历史学的综合方法》(The Synthetical Methodof History)，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虽然有些见解足以启人深思，不过此书不太流行，很少有人提到。他有一个女儿叫噶维达，在南岳的时候才两三岁，挺活泼又聪明，已经会说中国话，后来随父母去了澳大利亚。

　　九

　　文学院首批80名学生，11月12日从长沙赶来南岳，随后每天都有学生报到，但究竟有多少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所述前后矛盾。“第一编·概述”先说“有教职员30余人，学生约200人”，又说“学生达190人(其中男生160余人，女生20余人”。书末“附录二·学生名单”显示，1938年1月，文学院共有356个学生，其中在长沙圣经学校就读的一年级新生63人，二、三、四年级293名学生都在南岳就读，包括中文系57人，外文系87人，历史社会学系91人，哲学心理教育学系58人。他们当中既有北大(P)、清华(T)、南开(N)三校学生，也有其他学府转学经过考试甄别后的借读生(J)，像外文系二年级赵瑞蕻与两个同学就是从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转学过来的。

　　事实上，这份名单也是不完全的，至少有四个人的名字我没有看到。一个是清华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何炳棣，1966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被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一个是深得叶公超赏识的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后来旅美的知名华文作家、诗人艾山。一个是魏东明，清华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一个是师田手，北大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建国后曾任吉林省教育厅长。魏、师不但后来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同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发起人，南岳就读期间曾应中共地下党员胡敬夫之邀，到紫云峰下的岳云中学做报告，题目分别是《一二·九运动的真相》和《北平学生运动简史》，这在《抗战中的南岳》(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3月版)一书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一大批北方知识精英的荟萃，自然而然吸引了战时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他们中除了前述的那些才子，还有任继愈(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黎锦扬(湘潭名门“黎氏八骏”之一，以英文写作打入西方文坛的美籍华人作家先行者)、阴法鲁(著名古典文献专家，音乐史、舞蹈史专家，北大中文系教授)、赵瑞蕻(著名诗人、翻译家，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善周(著名古典文献学家、文史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绶松(著名中国新文学史专家，武汉大学教授)，等等。

　　置身于南岳山中的莘莘学子，在动荡离乱的岁月中，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以“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的精神，坚持勤奋学习。他们五人一间宿舍，有床无桌，无法写字，只能在教室自修。遇到雨雪天气，房间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高枕无忧”。柳无忌《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说：“大概说来，联大学生的素质很高，……他们的成绩不逊于战前的学生，而意志的坚强与治学的勤健，则尤过之。”

　　关于外界的消息来源，除了听经常往返南岳与长沙之间的叶公超教授讲解时局，更多的是争相阅读长沙学生办的《火线下》三日刊。学生艾山回忆：“有一次，有人弄到一架破旧的收音机，动员全南岳的拔尖人物修理了半天，第一次听到最高当局宣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国策，大家都不觉泪下。”

　　年轻的激情，爱国的深情，以及二十来岁所特有的那种目空一切、踌躇满志的感觉，更多的是被《毕业歌》唱得热血贲张，澎湃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壮志雄心。他们利用课余假日，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纷纷深入南岳街头、学校和农村，去演讲、演剧或教唱抗日歌曲。有一次，他们在岳云中学操坪演出时，训育主任向用奇跑过来催促岳云学生回去上课。有个学生暗暗地告诉他们，向用奇上学期蛮横地开除了一个学生，原因是这个学生向地理教师提问：“东三省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在日本鬼子进犯时，中央却下令不准抵抗?”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义愤填膺的大学生们蜂拥而上，把向用奇团团围住，高呼口号：“谁不准抗日，谁就是汉奸、卖国贼!”“谁不准抗日，就是甘当亡国奴!”向用奇被吓得灰溜溜地跑了。

　　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是坚守课堂，还是投笔从戎，是他们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长沙临大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其中文学院有多少学生，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记载。他们中最知名的是南开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懋勋，曾任鲁西北游击总司令部挺进队参谋，1938年8月在济南牺牲，时年21岁，同学刘兆吉一年后创作两幕话剧《何懋勋之死》以示缅怀。1995年所立西南联大烈士纪念碑基座镌刻的15位英烈中，何懋勋名列首位。

　　在学生去留这个问题上，每个教授的态度并不一致，甚至有着很大的分歧。叶公超对学生说：“抗战非短期内所能结束，同学们不能不作朝夕的准备。书生随分报国，采取上前线杀敌或留后方深造，都无不可。可是不要忘记‘充裕之为美’，多一份装备自己，便给国家多保留一份元气。”12月的一天，北大学生为两位同学奔赴延安举行欢送会，大家慷慨陈词，发表对抗战的看法。冯友兰、钱穆也被学生邀请前去讲话，钱穆事后回忆：“又其前某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送。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虽然如此，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交谊，更没有影响他们在学术上的互相问难，此诚君子之风也。(注：为便于阅读，本文分为四个部分，这是第三部分)

　　(原载《书屋》2016年第2期、《湖南报告文学》2016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