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学校搬迁宛西的原因及作用
来源：南阳日报-南阳网，作者 赵有章   2018-08-10 11:42:14

　　播迁宛西

　　51所学校云集南阳

　　“七七事变”后不久，华北沦陷，豫北吃紧，河南省教育厅迭奉教育部“青年学生应先迁移安全地带，以免学业中断”的指示精神，先后制定中等学校紧急处理法及迁移办法，提请省政府委员会决议公布施行。省立安阳高中等校率先渡河南迁，揭开了河南沦陷区学校播迁的序幕;1937年11月4日，豫北重镇安阳沦入敌手。河南门户洞开，日寇进逼黄河，1938年1月，郑州、开封、商丘等地学校提前放假，利用寒假进行迁移，一部分学校进入宛西;到1938年2月底，豫北全境沦陷，战争的重点转向豫东。1938年5月，随着兰封会战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而告终，蒋介石下令放弃豫东，原来迁往淮阳的商丘中学等校，抢在黄河决堤之前，由东而西，迁往安全地带;1938年10月12日，日寇占领信阳后，即沿平汉线南犯，豫南平汉路沿线各县，情势渐趋紧张，教育厅电令南阳以东、伏牛山以南各省立学校，于11月1日限文到三日内，向内乡、淅川西部迁移，大批学校涌入宛西，至此，河南三面环敌，半壁沦陷;1939年5月，日军为了巩固武汉战略要地，发动了第一次随枣会战，新野、唐河、桐柏等县一度为敌侵扰，南阳军民枕戈待旦，镇平各校分向西迁移，宛西学校有所增加;1939年6月，河南战局趋向平稳，鉴于省立各校过分集中宛西一隅，外地学生求学不便，随将个别校址重新调整，或迁回原地、或迁适中地点，自此后数年内，校址少有变动;1944年四五月间，“中原战役”爆发，日军三十七天连陷三十八座县城，不仅打通了平汉路南段，且又占领了豫中豫西，沦陷区学校又一次踏上了迁移的路途;1945年3月，日军为了确保华北、华中占领地的交通运输和军事设施的安全，发动了以攻占豫西南要地和摧毁老河口飞机场为目标的豫南鄂北战役，在遭受强有力的抵抗后，日军战领宛西，多数学校在豫已无立锥之地，被迫撤往陕西。

　　在沦陷学校播迁的过程中，省立的41所大中专学校(其中专科以上学校两所、中学19所、师范学校9所、职业学校11所)中有35所(含址在镇平的两所省立职业学校)，加上其他类别的16所，共计51所学校云集宛西。数量之多、人口之众、时间之长，在河南近现代教育史上无疑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同时也必然会引起世人对形成这一事实的诸多因素做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宛西地区背靠伏牛山，南接武当山、大洪山、桐柏山，西临秦岭山脉，是豫、鄂、陕三省交界地，山多路险，关隘密布，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抗日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处于抗战的后方，中间虽有数次日机轰炸，所炸之地损失惨重，但其他地方安然无恙，直到1945年春，日寇发动豫南鄂北战役，宛西才成为河南最后一片被敌夺去的“净土”。

　　其次，本世纪初，军阀混战，兵燹频仍，盗匪蜂起，民不聊生。1928年，镇平县彭禹廷返乡创办自治，内乡县(含现西峡县)民团司令别廷芳深受其影响。1930年9月，别廷芳和彭禹廷、邓县宁洗古、淅川陈唐华等在内乡杨集召开会议，商议采纳彭禹廷关于实行宛西自治主张，决定实行联防自治。会上推举别廷芳为宛西四县联防司令。为了办好乡村自治，别廷芳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逐步推行完善以“自卫、自治、自养”为内容，以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为目标的乡村自治运动。经过近十年的苦心经营，自治成效斐然，生产有所发展，盗匪几为绝迹，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乡村自治派的代表梁漱溟先生就曾莅临内乡，对自治区运动予以考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委任别为宛属十三县联防司令。自然，别拥有人枪二十余万，其势力“东达桐泌，西至商洛，南抵均光，北入嵩卢”，成为鄂豫陕边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武装。1938年夏，别被召赴武汉，面谒蒋介石，蒋对别大加赞许，称内乡县为全国“三大模范县之一”，又委任别为“河南省第六区(宛属)国民抗敌自卫军司令”。安定的社会环境，较为充足的生活供应，加之别廷芳本人对教育比较重视，这是宛西备受沦陷区学校青睐的又一原因。

　　其三，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宛属一带在平津旅读的同学，在平津沦陷后，辗转流浪，陆续返回南阳。他们在平津读书期间，有相当一部分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再加上亲耳听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声，亲眼看到日军的罪恶行径，心中充满了爱国热情。回到南阳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于1937年10月在南阳成立了“宛属平津同学会”。他们团结一切爱国进步青年，用办墙报，教唱救亡歌曲，开展歌咏活动，举办专题座谈会或报告会，组织宣传队深入城乡演出等形式，揭露日军罪行，宣传抗日救亡方针。在它的推动下，“南阳县妇女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先后建立，从而打开了南阳地区抗战救亡工作的局面，使得抗日救亡思想成为共识，城乡群众同仇敌忾，为沦陷区学校的迁入，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其四，抗战时期，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屡经迁移，前后达五次之多。其中1938年夏，由开封迁至镇平县，1944年春，又由鲁山县迁至西峡县的丹水镇，所属各厅则分散在附近村庄办公。几乎在同时，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省参议院、省合作管理处、省税务局、省中央银行、省教育厅、省三青团、省党部的《河南民国日报》社、省政府的《河南民报》社等迁至内乡县赤眉镇。偏僻的山乡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这是宛西成为沦陷区学校聚集地的又一原因所在。

　　深远影响

　　地方文教事业得以发展

　　播迁学校加快了南阳，尤其是宛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为南阳的社会繁荣，经济振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迁入镇平的开封女师附小、开封师范，迁入内乡的河南慈幼院、河南省教养院，分别在当地招收幼儿授教。1944年5月，河南大学迁入淅川荆紫关后，创办幼稚园一个班，除安排该校教师子女之外，还吸收当地幼儿入园，这是淅川县最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该县唯一的一所幼儿园。

　　1940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全国实施国民教育，3月，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河南省为了实验国民教育方法以资改进，教育厅乃指定信阳师范，于1941年7月设立省国民教育实验区。其范围包括该校附小、内乡县师岗镇和张集乡的四所中心国民学校和二十七所国民学校。经过两年的辛勤努力，成效显著，探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对当地的国民教育质量提高很大，1943年8月，教育部把此实验区改为部办。据实验结果所编的《怎样办理中心国民及国民学校》、《中心国民及国民学校怎样办理民教部》和《中心学校怎样辅导国民学校》等书，公开发行省内外，对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指导借鉴作用。由于宛西所具有的优越条件，所属各县均达到一乡(镇)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学校的实施标准，并受到教育部的嘉奖。

　　由于受战争影响，沦陷区除省立学校迁出外，其他各类学校多被迫停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阳原有的学校不仅得到巩固，而且在战中又新办了一批学校。此消彼长，相得益彰。

　　比如，1939年10月在南阳设立的河南战区中学第一校，抗战胜利后，由于内乡绅民的请求，河南省教育厅决定，将“战一中”易名为河南省立内乡中学。由于其雄厚的基础，良好的设施，加之务实的校风，严格的管理，内乡高中教学质量，历居全省前列。特别是1957年和1958年，升学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居华北地区第一、全国第二名。这对于一个偏僻的山乡小城，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再如，1940年秋在淅川成立的国立河南师范，后改称河南省立战区师范、省立第一临时师范。抗战后改称省立南阳师范，从而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前南阳没有省立师范的历史。

　　又如，1939年在南阳卧龙岗成立省立南阳园艺科实验场。1941年，省教育厅在原镇平园艺训练班的基础上，扩建成为省立镇平高级农艺科职业学校。该校重金延聘北大、河大、青岛大学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并从国内外引进小麦优良品种，从青岛、新疆引进苹果、蜜桃、香梨等水果，引进菊花、樱花等花卉，分别进行实验。培育出的小麦良种“农高十号”，建国后在全区推广。1942年，省立邓县园艺科实验场，在邓县高集乡戴岗村成立，后改为省立邓县园艺科职业学校。加上早期设立的镇平工艺职业学校，使抗战时期省立十一所职业学校中，南阳实占四所。

　　外地学校迁入宛西后，一些现代体育项目，如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也随着学校体育的蓬勃开展，迅速在当地普及开来。迁入各校篮、排球队还经常相邀比赛。1940年，在淅川县老县城北大操场举行了全县规模盛大的一次国民体育检阅大会，全县八个区和外迁学校均派队参加。1944年，育德中学、省立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国立一中一分校等八所学校在西峡县南堂岗体育场举行西峡县首次运动会。通过上述活动，对宛西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帮助很大。

　　1938年河南省妇女补习学校迁到内乡县赤眉后，分别在黄岗、齐营等地办起补习班，入校妇女达二百余人，补习班除教她们读书识字外，还从国家大事到婚姻、生活、家庭等问题，一一进行讲解。开封女师也组织毕业生在夏馆附近办起了妇女识字补习班，使山区妇女梦寐以求的上学愿望化为现实。识字班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抗日歌曲，宣讲剪发、放足的好处，帮助她们摆脱落后思想意识和封建礼教的困扰和束缚，有的还考入女简师和女师班学习，满怀信心与希望，开始了新的生活与人生追求。

　　与此同时，迁入的其他学校也纷纷在当地招收学生，传授知识与技能。不少农村青少年可以就近入学，使当地入学率大为提高，受教育面迅速扩大。据统计迁入内乡县的学校，在内乡期间共有学生两万余人，其中内乡籍学生约占百分之二十六。据1956年统计，内乡有初中六所，高中一所，共有专任教师150人，其中有105人曾在迁入的学校里就读过。民国时期，南阳地区小学教师除本地简师培养部分外，大部分是开封和信阳师范培养的南阳籍毕业生。外迁学校对南阳文化教育事业的巨大影响，从中可窥一斑。

　　推动革命

　　中共地下党组织迅速扩大

　　学校播迁宛西后，中共地下党组织迅速扩大，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面对宛西外迁学校林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聚集的状况，为了加强对迁入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扩大党的队伍，更加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首先派从延安回来的中共党员孙旭堂同志(内乡籍)到豫西南地委，领导外迁宛西各校的党组织工作，先后在几所主要学校中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随着外迁学校的增多，1939年1月，中共豫西南地委设立了学校工作委员会(简称“地学委”)，属中共镇平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王锡璋同志任地学委书记，专门负责外迁学校党组织的工作。针对内乡县境学校较为集中的状况，利用中共党员黄廷王向同志和内乡县民团司令刘顾三、赤眉区区长黄瑾如的亲戚关系，1939年10月，地学委迁到赤眉镇。并将王锡璋、蔡康志安排在赤眉小学任教，以教书作掩护，和地方党组织一起，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宛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发展相当缓慢。抗战前夕，淅川县虽有党的活动存在，但仍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建立。到1937年底，内乡县有党支部十个、党员八十人。随着形势的发展，1938年春，随校回县的开封师范学生王煜(淅川县滔河人)，经人介绍，与刚刚从外地回来，和党尚未接上头的中共党员宋潘舟同志取得联系，并在开封师范学生中秘密发展民先队员，公开成立党的外围组织——抗日后方支援会。同年5月，镇平中心县委批准王煜为中共党员，并决定建立中共淅川区委。此后，中共开封师范、开封中学、国立一中支部相继成立，至12月，全县共有党支部五个、独立党小组三个，党员一百二十八人，为1939年11月底中共淅川县委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0年5月，内乡恢复了县委组织，他们都把组织发展的量点放在外迁学校中，到当年底，中共淅川县委共辖五个区委、十四个支部、党员达到三百一十二人，内乡县委共辖两个区委(其中一个是西峡县，即今西峡县)，一个中心支部、二十多个支部，另有十多个党小组，党员三百五十多人，成为中共内乡地下党建立以来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在中共地学委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外迁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走向深入。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军政要人刘镇华、刘茂恩及齐星一等，把家眷安排在内乡县赤眉镇。为了安全及便于工作，黄廷王向同志让王锡璋、蔡康志同志住在刘镇华、刘茂恩家属住的后院。他们在这里不仅便于同刘的家属和家庭教师接触，以开展统战工作，还在这个大门外站有岗哨的后院，办起了地学委的机关刊物——《青光》(后改名《实践》)，通过这份油印小报，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指导救亡运动。

　　这个时期，外迁学校编印的进步刊物有《大众》、《火炬》、《汇流》、《火车头》、《群啸》、《理论与批评》、《解放之路》、《前哨》月刊等，并通过“社会科学读书社”、“洪流学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读书会”等社团组织，学习党的理论，提高思想认识，大力发展民先队员，以吸引组织进步青年，扩大党的队伍。

　　救亡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组织宣传队，话剧团等文艺团体，经常到城乡活动。特别是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溃不成军，“抗战亡国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迁入淅川的学校组织节目，如相声《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我是中国人》、《说说倭寇》、话剧《淅川一角》等;内乡赤眉子弟和省妇女补习学校联合组建了赤眉话剧团，除在本地演出外，还到县内其他乡镇进行宣传;安阳高中组织的话剧团、歌咏队在西峡等地演出，国立一中一分校和育德中学师生每天夜自习后，排队穿街而过，并高唱抗战歌曲。1939年元旦，这两校师生在一分校校院搭起舞台，公演三天抗战剧目，他们还走向街头出活报剧，西峡城乡数万群众观看节目，抗战激情倍增，掀起了抵制日、德货运动。

　　通过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工作，宛西人民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捐款捐物，支援抗战。西峡百姓自觉为前方将士捐衣服、鞋子近万件，内乡赤眉的鱼贯口、夫子岈、东北川等地妇女，有的当场摘掉头上的首饰，退掉手上的银镯、戒指捐献抗日，有的把纺线卖的钱，卖柴卖鸡蛋的钱也慷慨捐出。

　　地学委和地方党组织，为了正确贯彻党的统战政策，还针对外迁学校的具体情况，在发展进步力量的同时，打击国民党中的反动顽固分子，如当时开封师范校长王春元、开封高中训育主任李子平等，而对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如信阳师范校长周祖训、安阳中学校长张尚德、河北私立育德中学校长郝仲青、开封女师教师杜子劲、谢瑞阶、郑县工业职业学校教务主任苏斗南等，则团结争取他们，并通过他们宣传党的各项抗日主张，在他们的努力下，有不少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保存实力

　　为战后教育重建提供前提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屡经磨难的播迁各校，在饱受战争创伤的巨痛之后，也终于返回原址，新学校也应运而生。到1946年底，全省公、私立中学达到425所，较战前增加了70所，其中省立中学达26所，比战前增7所。另外省立师范达到12所，比战中增加3所，省立职业学校达到12所，比战中增加1所。以在校学生计，1944年省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分别为11609人、4418人、1618人，1946年度则分别为16915人、6114人、2932人，出现了近现代河南教育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而上述学校的本源和主体，仍是播迁宛西的学校。是勤劳、善良、朴实的宛西人民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然而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遭受水、旱、蝗灾害，宛西人民的生活相当贫穷。农户们普遍过着“早上稀、午上糠，到了晚上不喝汤”的苦难日子。但宛西人民怀着对知识的敬畏与渴望，节衣缩食，保障供应。同时，师生们视宛西为故乡，待人民如父母，向他们传授知识与技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底，开封女师、开封高中、开封初中返迁开封时，为了感谢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特于夏馆镇东大渠桥头竖一“河南省开封三校纪念碑”，而夏馆各界人士为了缅怀三校的严谨校风和对当地的感悟教化，也竖一“河南省开封三校教泽碑”，以示纪念，教育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