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公学的燃灯者——李维汉
来源：搜狐   2018-08-15 17:04:17

　　“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就是在陕北公学度过的。”这是李维汉晚年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七十多年前，他先后担任陕北公学党组书记兼副校长、分校校长、后期陕北公学校长，与学员们一起荷锄劳作，促膝谈心。他在陕北公学的土地上挥洒赤诚的爱国之心，点燃青年人心中的明灯，为全国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陕北公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维汉，又名和笙，化名罗迈，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1919年，李维汉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年轻的李维汉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他担任组织委员并化名“罗迈”。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罗迈”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他，陕北公学师生因而都称他为“罗校长”。这位严谨缜密而豪爽大方的“罗校长”始终如严父一般，以慷慨激昂的赤诚激励着一批批陕公学员努力前进，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懈奋斗。

　　“看见了，罗校长那伟大的影子”

　　1937 年8月到1938年5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陕北公学先后接收和培训了约3000名学员，但仍然不能满足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边区各部门、各抗日根据地、各部队都急切地要求补充更多的干部力量。这时的陕北公学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困境：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粮食及日用品供应日趋紧张;另一方面，国民党加紧发动反共摩擦，阻拦青年到延安学习。

　　为了突破办学条件的限制，实现陕北公学的发展壮大，中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决定，在粮产量较高、接近陇海铁路和西安的陕西关中地区栒邑县看花宫村建立陕北公学分校，任命李维汉为分校校长。

　　1938 年5月30日，陕公部分师生骨干为创建分校离开了延安。留在总校的师生到延河边为他们送行，大家眼含离别的热泪，振臂呼喊：“开拓国防教育的新园地!”“陕北公学万岁!”

　　出征的队伍中，李维汉的背影显得尤其高大。他打着绑腿，所有的行李家当只装了一个马褡子，与学员们一起翻坡过沟，徒步前行。

　　李维汉是带领第二批人员开赴栒邑的，50余人从延安出发，前后经过甘家店、鄜县、直罗镇、店头镇、杨坡头、职田镇，终于在7月初到达看花宫。1938年7月7日，值“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陕北公学分校正式开学。从此，陕北公学的主力转移到分校。

　　创立之初，陕北公学分校的校舍全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屋，就连教学用的桌椅板凳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是老百姓自愿提供的。回忆起分校初创时的艰苦与老百姓的帮助，李维汉难掩感动：“没有他们的帮助，分校的创立是要推延很多时间的，我们应当感谢这里的地方当局和老百姓。”

　　李维汉说：“分校还是刚刚坠地的婴儿，成千成万的青年男女却已对我们抱着莫大的希望，历尽千辛万苦跑到分校来。”为了呵护这个“婴儿”健康成长，他特别注意以自身的优良作风影响学员。当时分校学员要在上课之余从事开荒生产以保证生活需要，李维汉总是和学员们一起荷锄下地，他领着师生一边唱着劳动号子，一边在2100多亩的荒地上种起了土豆、谷子、糜子、麻子、蔬菜，实现了自给自足。

　　工作时的李维汉一丝不苟，对人对事要求严格。平时他发现学员学习不认真，或者教员工作不细致，批评起来从不讲情面。陕北公学的学员私下里戏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成仿吾校长是“慈母”，处事严格、律己严谨的李维汉校长则是“严父”。

　　但身为“严父”的李维汉对学员也慈爱有加。一次，后期陕北公学社会科学部三班的生活班长马兴惠在队前传达李维汉的指示，讲到李维汉对少数学员生活散漫、违犯校纪现象提出批评意见时一时嘴快，说“罗校长对一些怪事气得骂人了”，随后他就为自己言语失洽而当众检讨了错误。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时，马兴惠因为患阿米巴痢疾住进了卫生所。李维汉偕夫人看望病号，询问姓名后，笑着说：“原来你就是社三班的那个马兴惠，听说你为说我骂人，曾在队前检讨过，没关系，谁说话也有个走嘴嘛!”

　　被称为“严父”“爸爸校长”的李维汉还经常以他豪爽的性情和学员们打成一片。在课后的排球场上，总能看到他奔跑跳跃的身影;转眼到了傍晚，他又温和地坐在学员们身边，同他们促膝长谈，关心、呵护青年们成长。

　　“决心和他一起去推倒三座大山”

　　1937 年11月，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高度评价了陕北公学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勤恳学习革命理论的精神，称赞陕公 “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李维汉总是勉励陕公的学员们：“为了将来的抗战，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认真学习!”他说：“学习直接为了火热的斗争，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经院式的或镀金式的学习是不存在的。

　　在陕北公学第6队学员的结业典礼上，李维汉给毕业生写下赠言：“书是你们将来的宝贵财富，你们到任何地方，都要保存书、阅读书、购买书、爱惜书，即使你们将来在战场上，也不能忘记，这是共产党人进步的信条!”

　　学员们心中的“爸爸校长”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时刻将国家兴亡牢记在心，也以此勉励陕公的学员们。1940年除夕，李维汉在后期陕北公学全校联欢晚会上致新年贺词时谈及了当前形势。他旁征博引、义正词严地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径，批评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大局，搞分裂、搞摩擦，在前方各地推行反共、限共、溶共，在后方则调集几十万精锐部队包围边区，妄图将共产党人困死饿死在陕甘宁山沟里的行为。霎时，除夕联欢晚会开成了声讨大会，场下学员们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无不切齿痛恨。

　　1941 年1月末的一天夜晚，学员们正准备就寝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全体学员到大礼堂紧急集合。人群迅速涌进大礼堂中，讲台上已点起了一盏汽灯。李维汉在灯下讲：“快要睡觉了，集合开会，有点要事急事，中央叫连夜传达，详细情况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就发表了。”原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伏兵袭击撤退的新四军，致使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讲到这里，李维汉提高了声调，怒斥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颠倒敌我的行径。师生们听了传达义愤填膺，坚决表示要与之斗争到底。

　　李维汉是资深的革命家，革命理论和实践水平极高，无论是在陕北公学、陕公分校还是后期陕北公学任职时，他都深入教学实践一线，即使工作再繁忙，每个月至少要给学员们做一次大报告，从未中断。

　　李维汉做报告不用讲稿，但条理性和逻辑性十分清晰，他总能将历史、时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人印象深刻。有一次，李维汉在和全体学员谈话时，讲到了边区形势与前线作战的状况。“要在行军中、战斗中完成我们的学习计划，”他谈道，即使是在长征中也没有停止对干部的训练，“我们利用行军中的休息时间，泥地是我们的黑板，树枝是我们的笔。我们已在战斗的环境中造就了许多的干部，我们还怕不能完成培养抗战干部的任务吗?”坚决的态度、有力的话语说到了每一个学员的心坎上，大家的抗战情绪进一步激发起来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李维汉向陕北公学的师生们传达会议精神。他声音洪亮，在近千人的报告会上，他讲的每一句话场下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马毅、赵志萱两位学员后来回忆道：“罗副校长那高大的身躯，伸出有力的臂膀，这时，我们一点畏惧也没有了，我们举起千百只手，决心和他一起去保卫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决心和他一起去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陕公桃李遍神州，光荣传统育后代”

　　为进一步发展边区教育，中共中央决定复办陕北公学，将留在延安的少数原陕北公学干部、教师、学员同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合并，成立“后期陕北公学”。1939 年12月，陕北公学在杨家湾正式复校，由李维汉任校长、党组书记与校董会成员，在延安重新招生。直至1941年8月底，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8月，在陕北公学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李维汉不仅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还推动了边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1940年，兼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根据在陕北公学的实践和自己的思考，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中国教育研究室，他自兼主任，在编写《中国现时教育问题》一书的同时，还系统研究了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和黄炎培等人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如何在解放区开展群众教育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