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汪伪统治区的留日教育
来源：东方网   2019-01-17 14:59:09

 

　　兹将汪伪教育部历次特别是1940~1941年两次选派留日学生的经过做一概述。

　　1940年5月2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致函汪伪教育部，“述及民国二十九年度(昭和十五年)留学推荐事宜，在华中方面可选拔二十五名等，由教部准函后，即着手办理”。汪伪教育部十分重视，依据《留学规程》，拟定了《教育部留日公费生考选委员会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九年度)》，决定成立由伪教育部部长赵正平为委员长，教育部次长樊仲云、戴英夫为副委员长的教育部留日公费生考选委员会，“处理考选留日公费生之一切事宜”。

　　该委员会成立后，于1940年6月27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制定了《教育部留日公费生考选办法(民国二十九年度)》，咨请苏、浙、皖、鄂四省省政府及京、沪、汉三特别市市政府于7月25日同时举行初试，初试科目为国文常识。8月3日，初试揭晓，初试合格者计江苏12名、浙江9名、安徽3名、湖北9名、南京市41名、上海市19名、汉口市19名，共计112名。“后以华中方面希望留日之学生人数过多，原定名额实觉不敷分配，教部乃函请日方增额10名，结果日方允于原定25名外，再增3名，合计28名。”8月10～11日，初试及格者分别在南京、上海、湖北、汉口四地举行复试，复试科目有国文、外语(日、德、英、法任选一种)、数学(代数、几何、三角)、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任选一种)、专门科学(依据投考者之拟习科目分别试验)及口试。8月17日试卷评阅完成。8月19日，考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决定入选人员。由于“此次各省市应试生徒极为踊跃，而成绩亦相当优良，经过严密考试，计复试及格者录取34名，特许者4名，共得38名。除由日外务省允许资助28名外，其余10名作为部派公费生”。其中有4名已在日本留学多年，“考查成绩确属优良，但因学费接济中断，势将半途辍学，经教部考察属实，特许改为部派公费生”。

　　从8月20日起，汪伪教育部在南京《新报》、《中报》及上海《新申报》、《中华日报》上公布录取名单，并通知录取者于9月1日到伪教育部报到。除2名因病请假暂缓出国外，其余人员均按时报到。9月2日起，所有录取人员均在南京建邺路伪中央大学内接受为期3天的集训，“以期该生等于出国前，对彼邦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之状况，得以认识”。同上。9月3日下午，赴中山陵谒陵。4日汪精卫接见了全体留日人员。5日，留日人员又赴南京日本大使馆与总领事馆“聆训”。6日，留日人员在教育部有关人员带领下赴沪，办理赴日手续，并赴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与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聆训”。9月9日，留日人员在留日京都帝大学生胡逸石的陪同下乘“长崎丸”号东渡日本。所有留学人员赴日后均先入日本东亚学校学习，然后再分派各大学。

　　汪伪各部委也有公费派遣学生和技术人员赴日留学的情况。1940年8月，汪伪警政部决定派20名警官赴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并制定了《警察官留学生选送办法》5条，其派遣标准为“所派各级警官统以现职服务在三个月以上而体格健全仪表端正，并略谙日语及警察学术有相当根底者为合格，尤其对于思想及和平信念应绝对注意”。这些留日警官于同年10月赴日，进行为期1年的学习。1941年10月，汪伪内政部警政总署向日本选派了第二批25名警官赴日留学;1942、1943年汪伪内政部警政总署又向日本选派了第三和第四批警官赴日留学。1941年4月汪伪军事训练部决定派20名士官赴日留学，伪军事委员会特制定了《军事训练部考送留日士官学校学生规则》和《军事训练部考送留日学生复试委员会章程》11条;1944年汪伪陆军部向日本选派了60名军事人员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其中华北20名，蒙疆10名，华中(包括华南及驻日大使馆确定的人选)30名。1944年10月，汪伪实业部制定了《实业部资送工科留日学生办法》，规定，“本届考选学生以学习工科为主，有余额时，得兼收农矿及工商管理学生若干名”，此次资送学生的名额为80名，其分配办法为：“甲、招考国内中学、大学毕业生五十名;乙、就现已在日本入学之学习工科自费学生成绩优良者选取二十名，由各工科学生检同学校证明书及成绩单，呈请教育部驻日专员办事处转送实业部选定;丙、实业部有关各官署就现职技术人员、大学或专门以上学校毕业熟谙日文日语者选送十名，由各该服务机关将毕业证件、办事成绩，加具考语，送部选定赴日实习研究”，“现职人员在资送期内由各该原服务机关保留原资原薪，毕业归国后仍回原机关服务”，“录取学生及已在日本入学之学生每名每月给资助日金壹佰伍拾元，现职人员派遣生每名每月支给资助日金贰佰肆拾元”，“资助生赴日及返国时，得酌支旅费若干元”，“资助生应将每学期成绩单送请实业部考核”，“资助生如因品行不端或成绩不良者，得停止供给资助”，“资助生学成回国后，应有听候政府指派服务之义务”。为完成招考国内大中学校毕业生50名的任务，汪伪实业部特地制定了《实业部考选留日学生简章》，《简章》规定50名录取名额中，工科40名，农科、矿科各4名，工商管理科2名，“凡身体健全、思想纯正、日语学有根基而有下列之一者，均得应考：甲、高级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力、成绩优良者;乙、专科学校毕业者;丙、大学毕业者”。报名时间为1944年11月6~15日，“应考人须持应缴证件亲至南京实业部工业司报名，但路远者得以通信报名”。考试科目，高中毕业生有国文、日语、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口试及体格检查，大学毕业生就其所学科目另定。考试日期为1944年11月20日。录取名单在南京《民国日报》和北平《华北日报》上刊登，并分函通知本人。录取生于11月31日前携带志愿书、保证书到实业部报到。出国日期为1944年12月上旬。录取学生赴日后由实业部每名每月资助150日元，并发给旅费1000日元，毕业回国旅费每名发给800日元。

　　留日学生的心态

　　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同胞饱受战火摧残，国家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包括留日学生在内的海外学子纷纷束装回国，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共纾国难之时，为何还有数以千计的沦陷区青年学子远赴敌邦求学呢?难道他们真是一批没有国家、民族意识甚至助纣为虐的人吗?他们究竟抱有怎样的心态呢?

　　毋庸置疑，在赴日留学生中，虽不免会有少数自甘认贼作父的汉奸走狗、民族败类，但对绝大多数留日学生来说，赴日留学实在是一种虽不明智但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的无奈选择。

　　抗日战争爆发后，绝大多数高等学校奉命西迁抗战大后方，沦陷区内的中学毕业生如何升学就成了大问题。汪伪统治区的学生要想继续求学深造，有三条路可走：一是远赴成都、重庆、贵州、昆明等抗战后方城市报考大学，或者到邻近的几个未沦陷的省份去报考大学;二是报考沦陷区内日伪所办的大学或为数不多的教会大学;三是去日本留学。部分青年最终选择了去日本留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经济原因。对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来说，赴大后方路途遥远，“绕到后方需要一笔很大的款子”。同上。而由于日军在沦陷区内烧杀抢掠，许多学生的家庭财物被日军抢掠一空，即使原本家境尚可的学生，也无法筹到足够的路费，更遑论贫穷无依的清寒学子了。而沦陷区内日伪所办大学，大多教育质量很差，师资、教学设备奇缺，在青年学生眼中“沦陷区中的大学，实无求学之价值”。而当时的日本，不但教学环境较好，教学设备较为完备，师资队伍齐整，且费用低廉，“日本国内物价安定，在国内读书一年，可够开支在日本读两三年所需费用”。同上。如考取公费生，家庭基本不用负担其在日费用。即便是自费生，也可申请汪伪政府提供的留学“津贴”。因而赴日留学就成为一部分沦陷区青年学生特别是家境贫寒学生的选择。他们借此既可继续深造，又“可以减少家庭中老父亲的负担，不用老父亲为我找款读书”。

　　其二，交通原因。日伪对沦陷区内的青年学生监视和控制甚严，许多学生根本无从前往大后方。同时由于敌伪实施交通封锁，前往大后方往往要通过多道日伪封锁线，不但困难重重，还常常有生命危险。而去日本则要相对方便和安全得多，由上海至日本的轮船往来频繁，十分便利。

　　其三，部分青年学生想到敌国去看一看。一位杨姓留学生在《自传》中就写道：“日本是我们世代的仇人，它侵略我们，蔑视我们，到底它自己本身具有怎样的力量?为什么它可以能够睥睨世界，为什么它可以侵略我们，对我们这一个世代的敌人，它到底具有怎样真正的面目?那是我们应该深刻观察它。中国弱在哪里，日本强在哪里，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看敌人的巢穴去!”而徐州一位陈姓留日学生则从中日关系更深的角度考虑，希望赴日“看一看”。

　　此外，还有部分青年学生是在家长的劝导下，踏上赴日留学之路的。

　　也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留学生始终怀有矛盾、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渴望知识，甚至希望借机探寻日本强大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其行为不为国人理解，“在那个大时代里，不能到后方去，对于做国民的仔(职)责，实在是一种大的过错，大的污辱……假如到日本去，那么别人的责难，一定更难想象”。因而他们在是否去日本问题上犹豫不决，大部分是“怀着不安的心情到了日本”，其矛盾、苦闷的心情自是言语所无法表达。

　　这里引用广州一位吴姓女留学生在战后所写《自传》中的一段话，从中略可窥见当时赴日留学中国青年心态之一斑：

　　那时是民国31年，敌人占据广州已有4个年头了。在铁蹄践踏下的广州，到处使人触目伤心。我本来打算回到内地去，但所有外围的交通线都被封锁，始终没法越过难关。找事做固然不愿意，父亲便叫我到伪广东大学去继续求学，也被我拒绝了。居留了一个多月，适值中日文化协会广东分会招考公费留日学生，好些旧日的同学都怂恿我去尝试尝试，父亲更特地替我报了名，我自己也想看看里面的情形，而且直觉地相信准考不上的，便大着胆去尝试。然而天晓得!试验的结果，我竟然被录取了。父亲当然万分高兴，因为他寄予我的期望很大，认为这是我充实自己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而我呢，矛盾的心理现象使我备尝了寝食不宁的痛苦。在中学时代，我原也曾有过东渡留学的梦想。可是，自从事变发生，我底梦想成了泡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横蛮无道，已引起我强烈的反感;多年来的从事战时工作，国家民族的意识已极度的强化;再想想自己的家，在暴日的摧残下，父亲半生心血所积的产业已荡然无存。国恨、家仇，重重压在心中，使我不敢希图那梦想的实现。我也曾请教于昔日的师长们，有主张我去的，便说“学问无分畛域，有机会切莫放过”;有不大主张我去的，便道：“只要认清了目标，去也无妨，不过要及时回来才好!”总之，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在彷徨与犹豫的焦灼中，终于我觉得，与其困死在广州，不如走远一点的好。我信赖那“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名言，利用这时机去实地观察敌人的内幕，行径虽属冒险，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还希望抓得意外的机会，替祖国效点微力。抱了这种野心，我便毅然地到日本去了。因此，尽管在日的学习、生活环境均优于国内，但绝大多数同学的爱国之心并未泯灭，他们在刻苦学习之余，仍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抗战和国际局势。他们是多么地渴望国人能够了解他们的苦衷啊!

　　一位姚姓留日学生在战后所写的《自传》中这样写道：

　　我们虽不想求人怜悯，但至少希望人家重予我们一种新的认识，借以解销以往的误解，并改变对于我们的态度。我们想声明的是：一、我们不是没有国家意识的人，因为日本的国家政策充分反映在它的国民社会里，我们是直接接触该项社会的人，常常容易受到新的刺激，深的不满，来促进我们意识与观念上的反省。二、战时留日学生大都是清寒子弟而无力投奔内地求学的人，在当时日本强制推行经济管制，物资奇缺的情况下，留学生赴日的目的至少并不是因为贪安逸，求享乐。我们虽无法显耀自己，但自认为对于求学的态度是出于真诚的。

　　尽管日伪一再宣称要把留日学生培养成“中日亲善共存”的“楔子”、汪伪“建国”的人才，但留日学生在日本并未受到“亲善”的待遇，往往要受到日本军警和浪人的欺压和虐待，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警更加大了对中国留学生监视和控制的力度，留学生言语中稍不注意，就会被当作思想犯拘捕。一位留学生在《自传》中写道：“最可恨的是日本警察，不但不许我们出东京一步，并且随时监视我们，一有额外行动，便有坐狱的危险。同去的同学中有遭到这种厄运的，言之犹属寒心!”另一位留日学生亦称：“留日学生受敌人严厉的监视和限制，虽谨言慎行，有时亦不免发生意外祸灾，真是人人自危!环境恶劣，无以复加，精神上所受种种刺激，实为毕生难忘。”

　　本文节选自《汪伪统治区奴化教育研究》，2015年12月出版。作者曹必宏、夏军、沈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