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焦作工学院
来源：新浪网   2019-01-24 16:38:16

　　1931年，私立焦作工学院大门

　　抗战八年中，焦作工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一路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迁移到陕西汉中城固县古路坝，与北洋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共组西北工学院，以庙宇和教堂为教室，共育英才，共赴国难，谱写了一部教育与爱国的交响史诗，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迹，培养出了“中国材料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著名核材料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恒德，材料及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恒志等。这些院士和更多的杰出校友一起成为新中国矿业领域的脊梁，为建国后的矿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主动西迁，保存教育实力

　　1937年 “七七”事变后，焦作工学院师生同仇敌忾，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但由于日寇猖狂进攻，担任平汉路正面作战的中国军队节节失利，战火迅速燃遍河北，豫北岌岌可危。到10月14日，日寇即占领安阳。安阳距离焦作200公里。日寇飞机飞越新乡、焦作上空轰炸洛阳军用机场，焦作工学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危急时刻，学校的主要投资单位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崎(中国共产党的铮友，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从民族大义出发，从抗日战争的长远考虑计，力排众议，果断下令将中福公司所属煤矿的机器设备连同技术管理人员全部撤迁大后方。

　　当时，学院领导人对形势缺乏清醒判断，考虑以不出省为原则，打算把学院迁往开封或南阳内乡。对此，学生自治会于10月18日推举代表面见孙越崎，表达了不同意见。孙越崎以学院董事长的名义，召见院长张清涟并对他说:“教育乃国家之命脉，须在教部整个计划下努力，不能分据，不可霸占。今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缺乏仪器，吾校既拟迁移，自宜以吾所有与之切实合作，以为国家增元气。”孙越崎明确要求焦作工学院迁往西安。

　　根据教育部的指令和孙越崎的要求，10月20日，全院师生员工从焦作启程，并在郑州将全部设备、仪器、图书、标本等共160吨搬上孙越崎亲自安排的铁路车皮，连同教职员工和学生于10月24日举校迁往西安，选定临时校舍于西安端履门，借用省立西安高级中学校舍和西京机械厂部分房屋恢复上课。

　　1938年初，日寇轰炸西安，关中处于临战状态。3月学院再迁甘肃天水。全院教职员工和学生共计146人，携带仪器设备、图书文卷，自陇海铁路虢镇站起，经凤翔、陇县、固关，翻阅关山，再经马鹿镇、清水，抵达天水。徒步500余里，长途跋涉、几经辗转，以天水南门外水月寺作为临时校舍继续办学，时有两系八班，学生89人，当年暑假，有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25名学生于天水毕业。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学院师生演出了抗战救亡话剧，会场悬挂的楹联写道：“焦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我;工程建国，当前责任不让人”，表现出十分可贵的信心和责任感。

　　焦作路矿学堂

　　重组大学，贡献支撑力量

　　根据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指令，焦作工学院师生于1938年11月由甘肃天水再迁陕南城固，12月初在古路坝复课，正式开启了学校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分立而成的国立西北工学院为期8年的历史。

　　1938年8月10日，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在陕西城固成立。委员会由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王茂春、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琏和著名教育家胡庶华组成。李书田主持其事。筹建初期各院校接收委员会主任由原西北联大工学院的潘承孝、魏寿昆担任。4名委员中，焦作工学院有2人，为任殿元教授和余立基教授。张清涟、胡季纯教授先后任西工事务处主任，张清涟还曾担任西工训导长及学术推广部专门委员。

　　1938年8月25日，在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通过了西北工学院借用焦作工学院设备用具办法。此时，焦作工学院的人员和物资分别存留在甘肃天水和陕西西安、凤翔等地，学生集中在甘肃临洮接受军训。从焦作运出的160吨图书设备用具，在天水60吨，西安、凤翔各50吨，在焦工迁往城固的前后于1938年12月初全部运往城固。这些图书仪器设备虽并不充足，但在战时却弥足珍贵，对西北工学院的办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焦作工学院与组成西北工学院的各校不同的地方就是，焦工西迁前未受破坏，图书仪器设备被完整地保存，而其他的各校或辗转流亡、或遭受破坏仓促迁徙，带出来的图书仪器设备较少。尤其是图书，当时西北工学院图书馆藏书“主要私立焦作工学院的13101册，……到1940年馆藏总计15257册。”孙越崎回忆说:“由于焦作工学院是完整西迁的，图书和教学用具、实习工厂设备齐全，这为流亡到陕西的北洋、平大和东大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创造了条件。”

　　1939年3月，由于李书田与其他学校师生理念不合而发生冲突，愤而带领200名北洋师生南下四川到西康另办新校，因而西北工学院的矿冶系也就在较大程度上由焦工教授所支撑了。西工矿冶系的系主任就是焦工的任殿元教授。西工矿冶系为抗战时期全国高校所独有，毕业生供不应求。师昌绪在其回忆录中说：他1941年报考西北工学院的考虑之一，就是“西工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因从华北搬来的那几个大学都是赤手空拳，而焦作工学院原属英商中福煤矿，在沦陷前即搬往后方，图书、设备和标本齐全，因而报考了矿冶系”。1945年师昌绪从矿冶系毕业时的师生合影，前排的五位教授中，有四位是焦工教授。

　　焦作工学院1936年共有教职员36人，战时大多随校西迁。据不完全统计，到西北联大及其分立的西北工学院任教的焦工教授不下20人，主要有张伯声、张清涟、石心圃、马载之、李善棠、任殿元、李余庆、彭荣阁、徐百川、余立基、谢光华、唐仰虞、胡季纯、朱端、苏谔、崔宗培、许继曾等。

　　1937年焦作工学院工程馆

　　教育救国，形成著名“七星灯火”

　　西北工学院应该说是西北联大分立五校中实力很强的一个大学共同体。她汇入了东北、华北、中原高等工程教育的精华，形成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培养的完整教育体系，师生共4000余人，是当时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高等工程学府。

　　西工的校址分布在距城固县城20公里的古路坝，和焦工初创时期一样，处于偏僻的乡村，坝上有一座七星寺，被扩建为西工分校。

　　西北工学院培养人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淘汰制”，实行“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教育教学模式。相应地，学生也很刻苦。虽生活条件很，但学生牢记使，认真钻，弦歌之诵，夜以继，每栋房屋里都有几十支蜡烛彻夜不，长年如此。古路坝、七星寺夜晚自习的灯光犹如繁星闪烁,形成了“坝上长夜”、“七星灯火”的动人景观。原焦作工学院两系八班97名学生先后分别于1939—1942年暑期毕业，在焦工精神的基础上，他们的心灵也受到了联大和西工精神的滋润。

　　当时，广大学生主要依赖贷学金维持学业。一些学生冬天没有棉衣，就把所有的单衣穿上御寒;没有袜子和鞋穿，就自己做木板拖鞋或打草鞋;稀饭、馒头、素菜和糙米饭是食堂的基本食谱。作业本是用当地产的疙里疙瘩的毛边纸装订而成;墨水大多是用5分钱就能兑一瓶的紫墨水。由于教堂内没有教师家属住房，教师们大多在教堂附近租当地人喂牲口或堆放杂物的房子，夏不遮雨，冬不避风。教师们白天忙于上课，晚上则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抗战期间，教师生活艰苦，教授月薪500元左右，1942年8月，每袋面粉价也涨至500元左右，其窘况不言而喻。但国乱当前，他们忍辱负重，刻苦钻研，严谨执教。他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多次为前方将士捐款。他们发起‘提倡节约运动公约’，提出衣饰以整洁为主，饮食以养生为主，住所以朴素为主，婚丧以尽礼为主，娱乐以提倡高尚为主。这种精神对学校尔后的师德和校风建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焦作工学院在西北的八年，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八年，是焦作工学院充满艰辛的八年，是自立自强的八年。在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焦作工学院的师生们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蒸蒸日上。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艰苦的办学条件下，焦作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不畏艰苦，以庙宇和教堂为教室，继续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建设人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保留了火种。

　　焦作工学院在城固办学8年，也为当地培养了人才。据《城固县教育志》记载：“据1987年统计，城固籍人在全国各地科技、教育界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150人中，有不少是抗日时期由外地驻城大中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些学校自然包括焦作工学院。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焦作工学院辗转办学，六年时间作为西北工学院的一部分，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焦作工学院甘肃天水办学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