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公学:战火中的红色学校
来源：山东抗日战争纪念馆   2019-06-11 09:08:30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胶东公学，是革命干部的摇篮。来自敌占区、边沿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青少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种种阻力，汇集到这座学校里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教育，进行文化培训，使一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境内由于地处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腹地，群众革命觉悟比较高，这所艰难而顽强的流动式学校在境内活动的时间最长，先后多次在20多个村庄驻扎过，他们艰苦而正规的教学生活，热火朝天的抗战宣传活动，亲如一家的鱼水关系，都在群众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胶东公学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朝气蓬勃、团结奋斗，不断克服困难，改善办学条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抗战建国大业，培养了大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革命干部。上千名学生从这里走上了抗日前线，他们大都分配到抗日政府、部队和民运机关工作，很快发展成为党政军中的骨干和领导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胶东公学也是境内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

　　艰难而顽强的流动式学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加快了侵华步伐。10月，日军铁蹄踏入山东，国民党军队一败如水，山东政权土崩瓦解。中等学校纷纷停办或按省教育厅指令南迁，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山东教育从此陷入停顿和空荒。

　　1938年4月，胶东特委在境内马石店村召开会议，决定仿照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创办胶东公学，以培养大批适应抗日战争和根据地需要的人才。是年8月，直接隶属中共胶东特委(12月改称中共胶东区委)的胶东公学在原黄县中学旧址成立，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黄县县长曹漫之兼首任校长，赵野民任副校长。学校第一期招生250人，设社会、师范、普通三科，在课程配置上，彻底摒弃了抗战前的旧式教育，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由于战局紧张，为了坚持持久抗战，1939年2月，胶东公学奉命与胶东抗日军政干校合并，直至1940年12月才重新正式恢复胶东公学的教学工作，初期只招了130人左右，编为两个队(两个班)。

　　1941年8月，胶东军民取得反击国民党投降派斗争的胜利，栖霞县的牙山和牟海县的马石山一带成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胶东公学奉命从掖县东迁。师生们在地方武装护送下，穿过日伪军多重封锁线，于9月初迁移到牟海县的凤凰崖和西涝口两村，全校师生参加了胶东党政军机关和当地广大群众在凤凰崖举行的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大会。12月，胶东公学在这两村一带招生。由于抗日根据地群众觉悟高，招生对象多，学生达到300多人。学校规模扩大了，设师范科两个班(分甲乙班)，普通科两个班，职业科一个班。同时还设一个研究班，招收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学习后，担任中等学校的教师，当时招收五六人。

　　1942年，是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寇频繁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衅侵扰。胶东公学为了反“扫荡”而经常不断转移，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位于群山怀抱之中、群众觉悟高的凤凰崖、西涝口、炉上、青山村一带是驻扎时间比较长的地方。

　　由于是战争年代，最艰难、最危险的事情是需提高警惕，时刻提防日伪军的袭扰，所以学校经常转移也是家常便饭。虽然多次转移都是有惊无险，但还是有流血牺牲的事情发生。如1942年胶东公学部分学生在境内转移时就发生了“七八血案”。

　　那年6月中旬，胶东公学师生500余人在校长赵野民的带领下，转移到境内的马石店、青山、北果子等村庄。7月7日是抗日战争爆发五周年纪念日，那时候，这是敌后抗日军民的一个大节日，通常是跟“七一”党的生日一块过。当日晚饭后，学校到马石店村与当地群众联合举行了“七一”和“七七”纪念大会。当会后的文艺演出即将结束时，接到胶东行政主任公署紧急通知：距此七八十里外的水道据点的300多日伪军正在出动，直向胶东公学长途奔袭而来。行署命令学校立即向东北方向的垛山一带转移。全校立即紧急集合，在一片黑暗中，赵野民校长做了简短的情况报告后宣布：在大队先行前进的同时，由十五六名同学加护理等其他人员组成的24人小队伍，以较慢的速度随后跟进。

　　凌晨4时许，胶东公学大队沿着指定的路线，从马石店出发，经崖子村西沙河向北面的垛山进发。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当他们穿过崖子村西沙河时，还不知道日军的骑兵已到达崖子村村东，离前来奔袭的敌人不过两三里路之远，等于在敌人的鼻子下边擦肩而过。但是滞后跟进的小队伍，在大队完成转移后的约半小时，天还在蒙蒙亮的时候，在转山头村东头与奔袭的敌人迎头相遇了。日、伪军遂向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和毫无思想准备的师生开枪射击，当场牺牲10人，伤4人(其中3人因伤重不治牺牲)，带路的老乡宫润九也遭枪杀。这是胶东公学历史上受到的又一次惨重损失。

　　1942年底开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扩大阶段。胶东地区的抗日战争形势逐渐好转，东海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特别是牟海县已全境解放，境内已无日伪军力量存在。1943年1月起，胶东公学从文登、荣成地区(1942年冬季，日军对胶东进行的大“扫荡”，胶东公学奉命转移到文登县、荣成县交界地区，师生疏散在老百姓家里。)先后迁到境内东南沿海峒岭、徐家、宫家一带安营扎寨，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的教学工作，学校增设高中班，全校师生达到600多人，设有十几个班级，进行了较为正规的教学工作。这是胶东公学的一个全盛时期。洋水、院后、斜山、珠塂、上庄、靠山、宫家庄、南黄、大陶家、八甲、辛家口、南口、石灰刘家等村庄都住过胶东公学的学生，分散食宿，集中上课。胶东行署、胶东文协以至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的视察组经常在胶东公学驻地活动。刘居英、曹漫之等领导同志经常给师生作政治形势报告。文艺活动也相当频繁，气氛热烈非凡。此时期是胶东公学最盛时期，直至1944年的秋天学校西迁海阳、莱阳。

　　艰苦而正规的教学生活 胶东公学创办初期，由于条件艰苦，再加上恶劣的战争环境，学校学制分别为四个月、半年不等。教育内容以政治教育(包括抗战教育、民运工作教育、劳动教育、政治时事教育)为中心，同时不放松文化教育。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渐转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学习环境逐渐稳定，在校学生逐年增多，即开始较为正规的教学工作。学习年限也就延长到一年到三年，开设了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的文化课程，师范班增设了教育课，但政治教育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在教育方法上，强调教育联系实际，强调从抗战实践中受教育，从实际生活中受教育。胶东公学实行供给制，从入学开始，师生吃饭、穿衣均由学校统一供给。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粮、三角菜金、三钱油、三钱盐，每月一元(女生二元)津贴费。单衣每年每人一套，棉衣好几年发一套。因为行军多，每三个月发一双鞋，半年发一条白毛巾。

　　因时值战争年代，胶东公学历经的磨难令人难以想象。当时的环境、条件极端恶劣，生活学习极其艰苦。学生流动性很大，人数时多时少，转移频繁，学习也时断时续。1942年学校在境内的时候，校址不固定，都是分散在老百姓家里住宿，集中上课。各班级教室因地制宜，冬季在村里祠堂和闲房上课，地下铺麦秸，席地而坐。春夏秋在树林里、打谷场上上课。没有桌凳，坐在背包上，以膝为桌。一块可拆卸组合的黑板、几支粉笔就是全部的教学设备。但学生并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学知识干革命其乐无穷，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3年春至1944年秋，学校的近千名师生分驻在境内东南沿海的十几个村庄里。那时，既无校舍、教具，又无现成的课本。上课、开会，除向驻村和房东借用少量民房和桌凳外，经常以河滩、林间、场院为课堂、会场，以背包、石块为座椅，以双膝为课桌，吃饭要靠学生搬运粮食、推磨、做饭。课余时间，师生要抢时间挖洞备战，帮房东干活，作群众工作，还自己动手修建操场、开荒种地。

　　学校在驻峒岭一带时期，教学环境比较稳定，教学课程的设置也比较完备。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军体、音乐、美术等课，师范班增设教育学。但是仍然没有现成的课本，教材的来源只有依靠教师、学生想尽各种办法去搜集。有的回家把战前中学时期学过的数、理、化和语文、史地等课本找来，有的到敌占区托亲靠友搜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出版的各种课本，从中选出有益的内容改编成教材。在做民运工作时，偶尔也能从群众家中发现几本不完整的初、高中课本。经过师生们东找西借、到处搜罗后，各课教师和教务处就自选自编教材，然后交给出版队刻蜡纸油印、装订成册。有时因时间来不及，只好印一册，发一份，现印、现发、现教的现象是常有的。当时的物质条件差，蜡纸、油墨、纸张都是从敌占区搞来的。油墨、纸张颜色不一样，搞到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所以印出来的讲义，字迹有时模糊不清，上课前，老师和学生要先校对讲义。尽管学习条件这样差，同学们拿到讲义，如获珍宝，谨慎地把它折迭好，日积月累，便可装订成一本厚厚的红、绿、黄、蓝，五彩缤纷的教科书。同学们从中获得了各种知识，增长了才干，大家都叫它是“百宝囊”。没有学习用纸，就到处搜寻旧线装书，把书页拆开翻过来装订成本。

　　那时，学校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也不多，同学们的课外读物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来的进步书刊，如苏联的《毁灭》《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母亲》和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作品。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要看的人太多，不得不把它拆开分成若干本，同学们交换着阅读。

　　学校采取分班上课与集中上大课相结合、听课与讨论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方法，切实让学生学的扎实，理解的深刻。为了保证完成课时，学校是见缝插针，教师挤时间教学。在经常转移中，每到一地，立即连夜上课;在大生产时，将黑板抬到地头，休息时各班集中在田头上课，确保了每门课程课时的足额。在学习同时，胶东公学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如篮球比赛、黑板报墙报、文学创作、文艺演出、手抄文艺刊物等，五一劳动节的文娱比赛、五四青年节的体育比赛更是热闹非常。

　　胶东公学的教师水平在当时应是堪称一流，都是从八路军队伍中在正规大学毕业的人抽调出来的，其中不少是北大、北师大的高才生，有的还是部队连营级干部。学校的尊师重教气氛非常浓厚，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文化基础课是青少年学生普遍喜爱和迫切需要的课程，教文化课的老师水平相当高，教学态度认真严肃，诲人不倦，还自己制作教学设备器材。学生们学习自觉性都很高，简直是如饥似渴。扎实的文化基础课为学生们开扩眼界、增长知识、增长能力，培养和造就抗战、建国人才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建校初期，学生大部分来自胶东农村，凡志愿参加抗日战争、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少年，经过抗日团体或区以上政府的介绍即可入学，但也需要简单面试。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年龄大多十四五岁，较大的十八九岁，小的甚至只有十二三岁。在当时艰苦战争年代里，他们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来到学校学习，是很不容易的。1943年春胶东公学迁到境内东南沿海一带后，进行组织整顿和扩大招生，增设高中班，全校编为三个中队七个班，共计600多人。夏季招生开始增加入学考试。当时的胶东公学因其文化课程设置的规范与教师力量的雄厚，而被公认为是“胶东最高学府”，声望很高，所以报名的很多。设考场的珠塂村，考生云集，涌动如潮，当年普通科、师范科各招60人，结果应考人数竟达1200名。学生中除大部分是根据地追求革命的知识青年外，还有来自机关、部队的“小鬼”和各地儿童团干部以及敌占区的青少年学生。

　　1944年秋，胶东公学的高年级学生陆续毕业分配工作，大家很高兴，这是盼望已久的愿望。在结业典礼的大会上，同学们心情激动，歌声嘹亮，此起彼落：“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念，总会有点留恋。学问总不能求得完全，要从实践中去锻炼。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就这样有的被分配到部队，有的分配在政府机关，另外，有部分师生合并到胶东建国学校，分科培养建国人才。与此同时，根据上级指示，胶东公学向西转移到海阳县高家村一带，海阳中学奉命并入胶东公学。

　　与群众亲如一家的鱼水关系 胶东公学是在抗战烽火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与人民群众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自建校之日起，全体师生员工都以八路军为榜样，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不断巩固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胶东公学在境内活动期间，每到一地，师生们大都分散到群众家里去住。学生和群众的关系，首先是和房东的关系，是学校考核学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每个学生都十分自觉地利用一切可能帮助群众劳动。农忙时抢收抢种，平时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烧火、做饭、推磨、轧碾子、喂牲口喂猪、打扫牲口栏和猪窝抬粪等等，什么活都干，这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对困难较多的烈军属还专人负责帮助照顾。学生们热心帮助群众，是建立在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作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所以胶东公学每到一地，群众往往主动邀学生住到自己家里，并把他们当作家中的一员，以兄弟姐妹相称，有的甚至被认作干儿子、干女儿。好东西留给他们吃，房东上山干活回来捉个蚂蚱也要在锅底余火中烧熟留给“小八路”吃，确实是亲如家人。

　　境内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腹地，群众觉悟比较高。因为胶东公学是共产党办的学校，所以老百姓都把胶东公学当成自己的队伍，把师生当成八路军战士一样对待。学生大多都是十四五岁，当反扫荡转移时，便疏散到群众家中去，和房东同吃、同住、同劳动。凡房东用来果腹充饥的吃食，如槐树花、柳树叶等，他们也一样咀嚼吞咽，重活脏活抢着干。房东都视为小八路，当作亲人，彼此间的感情非常真诚，没有半点作假。在反“扫荡”中有的学生跑散了，遇到当地老百姓，告知自己的身份后，立即得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的掩护。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于云先回忆说：“我们三小队驻在八甲村，房东大娘、大哥和大嫂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女和兄弟看待，我得了严重的胃病，在大娘、大哥和大嫂的护理下治好了，他们把自家最好的东西给我吃，给我买药治病，他们的恩德我终生难忘。”

　　曾任《合肥报》副主编、安徽省文学院副院长的专业作家乔浮沉念念不忘当年的房东，他回忆说：“我所在的小队驻在宫家庄，我的房东宫本道是共产党员，我称他为哥，叫他的新婚媳妇是大嫂。每天早上，好心的大嫂都为我准备好中午饭。我带着学习用品，提着饭篮同小队的其他11位同学一起到3华里远的宫家村上课，下午上完课回去吃晚饭住宿。”

　　胶东公学还规定一项制度，即在紧张的教学活动之外，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做半小时民运工作，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和解释党的各项政策，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增强群众信心，消除群众的各种疑虑等。每到晚饭后的休息时间，驻村中碾盘旁、屋檐下，一个个学生和三三两两的老乡簇拥在一起亲切交谈。在做宣传解释工作的同时，也进行社会调查，了解驻村情况，协助驻村开展工作。如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演出;建立和健全群众组织，领导群众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空舍清野、粉碎日伪“扫荡”等各项工作等。通过这些活动，胶东公学师生成为驻地群众的贴心人和好参谋，群众遇到什么困难和纠纷也都来找胶东公学师生商量。师生把帮助群众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1943年胶东公学驻在珠塂时，地主家的童养媳丰玉珍，因不堪家庭折磨，在胶东公学师生帮助下，毅然脱离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以后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

　　学校对遵守群众纪律要求特别严格，每次转移时，各中队的群众纪律检查小组都要深入房东家里进行检查，有无借东西未还，损坏东西未赔的，睡觉用的铺草也要进行清扫。在帮助房东挑水、劈柴、扫院子和春播、夏收夏种及秋收的各项劳动中，既要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又要进行社会调查。了解驻地的社会情况，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调查减租减息情况等等。这种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和积极主动地助民劳动，密切了学校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胶东公学建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抗日救国会组织，除了紧张的教学活动外，师生们还要进行社会活动。文娱活动是最受群众欢迎的宣传形式。每到一村，学生们就向群众教唱抗日歌曲，还经常自编自演抗战小节目。每逢重要节日或假日，经常组织当地群众和学员进行联欢，由学员演出抗战文艺节日，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同学放假回家探亲也要积极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进行抗日宣传，把山村搞得热气腾腾。

　　峒岭村当时五六百户，是学校集中活动最多的地方。除了以秧歌队的形式走街串巷搞宣传外，在舞台上文艺演出是更受群众欢迎的。胶东公学的文艺宣传队名气很大，每到一村演出，四邻八村群众都是闻名而至。如1943年底，胶东公学在峒岭村组织了一次演出，舞台是自筑的土台子，台子周围是用高粱秸编制的席子围起来的，节目短小精悍，大都是师生们自己创作的。其中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杂耍、锯大缸、数来宝、花鼓戏、快板、双簧、口琴独奏等。内容主要是宣传教育人民积极生产、奋勇抗日、努力学习文化等。台上，歌剧《农村曲》《改造懒老婆》《小放牛》《减租减息》《王学义全家逃难》的演出情真动人，台下，拥挤的观众是聚精会神，有时欢声笑语，有时哭声一片，十分感人。

　　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在艰苦困难的战斗环境中，学校牢记自己的使命，无论迁到那里，都是把抗战宣传、民运工作放在首位，都是非常注重搞好与当地党政部门和老百姓的关系。

　　1943年秋，为了加强教学工作，普及抗战文化，校方与县、区领导商定，将牟海县峒岭小学作为胶东公学附属实验小学，附件邻村的学生都到这里上学。并调配了人员到峒岭附属实验小学任领导和当教师，迟欣圃任校长，冷棘任教务主任，刘日新任总务主任。全校共有七八百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另外因校舍困难、教员不足，设了二部制，即上下午各开一个班次上课。1944年的秋天学校西迁，附小的名称也于1945年元月结束。

　　鱼水情深似亲人，群众也是非常乐意帮助学校师生做些事情。1944年春，上级号召学校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展大生产运动。珠塂村有一片芦苇沼泽地，经商得群众的同意，师生们在那儿开荒种地。当时全校师生员工划为6个劳动大队，每个大队轮流劳动一天。全校实行五天教学，一天劳动的制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共开垦土地百余亩，有经验的老农亲自到场进行技术指导，适时种上了水稻。经过认真管理，秋天共收获稻谷3万多斤。

　　为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学生们自己背粮、背柴、磨面，甚至制作肥皂，很多技术活都是在老乡们指导帮助下解决的。1943年春上级换发服装时只给了布料，每人一套单衣，自己缝制，也是在房东大娘、大嫂们的热心帮助指导下，女生们包下来这个活，量体裁衣，起早带晚，飞针走线，男女同学都按时穿上了新衣。

　　1946年3月，胶东公学与烟台东山中学(即原志孚中学)、烟台师范学校合并，改称山东省立胶东公学总校。8月，在胶东公学师范部的基础上成立胶东师范学校(后来名称相继更改为莱阳师范专科学校、烟台师范专科学校，直至今天的鲁东大学)。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胶东，逼近烟台。11月30日，胶东公学总校转移疏散到乳山县的草埠村(今属下初镇)一带，与烟台市转移出的烟台一中、二中组建临时烟台市联合中学，其时约有师生300人。至1948年1月，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山东省胶东公学总校和分校奉命停办。至此，胶东公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胶东公学诞生在民族危亡之际，历经十年，培养了约6200余名热心抗战，能够宣传、组织并领导群众的人才，他们大都分配到抗日政府、部队和民运机关工作，很快发展成为党政军中的骨干和领导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胶东公学的血脉，依然在胶东大地上流淌;胶东公学的精神，依然被一代代后来人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