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陆军军医学校
来源：战略网论坛   2015-04-28 16:25:31

　　抗战期间，海军学校迁至桐梓，浙大迁至湄潭，而军医学校则迁至安顺……贵州在抗战中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陆军军医学校迁址贵州安顺，度过了它非常时期的7年。安顺的历史，也因此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中央陆军军医学校，是旧中国唯一的军医大学，也是当时全国设备最好、师资力量最强的医科大学。它创办于1902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称“北洋军医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定为“陆军军医学校”，1917年迁往北京。“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迁到南京，明确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直接管辖，全称“中央陆军军医学校”，并设有广州分校和广西分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的校本部迁往广州分校。1938年因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南京校本部和广州分校一并内迁贵州安顺，具体选址为北兵营。

　　军医学校迁来安顺时，南京校本部5个班，广州分校3个班，分开上课，集中管理。此时学校已是完善的5年制本科大学，面向全国招考高中生。学校还设有专科班和进修班，专科班招收初中毕业生，进修班来读的是大学毕业的医生，军队来的都是校官。另还零星带有野战医院院长级军医来深造的研究生，刚搬到安顺时研究生只有1人。学校在安顺设有附属医院，地址在县学宫（现在安顺二中内），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传染科、皮肤科等，还设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和药房。医院设有门诊部在轩辕宫（现工人文化宫处）。

　　军医学校既教学又科研，国民政府对医学的投入很大部分都注入这所学校，它拥有当时最新的很多医疗设备，几次搬迁都是最先撤运，辗转到安顺时设备均未损失。从广州迁来时，途经桂林、柳州、河池、贵阳等地，人员除伤病员外都是步行，学校领导和教授们也没小车坐，尽管很多都是将官级的。设备用车拉，两辆美式大卡车，从桂林拉设备到安顺，来回多次拉了3个多月，可见设备之多。就连供解剖用的死尸都拉来了13具（经过处理用铁皮包箱）。实验课时，学生每人操作一台显微镜，足见学校家底之丰厚。中央陆军军医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但只是挂名。在安顺时的学校实际负责人是教育长张健，广东人，曾留学德国，中将军衔。教务长于少卿，山东人，少将军衔。总务长杨治白，贵州人，上校军衔。特别党部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张丰胄，江苏人，少将军衔。前三者管理学校的教研和日常事务，后者实施国民党对学校的政治控制。应该一提的是当时被学生们称为国民党特务的张丰胄先生，1949年随张治中、邵力子到北平参加国共谈判，后留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曾重返贵州，因当时伤寒流行而未抵安顺，便在贵阳城会见了他当年在安顺军医学校时的老部下。

　　军医学校在安顺时，广东、湖南、山东的学生居多，贵州的少。大学部五年制实为五年半制，进校前半年为军训，后5年学习(半年实习)。学生前半年每月发7块5，除去6元生活费，还剩下1块5买日常生活用品。半年军训后转入实习发14块5，授中士衔，抗日战争中为上士。每年发1套棉衣，2套单衣，1双皮鞋。初到安顺时，每月6元的伙食费很不错，常有肉吃，生活高于安顺一般市民。但后来随着货币的贬值，生活越来越差，吃菜像抢一样，很久打一次牙祭也只是一点猪头肉。做饭的是炊事兵，菜都是由学生轮流耽误半天上课时间上街购买。

　　军医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授予中尉衔，抗战时期为上尉。毕业证书上除盖有中央政府军政部的大印外，下面还排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和校长蒋中正的大名并盖印鉴。每届毕业生成绩前5名留校，前3名奖有鞘上刻着“蒋中正赠”的一把30多公分长的短剑，学生们幽默地说这是总裁用来激励“不成功便成仁”的。1941年开始，特别党部要求师生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这在师生中遭到抵制。教师中有很多是著名的专家学者，不填表国民党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学生中不填表的便开除学藉，为此在安顺的29期(1942年毕业)还开除了1名学生。当时有学生开导大家，加入就加入吧，双重党藉也可以。从这话大家猜想学校可能有地下共产党。

　　学校在安顺时，身为校长的蒋介石从未来过。教育部长陈立夫却在1939年和1941年两次来过这所本不属于教育部管理的学校。第一次来时他在演讲中侃侃而谈：“蒋委员长在西安事变中扭伤了腰，在上海用西医微波治疗3个月都不见好，后来上庐山找个老中医按摩，不到20天就好了，你们为什么不学中医？我50岁了还要学中医……”听到这话很多学生极为反感，用脚跺地下以示抗议：学不学中医是党国的事情，这话不应问学生。陈立夫来的两次看去都很随便，没有前呼后拥，也没有部队警戒。

　　除陈立夫外，1941年夏天军训部长白崇禧的到来真让学生开眼界了。据说他在从重庆经遵义的途中被刺未遂，所以到安顺时严加防范。他要在北兵营前的北校场演讲，安顺城里的学生们都通知来了。校场里站满了学生，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部队包围着，从校场到城里的街道两旁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白崇禧来到时，几千人的广场上鸦雀无声，13辆流线型最新款式的灰色轿车，13个与他身材同样的穿着一模—样的制服的人坐在每辆车的同一位置，行进中这13辆车不断变换排列位置，下车前除了他这辆车外，其他人都不知哪一辆车坐的是白崇禧。“皖南事变”才过去三个月，白崇禧在安顺短短的宣讲内容就是这次事变的“战绩”。他说，天下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的几支破枪根本不经打，要大家忠于党国。因为被刺还心有余悸，他才讲了半个多小时便匆匆离开。

　　军政部长何应钦回兴义老家时也到过学校，但未与学生见面，只在实验室看了看，离校后才让学生知道。

　　军医学校管理严格，学生只能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才能上街，他们中从没有干扰市民和影响不好的事发生，这点很受安顺市民的赞叹。附属医院的管理也正规，定有病人探视时间，这时间外任何人都不得干扰病人。当时黔江中学有个学生遭枪击伤胸部送去手术，直到手术后的第二天这个有钱人家的独子才让来人见面。附属医院是当时贵州乃至全国最好的医院，救治了不少垂危病人，对安顺后来医疗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军医学校直属中央，又涉及军队救护，办学经费有保障，吸引了全国很多有名的专家和教授，他们中有不少是留学德、英、美、日的博士。同时迁到安顺的陆军兽医学校情况大致相似，也是人才济济。教育部用中英庚子赔款办起来的黔江中学，教师也大多是内迁的“下江人”（江浙一带）。这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安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盛况，为安顺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军医学校有两支篮球队：一支是南京来的“克克队”（攻无不克之意），球员大多是高大勇猛、球技娴熟的北方人，队长叫戴文兴，后来留校。另一支是广州分校来的“七·七”队(不忘国耻之意)。这两支球队与黔江中学年轻的“双十队”成为安顺最强的三支球队。他们经常比赛，地点除了双方学校的球场外，还有大府公园、凤仪书院球场等地，让市民们大饱眼福。其后五、六十年代安顺篮球运动的发展一直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其根源应追溯于此。

　　军医学校唯一让安顺人害怕的一件事是“蒸人”。学校为做骨架标本将死尸蒸熟，一是消毒二是便于脱离。这给封闭的山城带来科学知识也带来恐惧，为此晚上市民们都不敢靠近军医学校，还有人编出“蒸活人”的话，以骇不乖的小孩，这甚至被某些愚昧无知的市民讹传。城里有些大胆的青年通过认识的教官带进实验室参观，大大增长了医学知识。如现已年过八旬每天还去虹山湖游泳的程老伯，当年和几个同伴相约去军医学校的实验室，他们看见一人多高的大镜子反射面前的几盆水，水在盆中清澈透明，从镜中反射出水中的细菌如沙虫一般密密麻麻布满水中，这是通常饮用的井水。从那以后，程老伯就养成不喝生水的习惯了。为了对安顺人民进行卫生宣传，1944年学校还在北校场对外举办了一期医学卫生展览，有图片有实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军医学校从安顺迁往上海，改名“国防医学院”。1948年随着蒋介石政府的溃败撤往台湾，仍用这个名。有一部分不愿去台湾的留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军医学校。

　　抗战八年，陆军军医学校在安顺生存七年。学校第28届至33届学生均在安顺毕业，分往全国各地。历史的安排，让安顺小城在那段时期为中国的医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军医学校为安顺、更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医学专家。安顺城的名医刘玉书、陈履吉、李世凯、张德存、朱伯祥、王维扬等都毕业于该校。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医学院院长张乃华、天津医学院院长杨济时、湖北医学院院长朱玉壁、江西省卫生厅厅长邱倬、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藉华人李振翩教授均来自军医学校，他们都在安顺工作、学习和生活过，为安顺这个边远小城的文化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