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
来源：夏冬红的新浪博客   2015-05-04 15:05:59

　　本文为史料辑录。

　　日军侵华目标瞄准文化教育机构。连续四小时轰炸天津，主要目标是南开，随后军车冲进，泼油纵火焚烧。南开大学部图书馆、宿舍，教学楼全被烧成废墟。中小学部被夷为平地。

　　北大藏书落入敌手，清华未及运走的20余万册图书遭洗劫。

　　抗战前，中学高校共108所。战争初期有91所大学遭到严重破坏。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只有32所，战后激增到97所。

　　国立山东大学从青岛初初迁四川万县，再迁沙坪坝，一路备受前列设备损失殆尽，只得宣布停办，所余学生并入中央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迁入沙坪坝，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生迁重庆小龙坎，国立湘雅医学院迁至沙坪坝。复旦迁到北碚夏坝，朝阳大学迁来巴县兴隆场（现沙坪坝区回龙镇）。

　　内迁西南的61所高校，就有48所在四川，占百分之七十八。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教育部设在巴县青木关。3月，陈氏在渝就职。他提出，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学校“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蒋介石提出“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

　　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之后，颁布《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公私立中等以上学生亦适用），贷金额为每人每月8-10元。李政道、杨振宁、徐中玉等享有此待遇。实行第一年，享受学生三万多人，到1939年，已达10-14万人。

　　1936年时，全国高校108所，研究所22个，研究所学部35个，教师7560人，学生41922人。到1945年，高校149所，研究所学部90个，教师10901人，学生80646人。

　　陈果夫陈立夫二人为兄弟，其二叔为陈其美。陈其美在日本时认识孙中山，并入同盟会。陈其美将结拜兄弟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陈在同盟会光复上海时，险遭杀害，孙评价其“其功最大”。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后领导肇和舰起义，引起袁世凯仇恨，1916年5月，陈遭袁世凯密探的杀害，孙中山赶到现场，抚尸大恸，手书“失我长城”挽之。孙撰祭文称陈其美“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时人多慑于袁世凯之淫威，无人敢往，蒋介石狂奔至现场，抚尸痛哭，又冒险收殓陈其美尸体。陈立夫在二叔陈其美帮助下，举家迁沪。陈立夫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学煤矿工程学。被蒋介石催回，做了蒋的7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在任上创设17所国立中学，后任部长朱家骅也创设了17所国立中学，全部是公费制。

　　民国时期建立的中央研究院是与行政院等五院并列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院长，6月9日，正式成立。到七·七事变前夕，中央研究院先后成立了十多个研究所，分设在南京、北平、上海。其中历史语言所最大，人数最多。所长是北大五?四学生领袖傅斯年。七·七事变后，傅斯年兼任中研院总干事，并主持迁移之事。迁史语所到长沙圣经学院，后复迁昆阳。迁到四川南溪李庄的史语所、社会所、和人类学所以及挂靠史语所的中国营造学社，饱受苦难。

　　其时，美国请梁思成讲学，请林徽因治病。梁回复道“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1940年，中研院决定设立民族学所，欲请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留美博士李方桂执掌，傅斯年劝求多次，李方桂坚辞不就。后李方桂冲着傅斯年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的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起身作揖自嘲道“谢谢，我是三等人才”。

　　蒋介石让朱家骅多次催促史语所民族组的留法博士凌纯声，请他担任新疆省党部执委兼研究室主任，凌纯声抵制，朱放话说，总裁要召见凌，凌纯声不就范，坚辞不从，后来干脆辞了本职到大学教书。

　　抗战期间，中研院首任院长蔡元培病逝，当局下条子硬性指定顾孟余为继任院长，受到评议委员会多数评议员的抵制，最后翁文灏、朱家骅各得24票，胡适20票，指定人顾孟余仅获一票。当局的闹剧只得草草收场。按规定得票最多的前三人呈报国民政府，但虑及顾孟余未列入，政府迟不圈定，后来拖了数月，才公布由朱家骅代理院长了结此事。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大文科，与傅斯年办《新潮》，宣传民主与自由。五?四时，罗家伦为学生领袖，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公告天下“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罗家伦先后就读于美、英、德、法，曾任清华、中央大学校长（1932年9月）。1935年5月，罗家伦前往成都面见蒋介石，因急于赶回南京去主持中大毕业典礼，便乘蒋介石的专机取道重庆。因雾重，罗家伦不得不在重庆停留两天多。罗家伦利用这时间游重庆，认为“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之处”，是战时设校的一个理想地点。罗家伦回南京后，令中大总务处赶制木箱900余口，内钉洋铁皮，存放起来，后西迁时派上大用场。他们拆运了三架飞机和所有的设备，书籍和教学所用的家禽都搬到重庆。余下的铁钉与木材都留给南京城防司令部作御敌工事之用。后来人们说，抗战后，南开与中大都是“鸡犬不留”，南开是被炸得不留，中大收拾得干干净净，没留给敌人任何东西。

　　八?一三事变后，校长罗家伦通电中大学生返校。8月15日，罗校长在四牌楼大礼堂召集学生，发表演说，举校西迁重庆。家学院搬迁良种家畜入川，竟历时一年，1938年11月，抵达沙坪坝时，仅余20余头荷兰乳牛。

　　中大西迁重庆，松林坡就了校本部，面积达200余亩。“研究学术、哺育英华、佑启乡邦、振导社会”，“追本溯源，从根打算”。中大后来在嘉陵江上游的柏溪选下新址。

　　抗战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学科推举一名最杰出的教授，作为“部聘首席教授”，中大12人，其时，全国共45名。胡小石（中国文学）、楼光来（外国文学）、柳诒徵（历史学）、孙本文（社会学）、胡焕庸（地理学）、常导直（教育学）、艾伟（教育心理学）、高济宇（化学）、梁希（林学）、蔡翘（生理学）、徐悲鸿（艺术学）、戴修瓒（法律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

　　1941年7月7日，松林坡“风雨操场”上，罗家伦校长主持本年度毕业典礼。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校事，是西迁重庆后的首届学子毕业，共430名学毕业生，还有7位硕士生。他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资，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后人评论罗的思想，闪耀着“历史的先见”。

　　八·一三日寇侵沪后，私立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按教育部要求，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分二部，一部经江西迁渝，另一部迁贵阳，逐步形成重庆联大第一部，即复旦大学，贵阳联大第二部，即大夏大学，留沪校友为复旦大学补习部的格局，直到抗战结束。复旦迁重庆时，先是在菜园坝复旦中学校址落脚，后在北碚夏坝，离重庆百余里。副校长吴南轩选夏坝为校坝。吴南轩劝李登辉校长改复旦为国立，直到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才准将复旦改为国立。应聘教授有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吕振羽、任美锷、陈子展、章靳以、胡风、曹禺、梁宗岱、方令孺、洪深、童第周、樊弘、李蕃、张明养、潘震亚、邓静华、张志让等。1945年4月5日，复旦新闻馆在夏坝开馆，这是重庆第一座新闻馆。

　　刘湘入主川政后，1926年拨盐税一部分支持创建川大的前身成都大学，1929年又组建重庆大学。1929年10月23日，重庆大学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刘湘为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为重大第二任校长，冶金专家。1935年改为省立。1938年，叶元龙成为第三任校长。直到1942年12月29日，行政院才通过将重庆大学改为国立。

　　史学家陈寅恪能背诵十三经，学贯中西，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抗战时期，结束了清华园的平静生活，陈寅恪遭遇了国仇、家恨、流离、伤目等苦难，转徙于西南天地间。当时陈寅恪年近五十，山河破碎，身不由己，乱世飘零，落寞无奈。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陈寅恪从北京邮寄到湖南的书在长沙大火中花为灰烬。两大箱学术研究“半成品”，大多是他记有旁批的眉注本，在由香港赴滇途中遭窃。

　　陈寅恪埋头学问，远离现实政治。对国民党政权中的上层人物，即使旧交甚深，也少与接触，不相往还。即使贫病交浸、时虞断炊时，也宁愿卖掉珍贵的善本书用来买煤买面，而不求助领衔高位的同学旧友。“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研究学术。”

　　唐君毅，17岁入北大预科，当时梁漱溟在北大任教，经常举行学术演讲，每次门票银洋一块，唐君毅都买票去听，有一次，他不满激进学生对梁先生的攻击，缺席听课。梁先生以为他用度拮据，让人给唐君毅带去银圆五块。这事让唐君毅深受感动，影响到他一生珍重朋友情谊，告别看重对年轻人的指导帮助。

　　抗战后，唐君毅到中央大学读书，在中大毕业后留校。后来去成都在华西大学生教书两年。1942年回中央大学任教，办《理想与文化》期刊，撰写发刊词，梁漱溟将《中国文化要义》交给期刊分章发表，熊十力、张君劢也送来稿件。

　　1944年任中央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唐君毅为系主任有三大特点：中大其它系科主任都是由校长决定，只有哲学系主任由系里教授推选，轮流担任。其它院系主任大多留洋归来，有博士硕士头衔，唐君毅没留洋也没头衔，但唐君毅学问高明。其三，其它系主任留洋回来，一步登天当系教授与系主任，唐君毅一步一步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而来。唐君毅当时年仅35，就职于名牌大学正教授并任系主任，国内罕见。

　　牟宗三评唐君毅“一生忠于哲学，忠于文化理想，当世无与伦匹，非性情浓厚、慧能秀出者，不能至此。”

　　1938年7月2日下午，年届七十的陈独秀从民生公司的“民丰”号客轮里走出，从武汉来到重庆。陈独秀说过，我“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在炎热的重庆城只住了一个月，最后来到江津。

　　1930年陈独秀居住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楼时与潘兰珍是邻居。潘敬重陈的学问，产生爱情后与陈独秀同居。后陈独秀被捕，照片见报，潘才恍然大悟，但她不改初衷，在陈独秀押往南京监狱后，她便坚辞工作，赶往南京并服侍陈独秀。出狱后两人结为夫妻。

　　陈独秀晚年编《小学识字教本》时认为，私塾授童读经，无异于“戕贼学童之脑力”。陈独秀在江津生活上无固定的经济来源，除了微不足道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接济。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朋升时不时探囊相助，北大同学会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罗家伦、傅斯年送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是尴尬。朱家骅送他五千元支票，他也拒绝。朱托张国焘转送，再遭拒。张又托郑学稼寄赠，仍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