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
来源：腾讯网   2020-01-07 08:57:40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央大学内迁;罗家伦;马洗繁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教育文化事业也未能幸免，大批高校遭受日军轰炸、洗掠、强占，有的甚至沦为废墟。为躲避战乱，战前108校被迫迁移或停顿者，达94校之多。当时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等学校一迁再迁，颠沛不堪、屡经波折、损失惨重，广东文理学院甚至被迫搬迁八次。充满苦难的内迁保留了教育精华，传承和延续了我国教育文化事业。近三十年来，学界逐步开展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研究，主要以高校群体的内迁研究为主，但是针对某个内迁高校的专题或专项研究仍有待充实和深化。中央大学是战时筹划最周密、内迁最完整、损失最小、速度最快的学校，被誉为战时中国文化教育内迁的典范。研究中大内迁的过程和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大战时内迁重建的艰辛，理清战时高校与社会各界的互动关系，汲取战时高校应急管理的经验，发扬爱国爱校的情怀。

　　一

　　抗战初期，社会各界出于各自考量对中央大学迁校一事各执一词，中央大学从学校长远发展及抗战大局出发，积极争取中央政府、四川政府和四川高校的支持，及时做出内迁四川的正确决策，并迅速完成行前各项准备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屡造事端，逐步将侵华战线由北向南扩张，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将侵略矛头直指南京，妄图征服中国。随着战区扩张，学校所在地相继沦陷，为保全教育文化计，学校亦不断迁移。但对于中央大学，由于地处首都之缘故，南京国民政府为稳定国内局面和安抚国人情绪，对于中大内迁持保守态度。当时政府、社会各界及学校内部对中大搬迁一事均十分关注：卫戍司令部怕动摇人心，是绝对不希望中央大学搬的;教育部希望中央大学在郊外选择比较安全的地点开学;胡适主张搬到安徽九华山;张岳军主张搬到牯岭新造的图书馆和训练团里;学校里许多教员都不主张远迁，有的主张暂借武汉大学上课，说的顶远的，也只是到宜昌为止，到重庆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而四川政府主席刘湘因与中央政府心存隔阂，亦担心中大迁川可能是中央进一步对四川的渗透，因此各方关系颇为微妙。

　　但中大校长罗家伦一直对中日战局有清醒认识，罗自亲历济南事变后就“感觉到中日大战的不能避免”，1935年就曾留意考察过重庆。七七事变后罗家伦自何应钦处得知平汉路上有1000多辆火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遂决定展开迁校的布置。1937年8月4日，中央大学在罗家伦的主持下召开校务会议，正式讨论中央大学的迁移问题。8月14日首都南京开始遭到日本飞机的频繁轰炸，8月15日、19日、26日中大三度遭日机炸射，建筑物破坏严重。敌机的轰炸威胁、重庆的地域交通及教育优势和罗家伦的大力推进促使教授会于8月下旬通过搬迁方案，之后罗家伦向蒋介石详陈自己迁校重庆的理由，并得到蒋的许可。

　　中央大学为内迁做好了较为充足的准备工作。内迁之前，中大在南京、汉口与重庆三地设立办事处，校方从事务组、注册组、文书组共抽调人员5名组成留宁办事处，负责学校迁渝之后所有在南京校产保管、校务接洽事务。同时，派遣马洗繁负责重庆当地联络事宜，王书林负责汉口中转站转运工作。

　　在搬迁地选择上，中大校方几经考量。抗战爆发后罗家伦即派马洗繁、吴干、蔡翘、王书林等人勘察重庆、成都和湘鄂，综合各方报告后，突破校内外的反对阻力，决定将校本部迁往重庆，暂借重庆大学校舍开课，并租借土地建造临时房屋，而医学院因医学设备上合作的便利迁至成都华西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因原有教师外籍居多，不能随同入川，加之各项设备无法搬动，暂停办一年，学生准其转学或借读。实验学校则暂迁安徽屯溪。

　　在物品装箱上，启动甚早，且安排有序。1937年8月4日，时在中大遭日军轰炸前10天，中大校务会议即决定将一些重要文件记录、图书仪器等物品列具清单装箱，“箱子注明甲乙两种，甲种系开学时所急需者，乙种为可较缓者”。8月12日，地质系完成甲乙两种装箱共34箱。8月19日，校长办公室要求各单位准备迁运的箱件于20日下午以前准备就绪，以便起运。文书组将重要卷宗四箱和次要卷宗五箱分别寄存。为备长途搬迁，中大总务处还将早在1935年就准备好的数百只大木箱钉上铁皮，趁敌机轰炸的间隙，及时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运到下关码头，避免轰炸损失。图书、仪器运存汉口后选择开学后急需用之件约数百箱优先运往重庆以备应用。校具迁出时“办公用品尽量携带，笨重家具概留南京”，教室桌椅宿舍床位均在重庆新置。共分装一千九百余箱陆续运抵重庆。教学设备的完整搬迁确保中大开课时，“按照在京标准一切均能照常进行”。

　　在人员西迁安排上，中大校方急函催促暑假回家的师生返校以便赶赴重庆。9月4日，校务会议决定：“每系所留助教凡有实验之系以不超二人，无实验之系以不超一人为原则”。内迁前校内的助教与职员分别裁去59人、83人，兼任教授和讲师一律解聘。因专任教师“罗织匪易”，尽全力转移到四川。校方还要求专任教授与讲师应于9月12日在南京本校集合;若不到而又无亲笔函件说明理由者，8月份薪水一律停发。

　　中大还多方联系船运公司，尽量减轻师生西迁花费。最终，教职员自汉至渝的旅费按8折优惠，家属随行亦可同享优待;学生旅费一律统舱8折优惠，再由学校津贴半价，每位学生由汉赴渝旅费仅需11元2角。

　　1937年9月23日，中大正式奉教育部令准迁校。校方于当天向全体师生正式发布迁校通告：本校定于11月1日在重庆大学校址开学，教职员及旧生可在京汉两地报到领取乘轮证，自行购票赴渝。新生于10月16、17、18三日在汉口办理一切入学手续，经体检合格后领取乘轮半价证赴重庆上课。公告发布后，由于师生尚未全部在校，难免未能通知到位，陆续需要与之前尚无音信的师生取得联络，如化工系教授宋勋章就化工系教授因空袭失联致函校方，希望得知相关信息。再如不少外地学生行李尚存于南京，如何便利外地学生，减少其奔波之苦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二

　　中大师生在各方帮助下克服日军空袭、车船不济、滞留异乡、经济窘迫及物品遗失等困难，在短短一个月内，跋涉数千里，基本到达预定集合地点或重庆。当南京国民政府尚忙于搬迁之际，中央大学已在重庆正式开课。

　　10月初，中大校方首先展开人员的迁移工作。由于当时南京至武汉的客轮舱位异常吃紧，无法包船包舱，因此校方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师生及家属根据民生公司的优惠价自行购票赴汉口集中，然后由中大联络站统一安排舱位陆续入川。此后至11月，中大师生陆续抵达重庆。教职员实到318人(原有543人)，学生实到1086人(原有1352人)。

　　当时中大内迁人员与物品主要由民生公司承运。至1938年初，由于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船只中的一大部分要转运兵工署的器材，一小部分要“应差”，还有一小部分“受水道运输管理处支配”，所以只能暂缓运送中大物品。经与民生公司总部协商，在2月14日前，中大在宜昌的部分图书仪器先运往四川万县，再由民生公司用木船将到万县的图书仪器全部或一部分运往重庆。

　　尽管与其他学校相比搬迁较为顺利，但受制于战时环境，沿途几无一人未受空袭之威胁;因汉渝船只不敷支配，故有候船至三四星期之久者。教育部曾致函牙医专科学校：“目标甚大，易生危险”，为免敌机侦察轰炸，运输时“须先分别向各轮运公司及军政部船舶管理所将轮船交涉妥当，及指定停靠码头后，方得将物品运输江边”。中国工程院院士、农学院校友朱尊权等人在中大汉口中转站的统一安排下乘坐“民权”号轮船，一周后抵达重庆。曾祥和由汉入川，沿途换乘三次，抽签分配舱位时，一年级的“小毛头”只抽到“船底货舱”或“露天甲板”。但令其感动的是，“同组同学都对我很好，照应得周周到到”。学生王禹九在中秋节后搭乘学校包船自南京下关至汉口中转,该轮因须搭运图书仪器及农学院乳牛，极为吃力费时，整个下午均耗费在牛只上船这件事，随后还遭遇空袭警报。校友陶大镛先是从上海步行到镇江，然后与同学一起回到南京乘坐货轮底舱到武汉中转至渝,沿途遭遇日机轰炸等危险。

　　随校西迁的中大学生尚可相互照应,自行前往重庆的学生则更为艰辛。1935级中大建筑系学生曾永年在接到学校通知后自行前往重庆，其返校经历则一波三折、屡经艰难。沿途遭遇日军搜查和敌机轰炸,最后在救济站和小客栈店主的帮助下顶替伙夫的名字乘坐英国轮船到了重庆，历时约20天。很多迁校学生还需忍受和亲人失散的痛苦，1935级校友、中科院院士陈学俊就在迁校途中和父母失去了联系，多年不知音讯。

　　在整个迁徙过程中，最为人熟知的要算农学院牧场大批良种牲畜的搬迁了。迁校之始，罗家伦请民生公司将部分牲畜随师生及设备用客轮运至重庆，其余则交给牧场管理人员自行处理。虽校长离京前诚恳表态，但畜牧场职工并未将这些来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以及教学实验所需的动物据为己有。12月初王酉亭带领吴谦、曹占庭、袁为民三位工友赶制大量木笼，并用学校发给的遣散费高价雇用四条木船驶至下关。然后，徒步经江浦、安徽、河南、湖北、宜昌后，再水运重庆。1938年春节时王酉亭等到达叶家集，方电告重庆中央大学，罗家伦及时汇款支持。王酉亭等人的壮举也受到社会好评，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同意挤出舱位免费输运乳牛、羊等活口至重庆。王酉亭的特殊队伍前后历时一年，终于达到沙坪坝。师生们一致誉王酋亭为“中大中的焦大”。罗家伦曾饱含深情地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

　　三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曾由衷感叹：“迁校最迅速而完整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全部员生及图书仪器，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庆沙坪坝建校。农学院农场的牛羊牲畜，舟运不便，则由陆路徒走驱策西行，亦安全抵达重庆。这些都是抗战期间学校大迁移史中的珍闻”。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张道藩也对中央大学在最短时期将迁移事宜完全办妥，仪器图书毫无损失，员生均能照常上课办公研究，颇加赞许。中大迁校的成功原因如下。

　　第一，校长罗家伦高瞻远瞩的决策、运筹帷幄的指挥、公而忘私的奉献、敢于担当的魄力和礼贤下士的精神起到了关键作用。罗家伦居安思危，及时准确地抉择迁校的时机和地点，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启动应对战时突发状况的搬迁准备工作。罗家伦在危难之际以学校大局为重，率先垂范，不计个人安危。“自被空袭以来，家伦未尝一次离校，以身殉职理所当然”。罗因忙于学校事务，未及打理自己的家室财产，家里的古玩字画之类，一件也没有带走。在学校的搬迁过程中罗家伦多方奔走活动，为中大搬迁争取各方支持和援助。为尽快搬迁重建，保证开学复课，罗家伦动用原中央拨给中大在南京建新校址而没有用完的款项，免去了许多请款、领款的手续，为战时中央大学的搬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此事却为罗家伦日后的去职埋下了祸根。此外，罗家伦真心关爱教职工，不以职工身份卑微而轻视，危急时刻不忘妥善安置底层职工，而他的宽厚和无私也得到了学校最底层员工的回报。

　　第二，在抗战保校热情的鼓舞下，上至校长罗家伦、知名教授，下至普通员工、杂役及教职工家属，中大人均上下一心、团结互助、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勇挑重担，为大家舍小家，确保了中大内迁的成功，造就了历烽火磨砺而涅槃的中央大学。由于搬迁时间紧、工作强度大、工作人员少，一些人甚至同时忙于西迁和建设两方面事务。如，法学院院长马洗繁抗战爆发前曾被诊断为结核菌感染，但受罗家伦托付西迁重任后，马洗繁上午甫接指令，中午便携妻儿弃家离京，行事极为果决。“直到中大开课后，他才托请王书林买票，使滞留汉口已4个月的妻儿得以前往重庆。”罗家伦曾感叹，“洗繁兄舍家纾难，为的就是这举校西迁啊……”马洗繁还因忙于学校搬迁和校区重建放弃了家财和学术资料，而他掌管的法学院校产损失则甚少，“院方所保管之设备物品均运渝，无何损失”。相比大牌教授们，赶着牛羊入川的畜牧场职员们可能显得微不足道，带队的王酉亭先生“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但普通员工不以位卑而自弃，不以薪薄而贪利，舍弃钱财，甘冒风险，长途跋涉，成全公益，为中大农学研究做好后勤保障。罗家伦曾感慨，“即就被炸迁校一事而论，当时我请许多位教职员同人担负有困难、富危险的任务，大家均抛妻弃子，欣然应诺，从未推诿。这种感激，岂是言语可以形容?”

　　最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学的搬迁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沿途船运、转运、住宿安排、校舍建设等，因此中大的内迁工作离不开各级政府、运输公司、重庆及四川等地学校以及校内外各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如，193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委员会命令各省办理战区学生之登记、遣送事宜。9月，罗家伦致函军委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希望调拨载重卡车帮助中大运输重要书籍仪器。当天俞即请工务局转民营汽车公司，租赁五辆交该校备用。在一些四川当地人士逼迫重庆大学收回松林坡之际，罗家伦、马洗繁、吴干委托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二厅中将厅长叶元龙、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及袍哥帮会反复向四川省主席刘湘晓以大义，终使刘湘表态，让重庆大学借地。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则在战时船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在人员和物品运送方面给以中大优惠和便利。民生公司用运送川军东下的回程轮船，为中大运输各种设备仪器、图书资料入川，乃至航空教学用的风洞和3架飞机、医学院教学用的24具人体标本也全部运到重庆。一些超限大件还得协商临时割开船舱装载。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为中大提供场地、校舍支持，川东师范、巴县中学、义林医院，巴县女中、靑年会等则为中大师生提供临时宿舍。

　　战时中央大学的内迁展现了中央政府、四川政府以及高校之间耐人寻味的博弈及协作关系，而中大的成功内迁保障了中大重庆、成都校区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为西部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战时中央大学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所表现出的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保校热忱与排除万难的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辈继承和发扬光大。

　　刘永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原文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4辑。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Republican China

　　《民国研究》(CSSCI来源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