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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抗战轶事:两任校长蒋梦麟傅斯年怒斥敌酋
来源:国学大师   2020-06-29 08:52:45

  众所周知,北大是中国的文化干城,其表现优劣牵动甚广,影响不可小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无须反复权衡,也十分清楚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价值,若能够拉拢他,建立“深厚的友谊”,就不难收获攻心为上的奇效。然而蒋梦麟对日方暗送的“秋波”和明示的“美意”均无动于衷。他认为,日本人过分迷信神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够精到,因而只知忠,不知恕,弄成了瘸腿跛足,沦为了偏执狂。一位日本学者跑到北大来,眉飞色舞地畅谈中日文化关系,蒋梦麟却毫不客气地告诉对方:“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还有什么文化关系的存在。”这句大实话将那位日本学者顶在南墙上,当场揭掉了他的假面具,使之悻悻而退。文化方面,日本历来不肯返哺。军事方面,日本屡次厉行反噬。蒋梦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极力鼓噪“大东亚共荣圈”,将它美化为“珍珠项链”,实则是一条勒紧中国脖颈的铁索。

蒋梦麟

  1935年秋,由蒋梦麟领衔,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痛斥这一卑劣行径“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这篇宣言义正词严,赢得国人的广泛支持,蒋梦麟因此被誉为“北平正气的代表者”,成为日本军方的眼中钉。

  1935年11月29日,日本宪兵登门造访,“敬请”蒋梦麟去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逼他就范的意图昭然若揭,此行的凶险程度不言而喻。

  关公单刀赴会是小说家刻意编造的情节,蒋公只身入营,则是真实的故事。家人和朋友为他捏一把冷汗,他却泰然自若,举止从容,神色淡定,将虎穴狼窝视为酒馆茶室。

  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蒋梦麟对此行的描写极具现场感,不比任何小说情节逊色。

  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之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睛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门锁又是咔嚓一响。大佐帮我穿好大衣,陪我到汽车旁边,还替我打开汽车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了。我独自到日本兵营,也有朋友说我不应该去的,听日本人来捕好了。他们敢么?

  翌日,宋哲元将军出于好意,特派一位少将到北大来敦促蒋梦麟尽快离开北平,从长计议,他担心日本人还有更狠更黑的后手,而他爱莫能助。蒋梦麟表达谢忱之后,告诉来使,这回,他铁定留在北平,负起自己的责任,哪儿都不去。

  不久,陈诚将军北上,代表蒋介石委员长慰问蒋梦麟校长。诚所谓“北大闹则中国乱”,当时,黑云压城,风雨如晦,北大弦诵不绝,岿然不动,对于局势和人心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稳定器的作用。

  古人论勇,早就有血勇、脉勇、骨勇、神勇的精细区分:血勇者,怒则脸色发红;脉勇者,怒则脸色发青;骨勇者,怒则脸色发白;唯有神勇者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蒋梦麟无疑是位神勇的北大校长。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业已完成,北大复校,蒋梦麟辞职,由胡适继任。当时,胡适已卸任中国驻美大使,由于心脏病未愈,尚在美国疗养,代掌北大校务的是著名的“大炮”傅斯年。这位代理校长是胡适的大弟子,有血性,有气魄,有腕力,他决定为恩师扫除垃圾,清理门户。


傅斯年

  傅斯年疾恶如仇,富于爱国情愫,眼睛里容不得砂子,对于文化汉奸不假辞色,一言以蔽之:“我是傅青主的后代,我同汉奸势不两立!”考古学者、金文专家容庚曾在“伪北大”任职,战后去重庆活动,登门拜访傅斯年。傅斯年见到容氏,瞋目欲裂,捶案大骂,声震屋瓦:“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傅斯年还痛骂伪北大的学生为“伪学生”,因此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弹,南宫博就曾撰文《先生,学生不伪!》,与傅斯年较劲。傅斯年以吞白日、贯长虹的气概视之蔑如,决心将那些堕落为汉奸的伪北大教授悉数清除,扫地出门,他向河北高等法院控告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应以汉奸罪论处。胡适的主张是尽可能宽容,对伪北大的落水教授网开一面,傅斯年却发誓:“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周作人出任过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远比容庚的性质要严重,自然难以漏过傅斯年的大义之筛。周作人衔恨傅斯年,可谓切齿腐心,但他失足是真,失节是实(就算别有隐因,也难以摆上台面),后来他用方块文章恶攻一气,泄愤或许有助,立论却站不稳脚跟。

  傅斯年有一段名言:“蒋梦麟先生的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不如胡适之先生,但我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蔡先生和胡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这当然又是他想到哪儿说哪儿,心直口快。好在蔡先生大度,在九泉之下,是不会生气的。胡先生也大度,深知傅斯年的脾气性格,同样不会生气。傅斯年走下演讲台,蒋梦麟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只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两位“北大功狗”,从他们痛斥敌奸的言行来看,确实表现出了刚毅不屈、正直不苟的精神,不愧为北大的校长和代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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