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十所大学：不同的命运，一样的风骨；远去的岁月，不灭的火种 （上）
来源：搜狐 群学书院   2022-06-09 10:43:44

　　这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的，是1938年西南联大部分师生徒步迁徙的影像，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段慷慨悲歌的缩影。

　　抗日战争的纷飞战火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纷纷内迁。

　　十四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这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那些见证历史的珍贵记忆 是文学、是历史、更是永不磨灭的精神!

（本文将分上下两章发布，此为上篇。

抗战时期部分大学西迁路线示意图

　　抗战中的十所大学

　　1.浙江大学

　　西迁的另一重使命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浙大西迁路线图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文澜阁《四库全书》入藏贵州地母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六年，国宝万无一失。

浙大西迁湄潭纪念碑

　　2.中央大学

　　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中央大学动物西迁路线图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脚步悠闲，美国鸡、北京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西迁入川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奶牛

　　与动物大军会师的场面被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记录下来：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中央大学在重庆修建的七七抗战礼堂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中央大学森林系师生在重庆歌乐山考察

　　3.武汉大学

　　将士效命疆场，教授尽瘁讲坛

　　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路线图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校门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武大女生在乐山校区宿舍

　　4.厦门大学

　　东南最优之学府

　　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萨本栋校长与厦门大学师生在长汀新校区

1938年厦门大学在长汀庆祝建校17周年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青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厦门大学西迁长汀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