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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十所大学:不同的命运,一样的风骨;远去的岁月,不灭的火种(下)
来源:搜狐 群学书院   2022-06-09 11:11:04

  本文为《抗战中的十所大学:不同的命运,一样的风骨;远去的岁月,不灭的火种(下)》。

  5.中山大学

  行走中赓续文化命脉

  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

  中山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迁云南澄江时期师生集体合影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文中细述: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此后,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中山大学在韶关坪石办学旧址

  6.西南联大

  刚毅坚卓的校训,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连天炮火,中国大学最贫穷也是最富有的时光。

  1937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简陋的教室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自由”和“严格”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

  从课程设计开始,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被日军炸毁的西南联大宿舍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良好的学风,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西南联大纪念碑

  7.西北联大

  师生入编行军过秦岭

  过渭河,越秦岭,徒步千里,长达一月,至今依然是破天荒的壮举。

  193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从西安到汉中的西汉公路正式开通。工程师张佐周承担起从留坝到汉中80公里的测绘与施工。张佐周毕业于西北联大的组成学校之一天津北洋工学院。谁也没想到,他呕心沥血修筑的公路,却为两年后母校内迁汉中提供了方便。

  西北联大师生在西迁途中

  1937年3月,陕西门户潼关告急,刚刚落脚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前身)不得不内迁汉中。据资料统计,1937年底,西安临时大学共有学生1472人,教职工316人。当时,为保证全校千余名师生的安全,校方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行军办法,将全校师生编成一个大队,其中含有三个中队,若干区队、分队,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这样算下来,每个中队近600人。

  从出发第三天开始,行军最艰辛的时刻到来,队伍开始翻越秦岭。秦岭高峻,人员攀爬已十分困难,雇佣的大车上行更加艰难。3月19日,大队伍到达目的地后,运输炊具的大车还未到达。原来,装满东西的大车,根本爬不上坡陡的山岭。最后只好雇佣三头黄牛,一步一顿,最后到达目的地东河桥时,已是凌晨3时。

  4月4日,队伍到达褒城之北石门。刘德润曾记载:“至此群山敛迹,汉中盆地在望,余心中余日来犹如石悬,今一日欣然若有所获,不禁感谢苍天者再!”

  西北联大在陕西城固时期的校门

  西北联大旧址

  8.抗日军政大学

  为抗战而生

  在国难时挺身而出,在艰苦中坚持抗战,为国家培养十多万军政干部。

  抗战期间,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华北、陕甘宁、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旗帜,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

  抗大校门

  这所“专为抗战而生”的大学,从一开始就面临极为艰苦的办学环境。特别是挺进敌后办学后,住房、吃饭、穿衣等都成了问题。全校师生搬石垒墙、清除杂物、修整棚圈,把原来的闲房旧屋、马棚、牛羊圈修整一新,作为住处。同时,他们不但要耗费三四天时间去一二百里外的地方背粮,还要到日军仓库把老乡的粮食夺回来。为了节省衣服,男学员在夏天操练时都不穿上衣。

  抗大师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与日军对抗。

  抗大学员

  9.陕北公学

  到抗战前线去

  “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和困难的地方去!”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陕北公学在近4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约1.1万多名学员。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尤其是在十一队以后的毕业生,有80%以上前往前线工作。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

  那时候,学员常常六七人共睡一个土炕,挤得翻身都十分困难。因为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常常都在露天。雨天里,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大家的背包白天当凳子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来盖在身子上。学员入校,往往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主食则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为了克服物质困难,学员们自己动手种菜、打扫卫生,发动社会进行募捐。

陕北公学师生上课中

  10.河南大学

  书生亦血性

  与敌抗争,毫无所惧,这是知识分子的果敢和坚毅……

  1944年5月初日寇占据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决定撤出所在地潭头。5月12日清晨,先行撤出潭头的河大师生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装,涉过伊水,沿着陡峭的山路南行。12日傍晚到达大青沟。当晚大雨滂沱,三日不止,千余师生困厄山中。

抗战时期河南大学嵩县办学碑记

  15日9时许,日寇数百人分两路侵入潭头镇境,这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在危急之中不知避向何处。一些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向北山转移,而日寇一路骑兵正从北山迂回袭来,师生中有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河南大学潭头办学旧址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河南大学潭头办学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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