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十所大学：不同的命运，一样的风骨；远去的岁月，不灭的火种（下）
来源：搜狐 群学书院   2022-06-09 11:11:04

　　本文为《抗战中的十所大学：不同的命运，一样的风骨;远去的岁月，不灭的火种(下)》。

　　5.中山大学

　　行走中赓续文化命脉

　　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

　　中山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迁云南澄江时期师生集体合影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文中细述：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此后，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中山大学在韶关坪石办学旧址

　　6.西南联大

　　刚毅坚卓的校训，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连天炮火，中国大学最贫穷也是最富有的时光。

　　1937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简陋的教室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自由”和“严格”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

　　从课程设计开始，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被日军炸毁的西南联大宿舍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良好的学风，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西南联大纪念碑

　　7.西北联大

　　师生入编行军过秦岭

　　过渭河，越秦岭，徒步千里，长达一月，至今依然是破天荒的壮举。

　　193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从西安到汉中的西汉公路正式开通。工程师张佐周承担起从留坝到汉中80公里的测绘与施工。张佐周毕业于西北联大的组成学校之一天津北洋工学院。谁也没想到，他呕心沥血修筑的公路，却为两年后母校内迁汉中提供了方便。

　　西北联大师生在西迁途中

　　1937年3月，陕西门户潼关告急，刚刚落脚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前身)不得不内迁汉中。据资料统计，1937年底，西安临时大学共有学生1472人，教职工316人。当时，为保证全校千余名师生的安全，校方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行军办法，将全校师生编成一个大队，其中含有三个中队，若干区队、分队，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这样算下来，每个中队近600人。

　　从出发第三天开始，行军最艰辛的时刻到来，队伍开始翻越秦岭。秦岭高峻，人员攀爬已十分困难，雇佣的大车上行更加艰难。3月19日，大队伍到达目的地后，运输炊具的大车还未到达。原来，装满东西的大车，根本爬不上坡陡的山岭。最后只好雇佣三头黄牛，一步一顿，最后到达目的地东河桥时，已是凌晨3时。

　　4月4日，队伍到达褒城之北石门。刘德润曾记载：“至此群山敛迹，汉中盆地在望，余心中余日来犹如石悬，今一日欣然若有所获，不禁感谢苍天者再!”

　　西北联大在陕西城固时期的校门

　　西北联大旧址

　　8.抗日军政大学

　　为抗战而生

　　在国难时挺身而出，在艰苦中坚持抗战，为国家培养十多万军政干部。

　　抗战期间，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华北、陕甘宁、华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旗帜，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

　　抗大校门

　　这所“专为抗战而生”的大学，从一开始就面临极为艰苦的办学环境。特别是挺进敌后办学后，住房、吃饭、穿衣等都成了问题。全校师生搬石垒墙、清除杂物、修整棚圈，把原来的闲房旧屋、马棚、牛羊圈修整一新，作为住处。同时，他们不但要耗费三四天时间去一二百里外的地方背粮，还要到日军仓库把老乡的粮食夺回来。为了节省衣服，男学员在夏天操练时都不穿上衣。

　　抗大师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与日军对抗。

　　抗大学员

　　9.陕北公学

　　到抗战前线去

　　“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和困难的地方去!”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陕北公学在近4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约1.1万多名学员。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尤其是在十一队以后的毕业生，有80%以上前往前线工作。

陕北公学开学典礼

　　那时候，学员常常六七人共睡一个土炕，挤得翻身都十分困难。因为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常常都在露天。雨天里，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大家的背包白天当凳子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来盖在身子上。学员入校，往往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主食则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为了克服物质困难，学员们自己动手种菜、打扫卫生，发动社会进行募捐。

陕北公学师生上课中

　　10.河南大学

　　书生亦血性

　　与敌抗争，毫无所惧，这是知识分子的果敢和坚毅……

　　1944年5月初日寇占据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决定撤出所在地潭头。5月12日清晨，先行撤出潭头的河大师生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装，涉过伊水，沿着陡峭的山路南行。12日傍晚到达大青沟。当晚大雨滂沱，三日不止，千余师生困厄山中。

抗战时期河南大学嵩县办学碑记

　　15日9时许，日寇数百人分两路侵入潭头镇境，这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在危急之中不知避向何处。一些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向北山转移，而日寇一路骑兵正从北山迂回袭来，师生中有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河南大学潭头办学旧址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河南大学潭头办学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