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岭南大学迁徙纪略
来源：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2023-01-10 16:33:07

　　全面抗战八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前身岭南大学的教育事业并不因战火而中断。我们听到“岭南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均将复课”之辞掷地作金石声，我们见到以李应林校长为首的岭南人，在危急时刻首先想到和首先致力的总是复课。岭南人在流离中为教育事业而团结互助、坚韧不拔的精神，应为后人所永远铭记。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一群年轻人踏进了康乐园。满脸的疲惫，掩不住他们眼里的喜悦，被战乱蒙上一层沧桑的脸孔，又萌动着青春的活力。面对时时入梦的校园，他们感到一份归家的安乐，眼见铁蹄蹂躏后疤痕未愈的康乐，不由唏嘘叹惋。他们庆幸，七年的离难终于留在了身后，他们伤感，那曾一同欢笑在这片土地上的兄弟，已一去不回。纵百感交集，仍要为一件大事而欢呼庆贺——康乐重光。

　　一、离别康乐黑石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骤起。1937年12月，南京陷落。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危在旦夕。

　　康乐园。李应林校长的案头摆上了停课疏散的通令。 李先生自1937年冬受命代理校长，至1938年秋正式就任私立岭南大学校长，治校有方，校务蒸蒸日上，当年在校学生人数达到空前鼎盛的六百七十人。但随着战火日益逼近，岭南是无法留在这“平原广阔，了近目前，江水流其间”的康乐校园了。疏散、迁校在所难免。然而是迁往内地，还是迁往香港呢?

　　“情势紧迫，本校乃决定迁移香港……本校学生大多数寓在港澳，于是决定借用港大枝舍复课，设立办事处于香港大学内……现计学生来校上课者……约占原学生数百分之九十。”——李应林·《本校迁港复课经过》

　　二、迁校香江

　　“文、理工学院各年级及农学院一年级，医学院一二三年级学生，于十一月十四日(编者注，即1938 年11月14日)起同在港大校舍上课。 农学院二三四年级为便于实习起见，另在新界租地办理。医学院四年级生，至十二月十四日商得香港大学同意，随同该校医科四年级学生在玛丽医院上课。五六年级学生一部份由医学院长率领在曲江上课实习，一部份则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借读实习。”——李应林•《甘七甘八两年度校务概况》

　　在香港的日子尽管条件较差，但师生们还是努力地把岭南打得有声有色。刚到香港时，参考资料及科研设备都很匮乏。随着时局渐定，省港通航，陆续从康乐运来了图书和设备，又在美国岭南大学基金会资助下添置了一部分。大量招收走读学生，在校学生人数一度达到八百三十人。

　　虽然受环境限制，校园分散，教学艰难，但岭南并未因此而降低一贯的高标准，每学期因成绩不好而受试读或停学退学处分的学生约占全校学生总数五分之一。为此，中文系代主任吴重翰先生一再在《岭南校报》上劝渝学生读书上进。

　　“读书，试难哉!但是从千辛万苦中，得到学问，更觉得个中的意味，此种意味，远在声色犬马之上……岛上风光甚丽，洋场十里，酒绿灯红，惹人刺激的甚多。我们也许不能十全十美地来做个‘学人’，但至少也不要离‘学人’太远。”——吴重翰《岛上读书问题》

　　吴先生的话虽然是对七十年前的岭南人所说，但于今天的岭南人，仍是教益殊深。今天的广州又何尝不是酒绿灯红，今日的岭南学子也应以吴先生的劝渝为戒。而当时坚持下来学业有成的岭南人，后来大都闯出一番事业。历史成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印证了这些简单的真理。

　　三、再受兵灾

　　正当岭南在香港元气渐复的时候，战争的阴云又笼罩在岭南学子头上。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进犯香港等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

　　由于事前谁也料不到变故来得如此之快，岭南与香港各界一样，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幸亏应变措施布置迅速，师生的生命安全才得以保存。但这时的岭南亦和在香港的其它学校一样，陷于停顿状态。这还不是最坏的遭遇，只怕敌人强迫岭南复课，推行奴化教育，那么岭南就将堕入万劫不复之地了。为防止这种情况，岭南必须设法内迁。同时李应林校长已被列入日寇的黑名单，李校长于是在同事卢惠风先生的陪同下，看准时机乘船偷渡到九龙，再设法逃生。

　　“那小艇小的可以，三人驾驶戴着三位搭客，载重己超那艇应载的重量。但大家都不顾危险，急向前进发，行进间，发觉艇底破裂海水汩汩而入，风浪又大，沉殁堪虞。我和卢君不得已轮流为之清除艇内积水。小艇冒着惊涛骇浪前进，舟子也很努力，同舟共济，得以渡过重重险阻。”——李应林•《香港沦陷后之本校》

　　当时的岭南，正是像这艘小艇一样，在战争的惊涛骇浪中载沉载浮。而又是凭了岭南人的团结精神，在危难中互相扶持，同舟共济，岭南的事业才得以延续下来。

　　后来李应林校长又屡历险阻，辗转到了韶关，当即展开筹划救济滞港师生和复课的工作。为防止日寇冒用岭南大学名义，李校长迅速发表讲话，声明岭南大学在韶关继续开办。散落各处的学生纷纷前来，经办理手续。暂时转往其它学校借读。

　　岭南虽然因此变故而更加艰难，但岭南的火种终于在历尽艰险后保存下来了。

　　四、复校大村

　　为谋求复课，李应林校长取道桂林，北上重庆。在美国岭南大学基金会汇款到韶关解决资金问题后，李校长重返韶关，选定曲江县内粤汉铁路仙人庙站附近的大村为校址，继续开办岭南。为与原地名“大村”区别亦为纪念复课，把校日命名为“岭大村”。校园建设工作，由刚从香港返粤的司徒卫先生负责。校园座落在村后的仙人撒网山下，占地约三百亩。这里景色十分美丽，大有“平原广阔，了近目前，江水流其间”的康乐风范。

　　司徒先生于1942年5月12日到达岭大村，开始了艰苦的建校工作。刚到时，环境简劣，人地两生，生活十分清苦。晚上就在潮湿的茅棚里席地而睡，家具只有一只木桶，倒扣在地上贮藏食物，桶底就是餐桌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建设，校园初具规模 。

　　到1942年9月7日，岭南在停课9个月后复课。

　　有了一个较安定的环境，各类学生活动又兴盛蓬勃起来。时事演讲会、讨论会、征文比赛络绎不绝，学生青年会秉承Education for Service的校训，为村童开办小学;又有各级社的戏剧表演、音乐会及运动会等，各类刊物亦相继恢复。值得一提的是久负盛名的岭南音乐水平，在此亦保持下来。几经周折购来乐器后，乐队及歌咏团经常在曲江、坪石、衡阳及岭大村校园等处作筹款、劳军及大学音乐晚会等演出，引来好评如潮。虽然身处危难之中，敌人魔爪时时威胁之下，但青年的活力一有机会就要迸发出来。战争的恐怖，死亡的阴影，永远无法窒息生命的热情和青春的希望。

　　五、曲江疏散

　　“卅三年(编者注，即1944年)五月下旬，湘北战事己展开多日，曲江疏散之传说亦愈传愈紧……二十九日下午学生方面似有若干骚动……遂派员于翌日晨早车赴韶关探询，即奉教育厅条谕：‘曲江奉令疏散……’”——李应林•《由疏散到开学》

　　李校长遂遵令而行，决定先将眷属和女教职员疏散到坪石，学生则令其回家，同时声明“岭南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均将复课。” (李应林•《由疏散到开学》)。

　　在这朝不保夕，人人自危，逃难已成为惯常的时候，岭南能组织有序地行动，正体现出岭南的团结互助精神。留守岭大村的学生亦组织自卫队，保护校产，下乡宣传，出版墙报，积极参与抗战活动。战事稍缓，岭南于1944年10月24日新学期开课。

　　六、转徒流离

　　经历了一场大疏散，岭南人的心刚定下来，战争的烽烟又一次弥漫而至。

　　1945年1月15日，在坪石的学校悉数退至乐昌。21日凌晨，乐昌县城失陷。李校长先行往东江，以策应全局，图谋复课。后来李校长几经辗转，于二月初到达梅县。

　　在岭大村的百余学生与二百余教职员工及眷属，则于1月24日尽数退入相距三十里余的上塘、黄坑两个小山村，倚借事前租购的房屋、粮食建立疏散区，同时致力于抢运学校公物。当时日军已占仙人庙，相距不过三十里，危险之至。但疏散区周遭危机四伏，不是一个可以久留的地方。4月1日，疏散区解散。各人分头前往仁化、湖南汝城及乐昌县五山乡，等候复课消息。

　　这批学生是在疏散之前应征入伍的，当时岭南有数十人报名。他们于4月19日到达梅县，由李应林校长送入军营。在前面的几次疏散中，就已有不少岭南学生参加谍报工作，为国效力，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就是取材于岭南学生的敌后工作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岭南学子之投笔从戎，正是他们爱国热忱的集中体现。

　　这时的李校长正拟七月在梅县复课，并汇款到仁化，让各人前往梅县。他们分别战胜敌人封锁和穷山恶水，于七月中上旬先后到达连平汇合，并于7月28日到达梅县。

　　这次转徒流离，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最黑暗”。

　　幸而此时局势已定，胜利在望。果然到8月10日，天大的喜讯传来，侵华日军投降了!中华大地光复了!

　　七、康乐重光

　　1945年10月30日，岭南大学终于在七年离难后，在康乐园重新开课。

　　这七年中，从国家到学校到个人，都饱受战乱流离之苦，但这些对于成长中的青年，亦不是毫无教益。玉不琢，不成器。长期的艰苦生活，使岭南学子学会了自强自立，“养成一种刻苦，创造，勇敢之习惯”(陈汝锐先生语)，更加成为国家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