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北碚时期的复旦大学中文系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 陈启明   2023-08-08 09:40:44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上海复旦、大同、光华、大夏四所私立大学组织联大内迁。后大同、光华因故退出，复旦、大夏则遵部令组成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联大分为两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迁往江西庐山;第二部以大夏为主体，迁往贵阳。11月，以复旦为主体的联大第一部租借庐山牯岭开学。12月，南京沦陷，联大第一部下庐山，于月底抵重庆，暂借重庆复旦中学开课。1938年2月，联大在贵州桐梓举行联席会议，鉴于第一、第二两部各在异地办学，于是决定取消联大，各自在川黔两省建校。随后，复旦大学在重庆北碚选定永久校址，历时九载，艰苦创业，办学育人，终于1946年秋胜利复员返沪。目前研究者对此一时期的复旦校史仍关注不多，中文系在重庆的办学情形更是鲜为人知。笔者基于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藏档案及相关文献，对重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群体、课程设置、学术讲演及社团活动等进行梳理，以期勾勒该系科在战时阶段的发展状况。

　　老舍曾收到重庆复旦的聘书

　　重庆复旦大学陆续设立文理法商四学院、十六个系科。文学院下设中文系、外文系、史地系、教育系、社会系、新闻系。1938年初，复旦立校北碚后，除新增垦殖专修科，院系设置基本未有变动，时任文学院院长为伍蠡甫，陈子展、伍蠡甫、沙学浚、熊子容、言心哲、程沧波分长中文、外文、史地、教育、社会、新闻各系系务。在渝办学九载，文学院其他诸系主任前后均有更替，惟中文系主任一职始终未变，由陈子展担任。

　　陈子展(1898-1990)，湖南长沙人，作家、文史学家、教授。早在1934年8月，陈子展受聘任复旦中文系专任教授，1938年3月起兼中文系主任。因其专治中国文学史，并对《诗经》《楚辞》有精深的研究，1941年他与陈望道、顾实被复旦大学推为国学名宿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时值抗战，办学条件极为恶劣，陈子展利用自己在文化界的威望和人脉，力邀相关学者专家来校任教。如1942年8月18日致吴南轩校长信中云“中国文学系新聘教授杨树达力辞不就，拟请于右开四人中择一聘任，倘有其他贤达，则亦不拘拘于此也。吴组湘，现任中大师范学院兼任教授、名小说家，陈望道去年推荐;鲁实先，北平民国学院教授，著有《史记汇注》，杨树达推荐;魏建功，中法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著有《中华新韵》，由教育部颁行，何容推荐;李青崖，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子展推荐。右以鲁君年事最轻，虽大有才识而声闻未显，窃念校长平昔留意人才，奖掖后进，故子展亦乐为之介也。”陈子展以为鲁实先虽年轻却有特殊造诣，深感人才难得，故而通过杨树达将其推荐给校方，颇有慧眼识珠的学术眼力。又如1944年2月1日陈子展与新闻系主任陈望道联名上书校长章益云“‘各体文习作’为中文、新闻两系共同必修学程，拟添聘担任新文艺习作教授一人，请于下开二人中遴聘：舒舍予，住北碚(老舍，曾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黄芝冈，住本镇(中央通讯社征集部总干事，曾任本校教授)”，章益在“舍予”上画双圈，并批示：聘舍予。随即复旦向老舍发出聘书，敦聘他为文学院中文系和新闻系兼任教授，然老舍因投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未接受复旦之聘，但自此与复旦结缘更深，后多次应陈子展之邀来校为师生演讲。

　　时任重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子展教授

　　而教师的晋升是系务管理的要事，涉及到具体的人事和经费，最终决定权操诸校长之手，陈子展常为此与校方周旋。如1942年12月1日致函校长吴南轩云：“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余遂辛先生自本月起加授国文一组，已是专任教授钟点，聘书应否更换，薪金如何支付，又自十月起，津贴可否照发，请核定。”1944年7月16日致函校长章益：“罗绳武讲师任职已满三年，具有成绩，研究边茶问题亦有造述，可否晋级为副教授，敬请核定。”均可见陈子展对本系教师的关心与爱惜。

　　陈子展教授致吴南轩校长手札

　　从复旦大学档案馆藏教员名录来看，重庆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教师人数在抗战时期逐年增加，师资结构也更趋完善。如1938年8月的《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拟聘教授表》，仅见陈子展(专任教授)、吴剑岚(专任讲师)、翁达藻(专任讲师)三人。吴剑岚早在1928年春即来复旦任教，1941年8月起专任教授兼中医;翁达藻则为本校法学院1932届毕业生，留校任中文系讲师。时入川未久，筚路蓝缕，学校尚在极度困境之中，想尽办法压缩开支，在聘教员课时繁重，如吴剑岚、翁达藻分执“国文”科目，每周各十五和十个钟点，其他课程如“中国文学史”“修辞学”“诗选”“文学概论”“词曲选”等，皆由系主任陈子展一人任之，每周多达十五钟点以上。

　　至1938年10月，马宗融、章靳以、卢前加盟复旦。马宗融，早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社会高等研究院，1935年秋曾短暂任教复旦一学期，后辗转任教于暨南大学、广西大学，1938年10月重返复旦，初聘为中文、外文两系兼任教授，次年3月即转中文系专任教授;与马宗融几乎同时的，是称其“老大哥”的好友章靳以，193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商科，后弃商从文，曾主编《文学季刊》等刊物。1938年秋，靳以从上海来到重庆，应聘为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转专任教授。与此同时，卢前从汉口至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卢氏专攻曲学，马氏擅法文及文艺批评，靳以则颇富新文学创作经验，对当时师资单薄的中文系无疑是雪中送炭。

　　抗战后期，尤其是1942年1月复旦正式国立之后，中文系师资力量明显有所加强。比照1938年冬与1945年冬的教员名录，中文系教员人数已由六位增至二十三位。由1945年冬的教员名录可见，除翁达藻1940年8月转史地系，陈子展、马宗融、章靳以、卢前、吴剑岚五人仍在本系任教，其余教员主要有朱锦江(兼任教授)、方令孺(专任教授)、张默生(专任教授)、鲁实先(专任教授)、蒋天枢(专任教授)、汪东(专任教授)、余遂辛(专任教授)、顾实(兼任教授)、胡文淑(专任副教授)、赵宋庆(专任副教授)等。

　　以上增聘教员中大多为专任教授，且又不乏名流大家，如方令孺，安徽桐城人，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曾任国立编译馆编审，1940年春入复旦任专任教授，讲授“各体文写作”“一年国文”等。张敦讷，字默生，山东临淄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华北、河南等大学教授，1941年春来复旦任专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鲁实先，以字行，湖南宁乡人，1940年著《史记会注考证驳议》，1942年春入复旦任专任教授，讲授“历代文选”。蒋天枢，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曾任东北大学教授。1943年8月入复旦任专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专书选读”等。汪东，字旭初，江苏吴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1943年8月任复旦专任教授(1947年春离开复旦)，讲授“词选”。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在此一时期的馆藏教师聘书存根中发现胡风、端木蕻良、姚蓬子都曾在复旦中文系有过短期任教的经历。如胡风1939年春至1940年秋任兼任教授，讲授“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端木蕻良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任兼任教授，讲授“抗战文艺选读及习作”;姚蓬子1941年10至1943年秋任兼任教授，讲授“各体文习作”。据胡风1938年12月2日《日记》：“早，到青年会会见老舍，得到复旦底聘书和时间表。”正是老舍为他递上复旦中文系兼任教授的聘书。而陈子展1941年11月1日《日记》则记：“姚蓬子始到校授课，宿(马)宗融兄家，晚饭后，与二兄絮谈。”所记时间恰又与馆藏聘书存根基本印证。端木蕻良应孙寒冰之约，为《文摘》主编副刊，同时兼任中文系教授。他们在复旦任职时间均不长，然为战时的中文系亦增色不少，对复旦学子在新文学方面的学习和创作方面颇有影响。

　　端木蕻良兼任中文系教授的聘书存根

　　端木蕻良曾执教“抗战文艺选读及习作”

　　中文系所开设的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主要依据1938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所颁布的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以及1939年8月公布的各学院分系必修与选修科目表。1944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修订了《大学文理法师范四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分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如此统一的规范，有利于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却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大学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如将部颁课程与1939年度秋季学期及1940年春季学期的复旦大学中文系课程表仔细比照，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不同：

　　一是文学院及法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基本遵照教育部所颁必修科目表，复旦未开者“科学概论”，增开“补习英文”“补习国文”两门。二是中文系1939年学年(第一、二学期)共开科目十八种，包括“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历代诗选”“词选”“中国修辞研究”“各体文习作”“中国文学专书选读(经书)”“声韵学概要”“古文字学”“训诂学”“文艺思潮”“戏剧史”“戏剧原理”“小说戏剧选读”“抗战文艺选读及习作”“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英文散文选”“英文高级写作”。部颁文学组必修科目复旦未能开出的是“曲选”一种。部颁文学组选修科目未开者“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古声韵学”“中国文法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佛典翻译文学”“文学批评”“传统研究”“诗史”“小说史”。复旦增开者：戏剧原理、抗战文艺选读与习作，前者为必修，后者为选修。

　　从馆藏课程内容调查表来看，以上科目分别由某一学术领域颇有专长的教师讲授。其中“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历代诗选”三门，由陈子展执教，所用教本均为自编讲义。如“历代诗选”，每周授课三小时，依次教授：(一)古诗十九首;(二)乐府故事诗;(三)曹植、阮籍、左思、陶潜、谢灵运诸家之五言诗;(四)贾、马、扬雄、江淹、庾信诸家辞赋;(五)八代韵文概论。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基本了解八代韵文的体制，并培养和提高对八代韵文的鉴赏能力。“历代文选”同样每周讲课三小时，教授细目详列十四篇“述学之文”：(一)《易·系辞》《庖犠氏之王天下也章》;(二)孟子《好辩章》;(三)庄子《天下篇》;(四)《汉书·艺文志》;(五)许慎《说文解字叙》;(六)郭璞《尔雅序》;(七)范宁《罪王何论》;(八)牛弘《请广开献书之路表》;(九)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十)胡培翚《诂经文钞序》;(十一)阮元《殷周铜器论》;(十二)王国维《三十年来新发见之学问》;(十三)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十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总叙。如此编排细目，显然是授课教师精心为之，意在使学生略知中国古今学术思想的大概，并指示研究国学的基本途径。

　　“文学概论”一门则由胡风执教，每周授课时数讲演三个钟点。胡风为学生开列了《文学评论》(傅东华译)、《伯林斯基文学评论集》(王凡西译)、《文学概论》(商务译本)、《新文学教科》(楼逸夫译)、《密云期风习小纪》(胡风著)五种参考书，实际教学中逐一讲授的内容包括“文学论”和“创作论”两部分，前者分为：语言——形象、观念(思想)在文学上的作用、科学与文学、典型论、论“美”和“道德”五讲;后者分为七讲，分别是天才论、文学与生活、创作心理、创作方法上的两倾向、文学上的技术问题、内容与形式、创作方法与人生观。原定的第三部分“方法论”，诸如“风格”“民族传统”“民间文学与纪录文学”等七八讲，因时间不够未能讲授。

　　复旦所增开的特色课程之一是“抗战文艺选读及习作”，由端木蕻良执教，主要教本所采用的是当时抗战文献以及文艺创作，他为学生开列了狄根氏《双城记》，巴尔扎克《恐怖时代之小说》，绥拉非摩维支《铁流》，布克夫人《爱国者》，石川达三《活的兵队》，辛克莱《国际纵队》等参考书目。其中《活的兵队》，又名《未死的兵》，系石川达三于1938年根据实地体验创作的中篇纪实小说，揭露日本侵略军杀戮中国人民的罪行，当是最新的革命文学作品。在授课中，端木蕻良侧重讲授“艺术语及通俗语之运用”、“文字中国化”、“民族文学之创造”等，试图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一些文学创造过程中的能力和技巧，从而进一步发扬民族文学之本质。

　　上文提及的科目设置，固然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战时重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师资，然细究之下，似乎又与身为系主任的陈子展所秉持的教学理念不无关系。1939年初陈子展在其亲笔书写的《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系必修科目表草案审查意见》中，开篇即指出：“中国文学系之最大目的，不仅在养成学者继承旧文学之遗产，兼在培养文家创造新文学，而使中国新文学将成为世界文学有力之一部分。虽然，其事似非一朝一夕可成，可几无亦不悬此至高至远之的。因此，极赞同必修科目列入第二年英文、文学概论、以及选修科目列入近代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新文学研究外，他如文艺思潮、西洋文学批评、文学原理与实际问题(或析为诗歌原理、小说原理、戏剧原理三学程)，侧重介绍西洋文学理论与方法者，似亦宜列选修，一则于研究上有比较参考之功，一则于创作上有改错借镜之益。”虽教授古文学，但陈子展不仅不排斥新文学，而且大力提倡新文学，认为中文系课程里应加入新文学，主张增设侧重介绍西洋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课程。如端木蕻良的“抗战文艺及其习作”，是当时复旦中文系很有特色的一门学程，既有战时的色彩，也是新文学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尤为陈子展所推赏。其他诸如文艺思潮、英文散文选、英文高级写作，当时因限于师资，均与外文系合开，在陈子展看来，中文系的学生应该选修这些科目，以期沟通融会中西文学，真正达到“改错借镜”的目的。

　　一群热情的青年聚集在山上练习唱歌，悲壮的歌声与嘉陵江上船夫的呼啸相呼应

　　战时的复旦大学常利用重庆成为中国新的文化中心的大好时机，邀请名人名流来校讲演，让不同的观点都登台亮相、争鸣，使学生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种学术流派，开拓视野、增长知识。仅1938年度第二学期，文学院即聘定老舍做《文学导论》讲演、胡小石做《诗歌》讲演，余上沅作《戏剧》讲演、沈起予作《创作及战时文艺》讲演、梁实秋作《批评》讲演、宗白华作《文艺鉴赏》讲演、胡秋原作《民族与文学》讲演、方令孺作《儿童文学》讲演、黄芝冈作《民俗文学》讲演，文坛名宿分任讲题，以增进中文系学生之文学修养，一时听者踊跃，成绩甚佳。文学院规定学生须以此为必修学程，除交笔记外，还须参加考试，始给予学分。

　　同时本校任教的教师也常出任讲席，从当年的演讲布告栏中可以寻到中文系学人所作各类讲演的大量踪迹：如1939年9月23日，陈子展作题为《怎样写作》的讲演;1943年6月5日，顾实作题为《国学运动与世界文化之将来》的讲演，同月26日，再作《易经之世界观及人类与未来世运》;1943年12月13日，汪东作《中国文字的优点》讲演;1945年4月9日，朱锦江作题为《诗书画之交融》的讲演，12月10日再作《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观点研究大足石刻》。

　　而复旦所邀聘的文学讲座导师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老舍。1938年10月和11月，老舍到复旦先后作《文学导论》和《小说》演讲;1944年4月14日应邀到复旦讲演，讲题为《我的创作经验》，历一小时许，语多幽默，引起听众大笑及鼓掌者，达十次之多，至为欢迎;5月15日，到复旦作纪念周主讲，讲创作经验问题，他劝大家不要一上手就写小说，应先多写不同形式的短篇，多体验多调查，对写长篇的东西会帮助。11月18日，老舍再次应邀到复旦作《关于文艺诸问题的》的讲演，次年1月5日复旦学生主编的《中国学生导报》第三期以“关于学习文艺诸问题——老舍先生答爱好文艺青年问”为题全文刊载了演讲内容。老舍的《关于文艺诸问题的》讲演中谈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艺工作者在当前应该担负起的两项任务：“一个是打倒法西斯，一个是建设新中国”;二是如何进行写作准备，强调“弄通文字”、“实地观察”、“研究名著”在文艺创作的准备方面都非常必要，必不可少;三是号召为“贫病作家”募捐。老舍的演讲，使置于抗战现实环境中进行文艺创作的复旦青年明确了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引导他们正视抗战现实，关注民生疾苦，对他们的文艺创作有颇为具体的帮助。

　　抗时的复旦社团林立，中文系师生也是大后方文艺宣传中不可低估的一支生机勃勃的力量。如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两个社团“抗战文艺习作会”和“文学窗”社，即是在胡风和章靳以的直接关怀下产生并成长起来的。抗战文艺习作会成立于1938年12月，同时聘请胡风和章靳以两位为指导教授，在机构上分总务、宣传、组织、写作等组，中文系1939级学生陈绪宗等是该会的主要发起人。胡风在日记中曾多次记录参加该社团的情形：“1938年12月10日，上午上课，只谈了半小时的话。下午同陈子展到马宗融处。晚，在‘文史地会’及‘抗战文艺习作会’讲《抗战后的文艺动向》。”“12月16日夜，在陈子展家吃晚饭。七时，参加‘抗战文艺习作会’的座谈会，到学生四十余人，相当活泼，与孟克宿于招待所。”“1939年3月4日上午，到‘抗战文艺习作会’谈话，因昨晚学生一再邀请了的。同学生们一道吃饭后过江乘车回重庆。”

　　除胡风《日记》中提及的座谈会，抗战文艺习作会在胡风和靳以指导下开展了很多进步活动。该会不仅发动会员选修或旁听胡风“文学概论”和靳以“现代文学讨论与习作”课，还向两人分别主编的刊物《七月》和《文群》投稿。1939年12月2日《新华日报》在“校园巡礼”专栏介绍“抗战中的复旦大学”时特别提到：“同学们组织了‘抗战文艺习作会’，会员有七十余人，同学们不断地参加进去。他们在课余的时候热烈而紧张的开座谈会，讨论与‘抗战有关’的问题，每天天刚亮的时候，一群热情的青年就聚集在山上练习唱歌，悲壮的歌声与嘉陵江上船夫的呼啸相呼应着，他们计划到附近煤矿区去做扩大的宣传，并且收集广大民众生活的资料。他们每星期编制了许多形式活泼、内容通俗新鲜的‘壁报’。他们筹备了一个空前的朗诵诗大会。他们还布置了一个充满战斗热情的屋子，一下课许多同学挤满在这里读书、工作、唱歌……”这篇报道生动地呈现了该会开展抗日救亡的鲜活场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对这个具有鲜明立场和战斗力的社团的充分关注。

　　而章靳以指导的另一个社团是‘文学窗’社，从1943年档案馆藏的学生团体成立报告表来看，该社的宗旨是“以联络感情，研究文学，联系写作”，工作计划包括出版壁报、研究文学上的新问题，并公推李汉煌和陈六祥作为负责人主持会务，最初会员还包括郗潭封、黄绍本、颜洁，指导教授是章靳以。负责人之一的李汉煌是中文系学生，在校期间与靳以、方令孺等多有往来。1945年春，应文学窗社的邀请，在夏坝青年馆姚雪垠讲演《文学语言问题》，社员魏文华以笔名“项阳”全程记录了姚雪垠的演讲，并将其刊载在1945年3月13日《中国学生导报》上。同年5月1日晚上，“文学窗”社邀请聂绀弩、骆宾基前来讲坛，班会的听众甚为热烈。5月31日，该社再次举行联谊会，章靳以应邀参加讲演。该日到会七百多人，以一个壁报的晚会到会这么多的人是空前的。章靳以从以前的诗垦地社讲到今天的文学窗，最后谈到“‘文学窗’是要在灵魂上开一扇窗子”，使在场同学听后深受启发。当时因学校登记不易，“文学窗”最初以“夏坝风”副刊的名义出版，1944年秋，脱离“夏坝风”出版。自1945年上半年，“文学窗”正式社员已经扩大到五十余人，是当时重庆复旦大学影响较大的一个文艺壁报团体。

　　1943年”文学窗“社的申请书

　　尽管时局动荡，生机维艰，重庆复旦大学的中文系学人仍坚守三尺讲台，严谨地教学治学，在授课之余努力从事研究、开展讲演、指导学生，这些学者本身深厚的学术修养、广阔的学术视野为日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和学科特色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人才培养与抗战教育方面，他们又尤其注重青年学生民族情感、爱国情怀的激发，激励学生担当起富强国家的重任，从而坚守了教育文化、维系了民族人才的根脉，丰富了复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