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平津地区文教机构纷纷内迁。“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随着战局变化,长沙临时大学迁入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改名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同时诞生的“同胞兄弟”,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西北联大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三校西迁
1938年4月10日,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三位国立大学校长在秦岭南麓城固县城的斗室之中,召开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会议决定即日起遵教育部令,改校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的前身西安临时大学成立时,三校仍保有原来的校名;西北联大成立后,三校校名、校章始取消)。
城固县城东西窄,南北长,大小和抗战前 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差不多少。抗战前,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一度设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1935年后迁到国会街的法商学院,各学院散布在北平市内外各区。代理校长徐诵明1937年暑假离开北平,回浙江省亲后即赴江西庐山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暑期谈话会。此时,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徐诵明开完谈话会就被电召到南京,筹组临时大学。
西北联合大学校门影壁
北平大学西迁陕西省,与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合组西安临大,既非徐诵明所愿,也非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战略谋划。抗战前国民政府提出西北开发计划后,陕西省政府和地方士绅顺势呼吁在西北设立国立大学,甚至点名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应迁陕办理。但两所大学均未响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战事是否会扩大,国民政府一时看不出端倪,是和是战也难下决心。中央大计未定,教育部起初也只能见招拆招。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教育部才大致理出处理战时教育的思 路。7月31日,教育部拟定《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明确各省教育厅局负责组织所属各级学校的迁移,国立大学则由教育部亲自部署。
8月6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提出处置国立大学的办法,即大学内迁,合组临时大学,既使“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又可节省办学经费。9月10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同时成立。西安临大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精华于一身,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个学院23个系,整体实力虽然赶不上同日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但学科之齐全、教研力量之强,也属少见。尤其是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合组而成工学院,大牌教授云集,更有国内唯一的纺织工程系。这6个学院中,3个完全由北平大学组建,20余个系主任中北平大学教授占了15席。
西安临大不设校长,实行常委负责制。11月15日,西安临大借东北大学校区(今西北大学太白路校区)开学。从北平、天津迁到西安,教员的薪水虽打了折扣,日子还是能过得去,不少教授住在西京招待所,这是西安事变前随蒋介石而来的高级将领们住过的地方。国文系副教授曹靖华薪资低些,负担重些,便住在对面条件差一些的北京饭店。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陷,西安震动。3 月2日,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求西安临大南迁。徐诵明等人为方便办学计,主张迁往成都,未获得教育部批准。根据教育部要求,西安临大确定以陕南的城固县为校本部所在地。南迁城固前,西安临大全体师生编成一大队,徐诵明亲任大队长。3月16日夜,大队乘火车出发,次日中午到达宝鸡后便一路步行南下,行程约255公里,费时约12日,图书仪器另雇汽车运输。路途遥远,学生们苦中作乐,边走边唱流亡歌曲,沿途欣赏古迹。
西安临时大学负责人率领师生徒步由宝鸡转赴城固
3月28日,大队部到达汉中,工学院学生则在4月19日始抵城固。城固县城狭小,一下子拥进千余人,无法全部安置下来。西安临大除校本部、文理学院、教育学院设在县城内外,法商学院设于城外小西关,工学院安置在城固县古路坝村的天主教堂,农学院设在临近的沔县(今勉县),医学院设在南郑。
南迁大部队刚到陕南,西安临大就收到教育部于4月2日发来的电令:“昆明、陕西南郑专员公署转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合电令遵照。”此后经年,西南联大屹立昆明不倒,成为战时高等教育的标杆;西北联大却命运多舛,历经两次改组,一分为五,不复存在。
西北联大办学场所之一——古路坝天主教堂
两遭改组
6月29日,运行不到三个月的西北联大突遭第一次改组。教育部要求其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学院;其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西北农学院。民国高等教育布局极不合理,全面抗战爆发前,专科以上学校集中于东部的平津、京沪、武汉等地,西部的屈指可数。这次改组西北联大,陈立夫给出的理由是“谋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设置之合理”和“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7月2日收到改组电令后,西北联大师生接连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国民党中央党部,直至蒋介石办公室,请求停止改组。
对西北联大的第二次改组是从整顿法商学院开始的。法商学院原属北平大学,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因左翼师生众多、活动频繁,而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党中央的关系相当紧张。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的一段时间,法商学院左翼师生的活动半公开化甚至公开化。西北联大的国民党区党部注意到“共产党在法律上已不犯法,故青年均无所畏惧”,一些国民党党员甚至觉得,国共合作以来左翼力量利用“中央宽大之政”,不仅是“喧宾夺主”,甚而使“忠于党国之师生”无立足之地。加之西安靠近陕甘宁边区,中共党政军群人士往来各地多从此过,左翼师生借地利之便,得以与中共重要人物有直接接触。
1939年7月西北联大文学院教师与毕业生合影
为了解决法商学院“左翼化”,陈立夫设法让其亲信张北海出任院长。张北海折腾到1939年7月,解聘逼退13名教员,仍未彻底解决问题。陈立夫不愿再耗下去,8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医学院、师范学院(1938年7月由教育学院改称)独立设置为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剩余的文理学院分拆为文学院、理学院,与法商学院凑足三个学院,合成西北大学。
一时间,从北平来的老教员感到“茫茫四海,正不知漂流所届”,上书徐诵明,恳请他领导复校。但徐诵明最终接受了陈立夫的委派,回教育部任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虚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就此烟消云散。新设立的西北大学,改西北联大的校务委员会制为校长负责制,由原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执掌。
西北联大图书馆
“五朵金花”
两次改组牺牲了与西南联大南北对峙的西北联大,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为抗战前高等教育资源几乎为零的西北地区留下了五所实力不俗的国字号大学,奠定了此后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当然,这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是国民政府着意谋划。从西北联合大学分立而来的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校名虽被冠以“西北”两字,老教员们还是想在战后回到北平、天津。实际上,还在抗战期间,原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已利用校友陈立夫的关系,恢复校名。北洋工学院虽得以恢复,西北工学院教员多未追随李书田而去。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组织内迁各校复员,西北师范学院部分师生也在院长李蒸的运作下,回到北平,重建北平师范学院,最终成功改回原名——北平师范大学。原北平大学教员、校友也组织过复员运动,但均归失败。北平大学成为唯一未能复校的内迁国立大学。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
1957年,西北工学院与西安航空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11月15日开始启用新校印,距西安临时大学开学正好30年。抗战胜利后,北平大学农学院、医学院资产划归北京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中的平大老教员几无返回北平者。西北农学院几经合并,发展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医学院一度重归西北大学,之后再次独立出来,进而发展为西安医科大学,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虽有返回北平的教员,但抗战前就担任李蒸秘书的易价等一批老教员还是留在兰州,继续在西北地区的教学。因北平大学复校失败,西北大学几乎无人返回北平。已在北京任职的原北平大学教授侯外庐,被派回西北大学,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校长。
除以上“五朵金花”,西北其他高校也多承西北联大的雨露。西安工程大学便是由西北联大全国唯一的纺织工程系发展演变而来;陕西师范大学从一所省办专科学校迅速发展为西北、师范教育最高学府,也与西北联大当年留下的底子不无关系,尤其是国文、历史、数学的老教员,从原西北联大、西北大学流向陕西师范专科学校的不在少数。(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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