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中深化国家认知——回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芮信   2015-08-28 10:40:03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中国的抗日战争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身处这场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逐步加深关于中国在这次战争中地位的认识，可从当时编写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发现一些线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描述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特点。

　　1931～1937年寄望外力帮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是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的局部战争阶段。当时，只有中国、朝鲜、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等国在分别抗击法西斯的侵略。中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从寄希望借助国外力量化解中日危机转化为认识加强自身力量的重要性。

　　二战不是突然爆发的，它是由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先后挑起的局部侵略战争扩大为一场世界大战的。最先发动战争的是日本，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之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并且炮制了一个“满洲国”，揭开了二战序幕。对此，20世纪30年代初徐映川编写的《复兴历史教科书》中即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北伐完成，东三省努力建设，颇有新气象。民国二十年（1931年），忽有万宝山案发生，朝鲜又有屠杀华侨惨案，日人侵华益见露骨。不料到九月十八日的晚上，日军发动进攻，攻占沈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日军又进攻淞沪，十九路军起而抵抗，血战月余，始由英、美出任调解停战。我国军民死伤二万余人，损失十五万万元以上”。“日本利用清废帝溥仪当傀儡，造成所谓‘满洲国’，掩饰世人耳目：东三省实权完全在日人手中”。

　　中日之间的战争爆发后，从国民政府到中国民间有不少人都希望通过国际联盟来制止日本侵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这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幻想，但在当时的确在中国有一定市场。如有几本教科书都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国联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并对之抱有充分希望。在高博彦的《中国近百年史纲要》中有两节专门讲述了国联关于中日关系的“调处”，包括“国际联盟第一次决议案”、“国际联盟之第二次决议案”和“国联第三次决议案”，还有“国联调查团之东来与上海之中日停战会议”等内容。傅纬平在《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联对日本的态度，包括李顿调查团的人员组成、国联特别大会1933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其中特意说明这一决议投票的结果是42国赞成、日本1国反对、暹罗1国弃权、其他国家缺席，认为“可云国联活动史上最重要最当纪念的一件事”。

　　然而，国联毕竟无法遏制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日本侵华的方针已经确定，它当然不会善罢甘休，而是进一步决定积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1934年4月17日，日本当局发布了不许他国染指中国的宣言。至此，“华盛顿会议以来的门户开放局面，被日本打得粉碎”。也就是说，日本想独霸中国，把中国变成其完全殖民地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自强”显然比单纯依靠外援要重要得多。随着时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看到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1937～1941年从自强中找出路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他们除了关注抗日战争在中国战场的发展变化外，更多地开始从国际关系变化的角度去认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对这一阶段的国际形势，中国学者孙逸殊编写的《高中新外国史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近来国际正有许多新事态，把世界分成两个阵线。如意大利的侵略阿比尼西亚（即埃塞俄比亚）……日本的积极侵略中国……德并奥国（即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德意且缔结同盟。这样一来，使英国为之警心，而有与法、苏联缔结互助协定的主张。美国虽远处西半球，始终呼吁和平，两阵线对峙的局面，益以显著……我国处此艰难时期，已上下一力以谋应对。”

　　1939年卢文迪编写的《中华外国历史》教科书在谈及九一八事变以后的远东形势时指出：九一八事变及其后伪满洲国的成立，表明日本“欲乘势使全中国入其势力范围之下。”而1940年年底出版的《高小历史课本》，也对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如下分析：“在东亚方面：自从日本侵占我东北，一向由美国苦心维持的东亚局势局面，便被破坏。英美两国，在东亚虽然都有权益，因为两国利害的冲突，不能合作，竟使日本得以独力侵扰中国。但是英美为了保持在太平洋的势力起见，又不得不和日本竞争造舰。太平洋的风浪，因此愈加趋于险恶。”

　　随着这些变化的逐步深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也通过对国际关系变化的分析，看到随着战争进程中国改变自己国际地位的时机越来越成熟。

　　1937年吕思勉在一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写道：“我国本是东亚的主人翁，可是因国势陵夷，全立于被动的地位现今的国际情势之下不论讲均势，说瓜分，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国际间的正义公道，虽不说全然没有，可是没有实力的制裁，也就等于一句空话。”

　　回顾1937～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史，不难发现，正因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打破了日本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进一步侵占亚太地区战略基地的侵略计划，使日本陷于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阻止了世界大战首先在东亚爆发，从而为反法西斯各国加强军备和应对法西斯的侵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正是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1941～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第三阶段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随着争局势的变化，教科书作者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转变有了新的认识。

　　到了战争后期，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迫使日军面临陆海两面夹击之中，兵力分散，守岛兵力严重不足，为盟军反攻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加速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进程。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越来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局面，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相应逐渐地发生了有利变化。在一本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国定教科书《初级中学·历史》中特别指出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其中有三课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和“国际现势下我国的地位”，后者包括“我国长期抗战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与新约的订定”、“我国参与国际政治活动”（含开罗会议和反侵略宣言、联合国家宣言、四国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开罗宣言等）等内容。

　　中国人民的斗争，大大地有利于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以反法西斯国家的胜利而告终。一本40年代晚期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是这样描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在原子弹和苏联宣战的双重压迫下，日本国内即时陷于混乱状态，遂于（8月）11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实行无条件投降。而降书之正式签字，则系九月二日在米苏里舰举行；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乃告结束。自七七事变至日本投降，其间历时计八年又一个月。”作者在这里特意用黑体字标明这八年多的时间，可以想见这八年间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与牺牲是多么巨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是多么巨大。

　　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金兆梓在一本通过教育部审定的《高中外国史》教科书中，这样总结了反法西斯战争对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平的重要性：“向为太平洋中心问题的中国，自从中日两国展开全面战争后，本其无尽藏的人力物力……以弱敌强，愈战愈显其自谋生存的力量，亦成为野心无厌的日本之劲敌。果能联结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制裁此扰乱东亚和平之侵略势力，那末太平洋上险恶的风波或因之而庆安澜了。这固然不但美英苏的责任，我面临太平洋的中国，责任可说是尤大了。”

　　让历史告诉未来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中小学教科书作者和广大的中国教育工作者一样，在身处抗日战争的恶劣环境下，仍然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为使命，在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逐步深化对历史的认识：

　　首先，他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状。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在编写教科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踪中外重大事件的最新进展，捕捉在当时的重要信息，及时作出自己的分析，并把它们传授给中小学生。30年代，有的历史教科书作者在回顾历史时这样描述和评价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迄清代与外国缔结不平等条约，正如烈风雷雨之骤至，受军事、政治、经济等种种压迫，所以我国民族渐沦于‘次殖民地’地位。据孙中山先生所解释，次殖民地更低于殖民地。因为殖民地不过作为一国的奴隶，次殖民地却要作多国的奴隶。所以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为目前第一要务。”这是以回顾历史为契机，让学生认识到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肩负的历史使命。

　　其次，他们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目的主要为了传递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特别是教育学生通过理解历史以认识未来。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如何认识它的历史和现实，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历史认识未来。对这个问题，民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者实际上都在不断地探索，并不断地在教科书中抒发自己的认识和想象力。

　　未来的中华民族向何处去，在世界上要走哪一条道路？对这个问题，有的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中国还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王钟麒在《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的“中国与世界”部分做出了这样的展望：“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帝国主义，中国将来如也走相同的路，岂不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济弱扶倾’的政策……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列强帝国主义要抵抗他。这样，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才可算是治国平天下。……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