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漫天硝烟里琅琅的书声——抗战时期的中国中小学校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抗战烽火中,一阕青春激昂的《毕业歌》响遍中国。在日军铁蹄蹂躏神州大地的时刻,伴随着《毕业歌》的琅琅歌声,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怀抱报效祖国的壮志走出校园,走向战场……
在今天来看,抗日战争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历经战火洗礼,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办学,为国家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值得后人深深感佩。然而,在彼时中国教育的另一端——基础教育,由于日寇入侵,也受到巨大冲击,教育基础大半遭到损毁。据统计,至1938年8月,沦陷区及战区共有12.97万所小学不能开学,25.7万名教职员和648万余名学生因战争失去教学及求学的机会。
前方奋勇杀敌,后方安心求学,以谋求国家未来之发展……不管是在革命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大后方,抑或是在沦陷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的中小学,抗击日寇、振兴中华始终是当时中国基础教育的主旋律。
面对国破家亡,中国各阶级、各民族、各方力量兴办教育的信心和决心却空前地坚定。泥筑的墙,黄土垒成的课桌凳,没有钟表……当时,这样的场面在陕甘宁边区的小学几乎处处可见。边区经济困难、物资紧缺,学校经费短缺是家常便饭。怎么办?群众慷慨解囊,边区政府拨一部分款项,再加上当地八路军驻防部队的经费赞助,勉强维持学校运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校教育教学仍然井然有序,学生勤奋学习,蔚然成风。
“七七事变”后,随着战火蔓延,在日寇的肆意破坏和摧残下,流离失所的失学青年学生日益增多。国民政府先后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成立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再加上国立大学的附中、国立中山中学和国立女子中学等,仅有8年历史的国立中学,在流亡迁徙中培养了近十万学子,催生了青年学生追求进步、民主、革命的新风。其中,地处湘西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国立八中,更是以结构最完整、规模最大、学生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著称。
民众教育也是抗战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当时,全国人口80%以上不曾受过教育,为了提高民众素质,启迪民族智慧,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抗战教育从制度到内容,从教式到方法,都做了符合人民大众的教育改革。小学写作课教学生写抗战标语、墙报,自然课教学生防空、防毒常识,地理课教学生绘制战区地图。另一方面,识字组、冬学、青年夜校、民校、夜校、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形式走进田间地头,“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如火如荼地开展民众教育。
在国统区,“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这些举措,使得当时的基础教育和民众教育虽在战火摧残下,还是得到了一定发展。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和《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1938年度,初等教育学校数为21.7万所,至1946年增至29万余所,入学儿童则由12.28万人增长到23.8万人。中学学生数则从1937年的近39万人,增至1945年的156.6万人。
基础教育是民族素质的起点。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进程中,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在特殊时期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的弦歌不辍,让中国在饱经战火洗礼后,依然能看到崛起的希望。
70年过去,饱享和平的人们也许已很难身临其境地理解硝烟中持之以恒办学的意义。那么,就让我们再一次触摸历史,感受琅琅书声响起时带来的那种稳定人心的力量吧。(记者 张滢)
(注:本文写作参考了《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毛礼锐、沈灌群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余子侠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特致谢忱。)
《中国教育报》2015年9月3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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