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西南联大最好的遗产
来源：陈远谈民国    2015-12-18 09:22:56

　　弹性的制度是西南联大最好的遗产

　　文/陈远

　　什么才是西南联大最好的遗产

　　1937年因抗战组建起来的国立西南联大，70多年来，经过时间这朵玫瑰的熏染，香气四溢，几成传奇。有媒体甚至直接把“最好的学校”这一桂冠戴在了这所已经消失的学校头上。

　　西南联大是不是最好的学校？

　　我看未必，根据资料显示，当年教育部一开始拨给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经费，不过是区区71749.98元。而在1937年下半年，每市斤猪肉的价格是0.18元，按照今天的物价折合，这些钱，不过是一座说不上豪华的别墅或者是一辆比较奢华的汽车。这一点钱能够办成最好的学校，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

　　再有，虽然是西南联大在办学时秉持“战时即平时”这一理念，但是毕竟是战时，与平时不同，同样据资料显示，为了保证生源，当年有不少西南联大的学生，没有通过入学考试，就进入了这所大学读书。按照今天的观点，这简直就是不合规矩。

　　不过，70多年来，各种纪念活动此起彼伏，既有官方，也有民间；既有自发，也有自觉。众人不约而同把怀念指向西南联大这所学校，是因为，这所在笔者看来也许并非是最好的学校，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教育遗产，抛开“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样宏观的主题不谈，挑选几个细节来谈论西南联大的遗产，或许对于今天更有意义。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北大、清华、南开三位现任的校长都谈到了西南联大当年几乎聚集了最优秀的师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评价当然公允，可是不要忘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师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三位常委之前的办学中，以卓越高远的眼光培养、聚集起来的。比如说，以清华当年的门槛，要求教师必须有博士学位或者留学背景行不行？我想大概没有疑问，答案是肯定不行。但是偏偏是既无学历又无学位的陈寅恪，出任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当年的清华并非没有制度规范，其可贵之处就是在刚性的制度之外，当时的校长还富有弹性的学术眼光与人文情怀。今年谢泳先生被厦门大学聘任，在许多老朋友看来是一件实至名归的事情，但是却成为今年教育上的一个亮点，或许就说明了这种弹性恰恰是我们今天所欠缺的。不过，行使这种弹性需要谨慎，否则就会成为教育腐败的方便之门。

　　其实，三位校长的访谈中也都谈到了当年的西南联大培养出诸多优秀的学生，的确不胜枚举，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王浩……其实这也并非奇迹，多少年后我们再来看北大、清华、南开，也都会有一连串闪光的名字。不同的是，这些闪光的名字背后的成就和制度。撇开成就不说，制度才是培养天才的土壤，虽然贫瘠的土地上也能长出鲜花。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中曾经叙述过自己几次转系的经历，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特别困难。想来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应该是非常幸福，可以学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能够做出成就，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教育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少年时期，只有通过比较之后，才能选择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如果把教育做成工业化的流水线，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可想而知。其实，西南联大这种弹性的制度也有渊源，昔日的吴晗、钱钟书、华罗庚进入大学的时候，都是破格录取。近年来也有不少大学破格录取学生，但是并不受好评，原因很简单，这些被破格录取的学生里面，不是这明星，就是那明星，唯独没有具有学术潜力的读书种子。这种破格录取里面，哪里能体现教育家的眼光？

　　回首西南联大，我不愿意轻率地把“最好的学校”这顶桂冠戴在她的头上，而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西南联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继承西南联大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