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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学:抗战时期的教育传奇
来源:人民教育   2016-01-26 16:49:11

   78年前,卢沟桥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中国教育并没有停下步伐。

   国立中学,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却是抗战时期(1937年-1945年)中国教育史上一段高亢、悲壮、颇具影响的传奇。流亡在大后方的老师和学生们靠着一股精神动力,把教育坚持了下来。教育不亡,则国家不亡。

   设立国立中学,是政府的一种战时措施和应急手段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丧。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纷纷踏上了流亡的长路。一时间,几百万难民向西南、西北撤退,这其中就包括了数以十万计的青少年学生,他们拜别爹娘离开家乡,跟随师长奔向了大后方。

   大批青少年学生流落大后方,校方经费拮据,师生衣食无着,情况十分危急。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呼吁救助流亡学生,共产党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救救大后方青年》的社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从1937年12月开始,教育部着手筹建专为接收沦陷区、战区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

   在抗战之前是没有国立中学建制的,公立中等学校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为省立、市立或县立。抗战兴起,为了安置失学青少年,国民政府便首先在内地各省(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五省)设立国立中学,以鼓励东部沦陷区的中等学校内迁。抗战初期,国立中学以省冠名,如国立山东中学、国立甘肃中学等。

   从1939年4月起,教育部决定国立中学不再以省、市来命名,而改按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数字排序命名。期间,共排序成立了二十二所国立中学。因为22所国立中学一般只招收男生,不收女生(或只招收少量的女生),1942年8月,在四川合江专门成立了国立女子中学。后来又在贵州设立了分校,称为国立第二女子中学。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寇一面扩大侵略中国,一面挑唆东南亚国家反华排华,许多爱国的华侨青少年纷纷返国参加抗战。为收容大批华侨青少年,教育部于1940年开始,在云南保山建立了国立华侨一中。后在四川和广东等地分别建立了国立华侨二中和国立华侨三中。

   抗战时期用“国立”字头的中学还有国立中央大学附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在四川威远县静宁寺成立国立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在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中山中学。

   可以看出,国立中学的设立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规模有所不同,每校都有几千学生,其中国立八中最大,有4000人之多。国立中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育部为其配备的校长大都是当时的名人或政要。

   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招生数字今日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当在20万人以上。

   教室是柴房草棚,笔是钢笔尖绑在竹枝条上蘸水

   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为远离敌人炮火,躲避敌机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学生全部住校,朝夕与共。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寮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教室有窗户无玻璃,宿舍是双层床的大统舱。膳厅有木桌无凳,茅棚是用毛竹打桩,以竹片编成篱笆,糊上泥巴做墙,屋顶覆盖稻草,仅能遮避风雨而已。

   教学设备也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堪称“凤毛麟角”。体育器材更是“绝无仅有”。

   教科书多是用四川乐山嘉乐造纸厂生产的嘉乐纸印刷,这种纸色泽褐黄,字迹难辨,又因纸脆容易破损而不耐翻阅。即使这样,一本教科书往往是一届生用了传给二届生,再传给三届生……有些学科甚至连课本也没有,学生只能手抄讲义。做作业的竹纸(草纸)薄如蝉翼,只能用铅笔轻写,时间稍久,字迹便模糊不清。若使用毛笔,则墨透纸背,污染桌面。大家多使用蘸水笔,买一个钢笔尖,绑在竹枝条上书写,墨水用颜料清水自己兑制。晚上校舍一片漆黑,只有教室中闪烁着微弱的灯亮,那是自习课点的菜油灯,两人或四人共用一盏,灯草顶端发出的萤光如豆。自习下来,学生的鼻孔都是黑的。

   功课压力是很重的,学子们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来完成。每天的课程表上,七节课排得满满的。各科作业都不少,早晚自习时学生们都在教室内做作业,总觉时间不够用。大多数学生每天吃饭、做操、上下课,一脑门子都塞满了书本、习题、测验、考试。

   在生活清苦、功课繁重的条件下,同学们课余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歌咏队、戏剧社、话剧团、读书会、壁报组,大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战话剧,丰富文化生活。走进各国立中学的校园,朗朗读书声、猎猎弦歌声不绝于耳。

   从敌占区和前方后撤的教师们,和学生同住在校舍内,生活环境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大都爱国家、爱学校、爱青年,不顾清贫,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课堂。回首当年站在各国立中学杏坛上的教师队伍,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呕心沥血地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使众弟子进德修业,与日俱增。

   学生饥肠辘辘,教师捉襟见肘,他们的精神却是昂扬的

   国民政府维持战时教育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向政府无息偿还。

   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而先前的“贷金”并未要求归还,国家实际上承担起了他们的全部学习生活费用。

   因长期浴血抗战,国力极端困乏,为救助学生,教育部只能对流亡学生实行低标准的全公费教育制度。由于物价飞涨,学生仅靠的每月六元生活费已是杯水车薪。老师每月八元的生活费,亦是捉襟见肘,他们生活之拮据可以想象。他们就是靠一股精神动力,顽强地把学业坚持下来。

   以口粮为例,初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一升糙米,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副食和营养更谈不上了,莲花白、牛皮菜、老苋菜、带老茎的空心菜、连根带叶的小萝卜要从上市吃到下市,水发蚕豆、酸菜汤则自年初吃到年尾。有时一餐饭的副食仅是平均每人数颗盐水煮蚕豆。学生们每天饥肠辘辘。
 

   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各校均有多种疾病流行。有时上课铃声已响,虽在夏季,患病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那是正在发疟疾(打摆子)。有的学生走路叉开双腿,行八字步,浑身搔痒不止,多半是疥疮发作。也有的学生消瘦、苍白、乏力,每天午后脸庞泛起红潮,且咳嗽不止,这是患了肺结核,当年称为痨病,那个年代得了痨病就算判了死刑,逃过此劫的很少。有些学生每到夜晚,双目不明,经常碰得头青脸肿,那是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

   一年四季,学生们无不忍受着恶劣自然环境的煎熬。春季雨水连绵,阴冷潮湿,洗的衣服数日不干。道路泥泞,缺鞋少袜,只有打赤脚行走,还要不时远赴十多里外的江边背米。夏秋两季最为难挨的是蚊蝇臭虫和跳蚤的叮咬,虽有蚊帐,但一个晚自习下来,两腿和臂膀上布满一个个大包。木床上的臭虫多得数不过来,翻一次身就压死几个,一觉醒来,满床都是血印。校方虽设法用开水烫,甚至用开水煮木床,但因臭虫繁殖太快,终无法根除。各学校均无取暖设备,每到寒冬腊月,教室和寝室四面透风,寒气袭人,不少学生手足和耳脸都生冻疮。
 

   生活苦则苦矣,但万千学子共赴国难,体恤时艰,笑对清贫,没有任何抱怨,更没有当逃兵。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却是昂扬的。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探索时空,都在快乐地寻觅彩虹一般的青春梦。

   让战时的一代青年人能够接受较好的启蒙教育

   国立中学始建于1938年,结束于1946年。八年全面抗战,八年办学,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所走道路是不平坦的。广大师生同舟共济,渡过时艰,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教育部给每个战区学生发放了毕业或转学证书和返乡路费,令各复员回籍继续学业,国立中学的番号也就消失。抗战期间兴办国立中学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形成了特殊的篇章。

   在当时十分拮据的战时财政体制下,政府对国立中学的办学经费实行国家和地方财政包干制,对流亡学生则实行全面的由国家供给低标准的免费教育。

   将大批教员加以聚集,组建成一支庞大的、爱国的、敬业的队伍,由他们把众多懵懂的青年教育成材,这是一大成功。当时国立中学办学条件普遍很差,但教学质量却相对较高,就是凭借这支总体高素质的教员队伍艰苦奋斗、精心培育得来的。
 

   将众多青少年收容集合起来,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学校住、有书读、有人管教,摆脱了蹉跎青春年华的厄运,这是一大功德。国立中学绝大部分是实施基础教育的普通中学,以文化知识课为主体,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比较全面、完整。这就使一代青年人能够接受较好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为继续深造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国立中学的课程虽然有公民课,后期又增加了军事训练课军,并有纪念周训话的例行公事,但所占课时比重不大,政治色彩并不甚明显。在机构设置上虽有训育处,用以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但训育主任大多是与学生所对立的人物,大多为学生反感,被称为“卖狗皮膏药的”,对学生思想控制难以收到实效。学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到授课教师的潜移默化熏陶,基本倾向完全是爱国抗日的。
 

   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期间,彼此争夺青少年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中共在各个解放区也以不同的办学方式,收容、教育了一大批有为的青少年,成为后来的精英。但相比大后方开办国立中学而言,是国民政府在战时履行其应当承担起的责任,其初衷并未在争夺青少年上多做文章。

   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像一台台巨大的炼钢炉,锻炼熔铸出大批国之栋梁。抗战胜利后,这批学生怀着深厚的底蕴,投身社会为国家、民族服务,大都成为社会之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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