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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
来源:东北新闻网    2016-02-19 17:37:27

 

     在我市档案馆珍藏着一套1921年印行的《凤城县志》,共分四册,每一册封面的右侧同一位置都有“孚心氏记”四个由藏书者当年题写的娟秀小字,下面还盖有名章,不是很清晰,当初只是对“孚心氏”这个古雅的署名印象深刻,感觉此人应是一介书生。由于年代久远,老县志的函套以及个别纸张已经破损,我还专门找人修裱过。前些年,翻看“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惨案的有关资料,竟发现受害者之一凤城县立中学校长李云霖的字就是“孚心”,再仔细比对这套县志封面上的名章,正是“李云霖印”,孚心氏既李云霖,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为缅怀我们辽东大地上那些有良知、有血性、不甘于做亡国奴的抗日爱国知识分子,铭记那段充满屈辱和血泪的历史,孚心氏以及80年前的“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惨案值得一提。

     李云霖(?-1937.1)字孚心,奉天优级师范学堂史地科毕业后,到县立凤城中学任教,1919年被任命为校长,后被选为奉天省东边道教育会副会长。由于治校能力强,工作成绩优异,曾荣获巡按使一等奖章。李云霖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及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日常教学中,常给学生们讲述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侵占我国东北以及在安奉一带修筑铁路、强占土地、掠夺资源、欺侮屠杀中国百姓所犯下的种种罪恶行径,教育学生勿忘国耻、发奋图强、反抗侵略。当学生们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济南惨案而向市民讲演、散发传单、鼓动群众抵制日货等爱国行动遭到当局无情镇压之时,身为校长的李云霖都在暗中出谋划策、支持学生,迫于压力表面开除爱国学生,待学潮平息后又通知他们重返学校继续求学。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军队进犯凤城。当日下午,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带翻译和顾问闯入凤城中学,强行撕去与“万宝山事件”有关的挂图和标语,召集教师,发布命令,禁止唱中国国歌、用中国地理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强令教师和学生接受日本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李云霖当晚在文庙大殿的墙上写下两句粉笔字:“国人犹未醒,日寇何猖狂”,以示心中的愤慨。

     随着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目睹东北同胞沦陷在侵华日军血腥统治之下的种种苦难,1935年12月,时任伪安东省教育厅厅长的孙文敷,利用年底召开全省教育年度例会之机,秘密召集主张抗日救国的李云霖、左秀海等各县代表13人开会,以研讨教育工作为名秘密成立“安东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孙文敷、安东林科学校校长秦有德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并起草制定抗日救国会章程,以唤起东北民众反满抗日为己任,深入全省各县区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群众募捐资助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东边道凤城、庄河、桓仁、岫岩、宽甸等各县迅起响应,纷纷成立救国会分会,会员以教育界人士为多,并迅速影响扩大到工商界、政界及广大民众之中,通过秘密筹集资金,暗中资助抗日义勇军,及至义勇军化整为零、遣散活动后,各县救国分会仍“纠合同志,继续反满抗日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和恐惧,派出特务密探,寻找线索,罗织罪名。

     由于汉奸出卖,桓仁县抗日救国会开展秘密活动的情况被日伪特务机关获知,1936年9月7日,日本宪兵先后2次抓捕了当地工商界、教育界反满抗日爱国人士近百人,进而又查出当地的抗日救国会活动与伪安东省教育厅有关系,于是,大逮捕迅速从桓仁波及到伪安东全省,到1937年1月的4个月里,日本宪兵以“治安肃正”为借口,对东边道10多个县的抗日爱国知识分子进行了3次疯狂抓捕,在安东市和安东县抓捕了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安东林科学校校长秦有德、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等;在凤城抓捕了县教育局长何泮林、凤城中学校长李云霖、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凤城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以及文庙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关子荣等。据伪满中央警务统治委员会《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反满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被日本宪兵逮捕的人员中,安东县有97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合计311人。这些抗日爱国者被当作“思想犯”和“国事犯”,分批押送到安东宪兵队进行“突击审讯”,或采用“劝诱”方式,严刑逼供、残酷折磨。在审讯邓士仁时,用皮鞭打、灌凉水、灌煤油等酷刑威逼他说出“同党”,邓士仁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仍无一句口供。敌气急败后,竟将其空吊起来,致使当场死亡,然后敌将其尸体送到连山喂了狼狗。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在审讯中英勇不屈,只承认为函馆震灾募捐一事,并怒斥敌人:“函馆地震只是几万人受灾,是小灾;东北失陷是三千万人受了大灾,难到不应当救吗?”伪岫岩县农务会长于瑞庭被审讯时,怒骂日本侵略者:“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活活打死。女中校长关英华在敌严刑拷打时,乘敌不备,抓起案上的刀砍向敌人,当场壮烈牺牲。在审讯桓仁教育界人士王贡生时,见其拒不招供,便想出花招,在他孩子面前对其用刑,孩子不忍父亲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王则厉声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被敌人活活打死。

     凤城文庙小学教务主任关子荣生前曾谈及李云霖校长在狱中的表现时说:“孚心够坚强的,审讯他时,押我作陪。日本人问他“你是不是北平救亡总会凤城分会会长?”又问“你为什么担任这个分会的会长?”他答:“因为我是中国人。”又问:“你为何捐款资助义勇军?”他答:“我平时教育学生要爱国,我身为一校之长,不能不以身作则,有所行动。”又问:“还有那些人参加救亡分会?他们都是谁?捐过多少钱?你说出来,可以将功折罪的。”他答曰:“你们不必多问,一切由我一人承担。为国而死,可以含笑九泉”。孚心校长因此受的酷刑最重,但他受刑时,面不改色,百问不答,显示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坚强民族气节,其浩然正气不愧为一代师表。”

     1937年1月,经过刑讯逼供和初审后,日本宪兵将主犯押往沈阳日本陆军监狱进行所谓复审,并以“叛国犯”、“国事犯”等罪名强行判处孙文敷、秦有德、李云霖、左秀海以及凤城教育局长何泮林,女中教务主任袁庆和三小校长姜黎等38人死刑,并于1936年农历12月底在沈阳浑河沿将他们杀害。

     面对日寇屠刀,这些抗日爱国知识分子毫无惧色,凤城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临终前在写给其妻的遗书中写道:“余此次舍生救国,以身殉难,因属尽国民之义务,亦正是救家救汝也。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他在赴刑场的刑车上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壮举使日伪宪警十分惊恐,忙将刑车开回监狱,用棉花将左秀海嘴堵上,用黑布蒙住其双眼,又押赴刑场。其他二百多人分别被判无期、有期徒刑和无罪释放。日本宪兵不仅用公开的残杀手段镇压,而且还暗下毒手,虽然宣判凤城县清真小学于松涛主任和凤城文庙小学关子荣主任无罪释放,却在释放前给他们注射慢性毒针,结果二人在释放后不久都毒发身亡,凤城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也是出狱后即死亡。

     事实上被捕抓者又何止这300多人,据当事人王奉璋事后回忆:“我所知道的被捕去的五六百人中,就有200多人被装在袋里,用汽车拉到桓仁镇扔到冰窟窿里了,还有10人被押到本溪棘沟连山关,活活地喂了日本狼狗。和我一起约有200多人被押到沈阳小南关军警执法处,内中就有20几人被砍了头。”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惨案,这次惨案主要集中在安东教育界和抗日救国会,在时间上延续达三、四年之久,在地区上除安东地区外,还波及到奉天、海城、铁岭等地,是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14年中对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镇压和残酷的血腥屠杀!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我民主政府即于1946年1月24日在安东宝山剧院举行大会,追悼“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惨案中的死难者,公审并处决了伪安东省视学官小林博和前田好久等3名罪犯。1948年安东市公安局又处决了27名当年参与制造惨案的汉奸和反革命罪犯,为死难者昭雪沉冤。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惨案不容忘却,昔日死难者的爱国情怀和铮铮铁骨永远震撼人心。抚触手中的这套《凤城县志》,心中无限惆怅,孚心氏人已远去,或许,这是他留在世上唯一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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