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仇已雪南迁耻——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
来源：凤凰读书-凤凰网   2017-11-13 14:53:07

　　国仇已雪南迁耻——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

　　八年全面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差可比拟的，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抗日战争中，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可后人谈论“大学精神”，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作为史家，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但同时我更想强调，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

　　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

　　抗战中流徙的大学，不仅只有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西北联大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5月，三校迁回原址，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七七事变”后，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个独立国立院校。

　　中山大学、中央大学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南方日报》刊文为中山大学“抱屈”：“前后7年，颠沛流离，几度迁徙，三易校址。先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县。抗战八年，不少中国人记住了西南联大，殊不知在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在国难面前也经历着民族个人的深重磨难，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满精神的一笔。”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开始迁往重庆沙坪坝。学校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成都。此外，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因两次遭敌机轰炸，已先迁出南京，10月在安徽屯溪开学。南京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现为南京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怎样的?

　　教育部的基本方针是“战时须作平时看”，课程设置略为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43]。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校长们、教授们在想些什么?

　　罗家伦：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分子。冯友兰：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除了迁徙师生、图书器材，大学还迁徙什么?

　　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于是推举王酉亭为负责人，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中旬到达重庆。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

　　抗日战争期间在校师生有多少?

　　据史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