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清华大学
来源：论文网　作者：金富军   2018-03-17 14:48:58

　　1928―1937年，清华大学经历了近1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有人称为“黄金十年”。1937-1946年，清华大学辗转南迁长沙、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联合三校俊彦创造战时高等教育奇迹。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清华大学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转折关头。

　　事变前的准备

　　近代以来，日本对华侵略不断。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尤其是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已经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何时战的问题了。两国之间战争已不可避免，国民政府为此开始作迎战准备。清华师生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预先在心理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清华师生一方面积极开展抗议、宣传、捐款等工作;另一方面，还充分发挥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将学术研究与国家需要结合，秘密研制防毒面具、烟雾弹，供应华北一线抗战将士，得到傅作义、商震、王以哲等将领称赞。清华还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合作，成立了航空、无线电、金属学等特种研究所，进行一些直接为政府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

　　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后来回忆，当时很多教授主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为了使学生准备作战，许多教授也改变了他们的授课内容”。1932年度开学时，梅贻琦校长甚至发出“至于本学年未来之一年中，能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的读书，此时自不可知”的担忧。1936年度开学典礼上，秘书长沈履明确指出：“清华是在北平，北平现在已经是国防的最前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讨论未来战争期间清华的迁移地点时，蒋廷黻回忆：“有些人认为西安很适当。我提议迁往湖南，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侵略绝不会远及湖南。尤有进者，湖南生产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锁中国，清华教职员和学生也不致挨饿。”在与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积极沟通下，1935年，清华果断决定停建规模颇大的文、法学院大楼，把40万元基建款项转投长沙岳麓山，筹建一套新校舍，以作为华北战事爆发的退路。

　　1936年春，清华大学决定在湖南筹设分校。2月，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璋等赴湖南，与湖南省主席何键商洽。何键对清华在湘设分校表示欢迎，并希望首先筹设农学院。清华大学为稳妥起见，表示拟先设农业研究所，然后逐步改为农学院。关于校址。原拟购圣经大学旧址，后因索价60万，清华无力承担，而由何键拨长沙岳麓山空地约70万平方米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何键与梅贻琦代表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经教育部批准，当年正式动工兴建校舍。清华在岳麓山修建6所校舍，分别是甲所(理工馆)、乙所(文法馆)、丙所(教职员宿舍)、丁所(学生宿舍)、戊所(工场)、己所。当清华与北大、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时，这些校舍尚未全部落成。可惜，1938年4月11日下午，在日本27架飞机轰炸下，这些校舍大部分被毁。

　　12月9日，清华大学第117次评议会通过决议，确定学校在湖南的特种研究计划。计划包括农业研究、金属学、应用化学、应用电学、粮食调查、农村调查等6项内容。1937年1月6日召开的第120次评议会上，学校确定“在湘以举办各种研究事业为原则，不设置任何学院学系或招收学生”，“研究项目以确能适应目前国家需要及能有适当研究人才者为原则”，“各项研究应尽量取得政府机关之联络并希望其补助”等原则。

　　1936年冬，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仪器到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40箱。这些设备、图书，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非常重要的教学设备，为保证“联大”正常的教学以及有限的科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包括清华在内的许多北平大学校长也多次呼吁宋哲元等地方领导积极抗日。其中，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发表于1936年11月29日《独立评论》第229号上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和令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两项要求，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因此触怒华北当局而使得《独立评论》关闭。

　　据清华校友李鹤龄回忆，卢沟桥事变前，宋哲元曾邀请北平6所高校校长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开会，名义上听取各校长对时局的意见。各校长恳切陈词，敦促第二十九军奋起抗战，并表示战争打响，各校师生誓为后盾。梅贻琦校长还讲了一个孙行者戴紧箍帽的比喻，指出日军的条件万万不可接受，一旦接受了，就像孙行者戴上了紧箍帽一般，以后就要听从日军摆布;若不听，他就念“紧箍咒”，你就得像孙行者那样痛得满地打滚。宋哲元在送几位校长出门时说：“诸位的高论在原则上是非常好的。”言下之意是说几位校长的意见是行不通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很少有人立刻意识到，此前大家预想中的中日大战已经开始。包括清华师生在内的国人毕竟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精确预测中日全面战争以何种规模、何时爆发等问题。加之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局部冲突连续不断。因此，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仍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次局部冲突。7月8日，罗常培、张奚若、陈之迈等人询问胡适对时局的意见。胡适“当时以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外地实习的学生还抱有幻想：时局一旦好转，还能回到慈母清华园的怀抱中。甚至清华准备南迁时，仍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短暂离开，暑假之后，便可回来重看西山秋色。可实际上，此一离开，便是8年之久。

　　事变后的应急

　　1937年7月9日起，蒋介石分别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与陈岱孙、浦薛凤、顾毓璋、庄前鼎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应邀参加。就在会议召开前夕的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后最初几天。各方均在仔细评估此次事变的严重性，社会局面尚显镇静。7月10日，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联名致电南京教育部，请急转梅贻琦，电称“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至14日，局面日益恶化，潘、沈二人急电梅贻琦“和平望绝，战机已迫”，请梅贻琦设法绕道正太路、平绥路返校，应付时变。同时，潘光旦、沈履、郑之藩等人联合北大等校教授密电在庐山与会的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等人，希望他们能劝导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敌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

　　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称当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梅贻琦并表示，与蒋梦麟商量后，不日即将返回。

　　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等，解决卢沟桥事变的4个条件，并致电宋哲元、秦德纯：“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勿受其欺为要。”也就在同日，东京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日军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至29日，北平沦陷。

　　当时，清华正值暑假，一、二、三年级学生在北平西郊妙峰山一带夏令营作军事演习，土木系大部分学生在山东济宁县实习，四年级毕业生有200多人留校找工作，准备研究生与留美公费生考试。教职员大部分都在校内。

　　北平沦陷后，留校师生及家眷纷纷撤向城内。此时校内人心不稳，校内师生对局势也议论纷纷。14日晚，一向不轻易表达政见的陈寅恪对吴宓表示了自己对中日矛盾冲突的看法，他对华北地方当局与国民政府的抵抗决心表示怀疑，认为“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况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当晚，秘书长沈履、教务长潘光旦等召集通气会。通报连日与北平市长秦德纯沟通情况;通报日军决意发动侵华战争吞并华北;大战在即，第二十九军决意抗战等情况。

　　15日，学校提前发给教职员7月份工资，以为预备。

　　8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南迁之前，清华采取疏散办法。11月，学校成立清华“平校保管委员会”，以毕正宣为主席，成员共45名教职员工。以毕正宣为主席，是因为他是“秘书处管事务的科长，最熟悉校产的情况，也最有社会经验，所以对内对外的事都由他来代表”。而重大问题，则由尚在北平的张子高、叶企孙决定。

　　9月12日，日本宪兵队侵入学校，大肆劫夺清华的图书、仪器等。1938年初，日军强占清华校舍驻兵。8月中旬，校舍全部被占，保管委员会被迫撤入城内，美丽清幽的清华园完全沦陷。

　　南转和西迁

　　8月14日，教育部决定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致电仍在庐山的梅贻琦，请其与顾毓璋出席19日在南京召开的筹备委员会预备会。18日，梅、顾致电在南京的庄前鼎，请其代为出席预备会，并电示会议结果。同日，二人还回复教育部次长周炳琳解释原因。

　　梅贻琦下庐山后，即刻北返。但行至南京后，由于平津交通中断，无法北上。此时，他除了积极向南京各方探听各方消息外，只能依靠函电与学校保持联系。

　　8月底，梅贻琦奔赴长沙，参加筹备临时大学工作。9月初，清华在长沙成立办事处。在天津、南京、上海、汉口4处清华同学会的协助下，办理通知清华南下师生职员到长沙开学等事宜。教育部指定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顾毓璋、朱经农、皮宗石、杨振声等人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

　　1937年10月25日，“临大”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临大”综合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设4个学院17个学系。截止到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共有148人，其中清华教职员73人。

　　“临大”初期，清华计划利用原来在长沙岳麓山南为特种研究所修的建筑，作为暂时驻扎的打算。但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中吟唱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师生启程奔赴云南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200多名男同学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栉风沐雨，行程全程1600多公里，其中徒步1300多公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时年40多岁的教授闻一多不顾体弱，毅然参加步行团。他说：“现在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一路上历尽艰辛，但他却焕发了青春，自感“童心复萌”，并挥笔画了50多幅写生画。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由“临大”抵昆明入学的学生有993人，其中清华学生481人，清华教职员共达200多人。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校名中去掉“临时”二字，表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

　　福开森的建议

　　北平沦陷，日军强占清华园，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如何处置环境、设备均佳的清华大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937年11月12日，美国人福开森(J.C.Ferguson)致函北平和平维持会(Peking Peace Maintenance Commission)，建议保留清华大学。他写到：在北平3所最重要大学北大、师大、清华中，清华大学位置最好，设备最佳。清华大学设有理、工、文、法4个学院，一些系进行着前沿科学研究，为1000多名学生提供先进教育。福开森建议成立一个由1名代表日本当局的日本人、1名熟悉清华历史的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3人委员会来管理清华大学，3人委员会并负责向维持会汇报工作。11月14日，路透社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还透露北平和平维持会倾向于接受福开森的建议，并将很快予以回复。

　　日军为掩人耳目，试图“恢复”北平4所大学，结果只成立了伪北京大学，对清华侵占则变本加厉，不断扩大对清华的占领。事实表明，无论是日军“恢复”大学，还是维持会对福开森建议的赞成，均是敷衍作秀而已。

　　如果说日军侵占清华园，强行处理清华校产是“硬”的方式。那么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则从“软”的方面，意图染指清华。当时，美日关系尚未破裂，燕京大学仍能维持正常的办学。司徒雷登邀请清华留平人员到燕京大学茶叙，拐弯抹角地希望清华的珍贵图书、仪器等最好送交燕京大学保存。清华人员怀疑司徒雷登的说法是个骗局，又不敢得罪他，茶叙会上没有表态，不置可否。后来随着局势日益恶化，此事遂不了了之。

　　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园，清华校园遭受更严重破坏。日军为何要将清华变为医院呢?这与此前清华师生活跃的抗日行动有直接关系。“卢沟桥事变”后留守的傅仁敢曾描绘驻清华的牟田口威胁：“清华不是一个教育机关，是一个抗日的大本营;我在南苑打仗，亲眼看见有清华的学生，清华的化学馆明明制造毒气，企图杀害我们的士兵……”当年曾作为病号在清华治疗的日本兵市川幸雄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清华大学被当成了野战医院，为什么燕京大学能幸免呢?我对此感到很奇怪。有一天，我就这个问题问了医院的人，了解到这似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有关。据说因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站在反日抗日运动的前列，闹得过于厉害，如果不采取措施，置之不理，恐怕清华大学会成为抗日据点。于是，以此为借口，把清华大学变成了医院。”日军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日军将各系馆全部改为伤病住房，馆内器物或被占用，或挟出变卖，或肆意摧毁，或付之一炬，各实验室之设备全部被拆除，机械设备被运至南口修理厂供日军修理军械之用。图书馆被改作治疗室、手术室、食堂等，馆藏的一些珍贵的西文书籍被劫掠一空，或运往日本，或移至伪北京大学;中文书籍及各种期刊，悉数焚毁，就连书库里的钢架也全被拆走。此外，体育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竟成了日军随军妓馆。所有被占楼馆及其附属设备，都遭受了程度不等的破坏。至抗战胜利，学校复员北上时，神圣之高等学府，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日寇对华侵略，除造成经济巨大损失外，又岂非一场文化浩劫?

　　自1928年改为大学，清华便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至1937年，学校已成为国内著名学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不幸，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清华近10年的飞速发展进程。这是清华的不幸，更是中国的不幸。清华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大变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