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
来源：林建刚   2018-08-12 17:50:29

　　一

　　抗战初期，因为地理条件的关系，武汉大学一开始并没有搬迁的打算，但随着战事的严峻，全校师生最终在校长王星拱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搬到了四川乐山。

　　当时，人们对于战争时期的教育有不同的认知判断。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具有高涨的爱国热情，要求实施战时教育。而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的百年大计。面对主张战时教育的学生，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燕树棠说：“你们说给我听听，什么是战时教育!教育就是教育，你想学开枪杀敌人到军校去，到前线去，不要在这里捣乱，妨碍别人上课。”

　　其实，在做教育部长之前，王世杰是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对办学，王世杰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些心得体会，也成为其在教育部长任上时制定教育方针的依据。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王世杰在校长任上时的教育策略。比如，在文科教育上，王世杰就非常看重。执掌武汉大学时，他写道：“一个大学，能否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校风自然活泼，学生也会对本校校风有了自豪的感情;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与胸襟。”

　　在王世杰看来，大学中的文学院是为一所大学开风气的地方。文学院的良好发展，乃是奠定一所学校学风的关键。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沿袭重视文科教育的传统，文学院强大，名家众多，新、旧派并立，思想上兼容并包。

　　其实，重视文科教育的发展，在民国时的大学教育中较为普遍。五四时期的蔡元培执掌北大，首先确定的就是文科学长的人选，为了聘请陈独秀，甚至不惜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来到北大之后，开启了北大的黄金时代。

　　二

　　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人才济济，同时又有新旧对立的两派。新、旧派并立的文学院，在人际关系上难免复杂，出现派系倾轧的现象。而如何解决这种人事纷争就体现了一个校长的胸襟和管理能力。

　　当时，聘任叶圣陶做大学教员成为新旧两派争论的焦点问题。

　　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是闻一多，闻一多去职之后，《现代评论》派作者陈源接任。陈源与闻一多一样，他也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刘博平，刘博平是黄侃的高足，他属于典型的老派文人，难免轻视那些写白话文的文学家。

　　武大西迁乐山之后陈源立志整顿武大的国文教程，特意聘请对国文教学素有研究的叶圣陶担任武汉大学的国文教授。这引起了刘博平等人的不满。当他听闻叶圣陶有时遇到典故还要查《辞源》、《辞海》时，对叶圣陶就更加轻视了。在刘博平看来，这两本工具书的典故，都是极普通的，没有什么僻典，国文教授早该熟悉。

　　旧派文人对新派文人的不屑，关键还在于旧派文人深厚的旧学功底。当然，这也难免有文人相轻的名士气。旧派文人的学识固然让人钦佩，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敢让人恭维。书中透露，旧派文人刘博平曾派心腹去旁听叶圣陶的课，从中吹毛求疵，诋毁叶圣陶的学识。当然，旧文人对新派作家的蔑视，也并非个案。同样在这一时期的西南联大，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轻视，也属于这一类的典故了。这种新旧派的派系之争，最终还得让大学校长来做裁判。对此，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说：“中国旧文学是根，新文学是花。有根始有花，有花而根始丽。两者相辅相成，实不应厚此薄彼。”王星拱不偏不倚，两不得罪，这种和衷共济的精神，这正是那个时期大学校长行事作风的典型体现。

　　那个时期的大学校长非常具有独立性，也具有很大的社会声望。1944年，王星拱乘坐的黄包车被宪兵掀翻了，他从车上摔下来，受了轻伤。当时的学生听闻之后，立马不干了，非要找宪兵讨个说法。恰好，当时的白崇禧在武汉大学演讲，学生就围着讲台大闹，为自己的校长讨要说法。

　　由此可见当时大学校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当然，王星拱也配得上学生如此爱戴。抗战期间，陈立夫继王世杰之职，成了新的教育部长。他在任上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却遭到了王星拱的坚决抵抗。王星拱认为，大学应“秉持学术独立的精神，抱持不管政治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