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高校内迁西南带来了什么？
来源：东方早报，作者 罗昕   2018-08-13 17:08:04

　　1937年8月，国立同济大学吴淞校园被日寇军机炸成一片废墟。为保存文脉，同济大学离开上海，迁往内地，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越南河内、云南昆明等地，于1940年迁至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

　　于是，在6年多的时间里，同济学子在李庄的庙里上课、在李庄的茶馆自习。每逢周一周二，工学院的学生还坚持去工厂实习。同济也以科学与知识回报李庄人。当时的同济工学院用仅有的一台发电设备点亮了李庄的第一盏电灯，使得李庄镇通电领先于宜宾县城10年。

　　又比如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痹病。病人轻者周身乏力，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重者腹痛、吐泻，四肢麻痹发展至胸部时即死亡，当地人惊恐地称之为“麻脚瘟”，但致病原因不明，治疗亦无办法。华西大学、中央大学曾派人去研究，都没有结论。

　　西迁李庄后，一日同济人在宜宾中学聚餐，饭后有37人发病。同济医学院教授唐哲初诊病患为钡或磷中毒，其后还发表了《李庄所见之痹病》一文。内科部主任李化民研究后也发表了《痹病》一文。最终，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杜公振和助教邓瑞麟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原来是四川五通桥的食盐中含着有毒的氯化钡。成千上万的病人因此得救，杜公振和邓瑞麟的这一研究成果还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学术奖励一等奖。

　　带动当地社会开化

　　内迁高校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常有趣闻。比如同济西迁李庄后，李庄老百姓看到有尸体被抬进同济医学院，而且“只见尸体进，不见尸体出”，满腹疑惑又不敢吱声。一日有泥瓦匠修屋顶，透过缝隙瞥到同济师生穿着白大褂，正拿着刀子对台子上的尸体“划来划去”，一旁还放着个滚水的锅子。“下江人吃人啦!”(由于同济来自长江下游，当地人就称同济人为“下江人”)一时消息传开，李庄人鸣锣驱鬼，聚众抗议。

　　后来，同济医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办了一次为期7天的科普展览，公开展出了甲骨文、死尸和用于试验的骨骼，向当地人介绍人体结构和基本的生理医学知识。朱大章说：“在这以后，即便医学院学生拎着 ‘骷髅头’去茶馆，当地人也都见怪不怪了。”

　　带动当地教育发展

　　抗战时期，内迁的几所高校不仅发展自身，也对周边地区的文化教育产生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欧七斤说，1936年交通大学入学新生有217人，其中江浙籍就有161名，而来自西南地区的仅有5名四川籍学子。但交大渝校明显在西南地区增加招生，仅1944年入学的学生中，四川、重庆籍的就有63人。“生源结构的改变，反映了交大内迁后给西南地区适龄青年提供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有利于提高本地区文化教育水平。”

　　西南联大的西迁极大推动了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云南当时仅有的高等学校——云南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抓住时机，为云大增添了吴文藻、郑天挺、刘文典、费孝通、赵忠尧、严济慈、华罗庚、赵访雄、 陈省身等一批学者。

　　高校内迁的意义有三。一是保存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二是为抗战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三是促进了西南、西北边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