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西南联大,大家应该不陌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内迁到昆明继续办学。抗战时期,内迁的学校不光这三所,前往的城市也不只是昆明。当时,北洋大学等三所学校迁往大西北,组成了西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八所高校迁到了贵州,而更多的学校迁到了成都和重庆。
大家可能会以为,迁到内地偏远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更差了,学校应该不景气才对,其实不然,迁到内地之后一些学校反而进入到了自己的黄金时期,比如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就培养出了自己最有名的毕业生杨振宁,蜗居在贵州的浙江大学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东方剑桥的美誉。内迁前,浙大有3个学院、70名教授、572名学生,到了抗战结束的1946年,浙大已有教授,副教授,讲师200余人,助教100余人,职员130余人,学生超过2000人。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曾说:“贵州湄潭是浙大人心中永恒的圣地”。
为什么搬到艰苦地区后,学校反而越办越好呢?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学校搬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区,教授和学生可以专心做学问,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
第二,大量高校集中在某几个地方,客观上促进了学校教授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学术活动的开展。 迁到内地之后,不仅大学的办学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极大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高校内迁之前,中国的教育十分不平衡,大量的学校集中在大城市,当时上海有大学22所,北平有15所,广东、河北各8所,湖北、山西各6所,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则1所都没有,就拿浙江大学内迁的贵州来说,在之前没有一所大学,当时贵州大学虽然名义上是大学,但没有教授,也没有院系,实际只能算是中学。内迁之后,贵州一下子出现了八所大学,学者、诗人、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云集于此,极大提高了贵州的科教水平。后来,在内迁大学的帮助之下,贵州又组建了三所高校,特别是国民政府为了给医学教授和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而组建了贵阳医学院,这是贵州本地成立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
大学内迁之前,贵州地区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封建思想氛围十分浓重,而随高校迁来的大量学生改变了这种文化氛围。在大学,男女学生共同学习,一起在舞台上表演,这种新奇的景象,给深受封建宗法束缚的当地人带来很大冲击,也逐渐改变了民俗,从那时起,当地青年男女在一起唱歌,一起交谈,就没有人说三道四了。
内迁高校还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抗战时的贵州,各种报纸、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各种学术交流会、讲座、联谊会、体育比赛也纷纷出现,曾经只在大城市才有的文化现象,在当时的贵州一样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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