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交大人，选择“战”不是“降”！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   2018-08-16 18:37:21

　　血与火的考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使交通大学面临着生死存亡。学校一再向政府提出要求内迁，然因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师生被迫迁移到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等处租房上课。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学校师生或创办一些简易实验室，或租借工场设备，或直接在露天马路上进行实验，逐步恢复了大部分物理、化学等基础实验课。在上海继续办学的交通大学师生最多时达1000余人，少时不足700人。

　　震旦大学红楼，抗战时期交大租用校址之一

　　随着战争扩大，租界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化。为应对时局、保全校产、继续办学，1941年9月学校对外改称“私立南洋大学”。1942年夏，日军进入法租界，学校被迫由汪伪政府管辖。校长黎照寰愤愧辞职，钟伟成、沈奏廷、谭炳勋、李谦若、胡端行、陈石英、吴清友、钟兆琳、王蘧常等40余名教职员先后离校。

　　有的后来辗转到重庆九龙坡交大本部，有的转到上海其他私立大学或工厂企业，还有的干脆待业在家，拒绝与汪伪合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后，交大与重庆国民政府间的汇兑已经完全断绝，办学经费枯竭，告贷无门，陷入绝境。

　　太平洋战争期间，重庆交大校友纷纷热心奔走，筹备渝地建校。1940年11月，交通大学分校(即交大渝校)就在重庆小龙坎诞生。当时，仅招收电机、机械一年级新生各一班，学生仅80余人，教职员10余人。1942年8月，交大渝校由小龙坎迁往九龙坡新校址，顺势升格为交大总校。当年10月，改称国立交通大学本部，由吴保丰出任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交通大学才由重庆回归上海。

　　在这一办学战线上，至1945年8月，前后不到5年里，交通大学在重庆拥有9个系、2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成为囊括“陆海空”、门类较为齐全的工科大学，教育层次上以本科为主，兼有专科和研究生教育。尽管由于经费、师资等原因，没有恢复设置基础教学的理学院，但在学科专业上较抗战前已有很大的发展，为回归后的交通大学构建起了较大的发展框架。至抗战结束，学校已有43个班，师生1500余人。

　　在整个重庆大后方办学时期，交通大学极力延聘从欧美各国留学归来的高端人才来校执教。其中，既有茅以升、倪俊、陈章、徐承燠、薛次莘、柴志明这样的资深学者，也有曹鹤荪、季文美、许玉赞、岳劼毅、马明德等30岁左右的一批年轻学人。

　　他们此前大多在海外深造，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康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伊立诺大学、密执安大学、英国特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高工、意大利都灵大学等名校学术背景。其中仅交大1934届毕业留学归来执教母校的就有11人之多。

　　在此期间，重庆交大走出包括21名两院院士在内的知名校友，其中就有茅以升院士。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就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并随校南迁贵州平越。1943年，茅以升被选为交大渝校土木工程“部聘教授”，在九龙坡授课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