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史：抗日战争中的教育
来源：《中国全史百卷本·第098卷 民国教育史》   2015-04-13 10:43:42

　　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基本上在和平共处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下，积极承办教育事业。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优劣在当时已显出端倪。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推行的奴化教育则引起了人民大众一连串的反对。

　　（一）国民党统治区三民主义教育的危机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教育政策已渐失其灵活性和有效性，其教育实施的功效也不理想，以至下层民众的教育运动峰叠浪涌，三民主义教育已呈现出危机。

　　1。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政策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教育宗旨仍以修改选择过的三民主义为指导中心。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对前后学校之处理、维持及师生之辅导、照顾，作了概略规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办理教育的方针，并规定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①。否决了教育界一部分人士主张变更教育制度，以配合抗战需要的合理要求②。仍然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教育体统。次年（193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教育的条文为：（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同时，又订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了九大方针与十七项要点。其九大方针为：（一）三育并进。（二）文武合一。（三）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四）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神所寄之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及生产之急需。（八）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九）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③从上述两个文件可以看出，虽然纲领中很有一些抗战精神的及时体现，但实施起来却仍然多是老套子，只是提出了自然科学要应国防及生产之急需，变动甚小。还有当时颁布实施的《青年训练大纲》，采用了德国的训育制，也许是想完全彻底地师敌之长技，而其《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对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他们绝对服从领袖，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再后来，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颁布《训育纲要》，在初等、中等学校中进行以管、教、养、卫为目标的封建性的训育制度。次年（1940年）《国民教育实施纲领》颁布，国民教育制度取代义务教育制度，使义务教育和民众补习教育合流，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并重。全国6~12足岁儿童，除可能受6年制小学教育外，应学2年或1年的义务教育；全国15~45足岁的失学民众，应受初级或高级民众补习教育，先从15~！35足岁的男女开始。这可以说是《县各级组织纲要》的副产品，也以利于新县制的推行为目的。民国三十二年（1944年）又颁布和推行《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把上述的导师制纲要具体化。

　　①《中华民国史教育志》，第4页。

　　②《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二章《抗战时期的教育》。

　　③《中华民国史教育志》，第4-5页。

　　可以看出，这时期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体现着强烈的遵从性。如通过推行训育制、导师制、国民教育制度等办法，来增强领袖的权威，增强其对教育的操作和指挥，以加强教育的适应性来满足战时需要。此外，还动用了祖先的神兵利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蒋介石在庐山一次谈话中说，要以国民党党员十二守则为教育的基本科目，为一贯的根本教材，为一切教育的中心。他甚至说：今后教育的责任，只要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就行了。后来更一再强调尊师重道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国民党政府制订的《训育纲要》，也要求以十二守则和军人读训为基本精神，使青年人树立亲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乡里和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的牢固道德观念。上述两个偏向，我们可以说，体现了战时教育政策的非战时性特征。

　　2。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状况（1）初等教育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颁行的国民教育制度，取消了四年小学的义务教育制，把儿童的义务教育和成人的补习教育合而为一，这就使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才开始试行的义务教育再度搁浅。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推行的新县制规定：每乡（镇）设中心学校，每保设国民学校，教育的对象为儿童、成人、妇女3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壮丁队长，以便管理。次年（1941年）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国民教育之普及，以5年为限，分期进行，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以期达到每保一校之目的。这个纲要密切配合着新县制，配合着管教养卫合一的教育，学校也成了管教养卫的中心地方，向儿童和成人灌输四维（礼义廉耻）八德的精神训练，培养儿童能自养复能养人的能力，并实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以完成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建设的管、教、养、卫任务。

　　国民党政府为了要对小学教师实行统制，制订了关于小学教师进修、辅导、训练等办法，特别是规定利用暑假期间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并鼓励他们加入国民党。

　　为了统制中小学教科书及教材，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将国立编译馆的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改组为教科用书组，规定中小学各科用书，均由国家编辑，交该馆负责办理。同时，又将原有的课程标准，重行修订。编译馆据此标准编辑的小学教科书，就加入了一些封建道德之类陈旧的东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国民党政府在陕甘宁边区附近进行的特种教育，则有明显的防共、限共、溶共目的。当时在这些乡村广泛设立中山小学和中山民校，给儿童和成人各种军事训练。在原先的苏维埃区域，也极力推行这种特种教育。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初等教育，当时基本陷于停滞状态。据统计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为：小学（包括完小、初小、短期小学和简易小学）有212385所，学生8882077人，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增加为小学320080所，学生18364956人。可到抗战时期的民国廿六年（1937年），小学降为229911所，学生骤降为12847924人，到民国卅年（1941年），小学为224707所，学生为15058051，学校仍在减少，学生回升的幅度也不大。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小学为269937所，学生21831898人，才有了大幅度的恢复。这固然与战火纷飞兵荒马乱有关，也跟教育经费不足有相当的关联。中国地方教育经费，向来以地方公产及各种附加捐税的款项为来源。民不聊生，教育经费自然来源紧张。特别是地方豪绅的浸渔，影响更糟。实行新县制后，县政府官吏又任意侵吞，时人说：各地侵占教育经费之风，愈演愈严重！甚有县份，竟将国民学校经费不列入县预算，责令乡保自筹，无异将地方教育陷于停顿。①《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五年内普及识字教育，肃清文盲的计划便不能不落空，请看下表②：

　　（暂缺）

　　直到抗战结束，失学人数仍占学龄儿童数的47％以上，肃清文盲更何从谈起。

　　这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学前教育和小学课程方面也作了一些新规定。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公布《幼稚园规程》，规定：幼稚园收受4~6足岁的幼稚儿童，予以1年或2年之保育。也可收更小的儿童①。小学课程方面，民国卅一年（1942年）公布了《小学课程修订标准》，规定小学初级科目为8科，高级科目为9科，修正要点为：（1）公民训练改为团体训练，为实施训育及训练卫生习惯之科目。（2）美术又改为图画。（3）一、二年级音乐与体育及图画与劳作仍为分科教学。（4）初小常识包括社会、自然。（5）高小社会包括公民、历史、地理3科，以分科教学为原则。每周教学时间一年级为1080分钟，二年级为1170分钟，三年级为1290分钟，四年级为1350分钟，五、六年级均为1500分钟。

　　（2）中等教育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中学施以严密之训导，采用了种种训育措施：高中以上学生，继续施行军事训练；初中继续施行童子军训练，在各校成立和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后来又颁布了《青年训练大纲》和《训育纲要》，采用国民党党员的十二守则，对青年学生进行严格的信仰训练、德行训练、生活训练和服务训练。同时又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中学的训导制度采取导师制，规定由国民党党员任训育主任（有的有特殊身份），掌管全校的训育工作。一年级设导师1人，由校长委派，导师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每个导师均应对学生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进行严密的监督控制。

　　为了加强控制，强迫中学生背诵《中国之命运》。教育部还编辑了一套国定教科书，以青年守则和《春秋》、《礼记》为中心，把三民主义渗透到国文、史地等科目中去，并以公民科为重要科目，以求控制学生的思想。

　　①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②《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83页。

　　①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358页。

　　对于在战乱中被迫流亡后方的青年，国民党政府从民国廿六年（1937年）起设立国立中学，收容沦陷区公私立中学、师范学校的流亡学生。到抗战结束，这种国立中学共设置有34所、其中包括国立女子中学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西南中山中学7所。这些学校规模一般比较大，1000人以上者12所，500人以上者13所，500人以下者仅5所。此外还有国立职业学校，国立师范学校等。一律实行公费制待遇。国立中学的设立，使国民党政府可以直接掌管学校的人事、经济大权，更加便于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和管理。而学校实行的公费住宿制度，又为这些训练和管理提供了便利。国立中学的训育管理，就比一般中学严厉，并且着重按军事管理办法、初中童子军管理办法、青年训练大纲、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中等学校特种教育纲要等严格实施。①国立中学的设置也有助于吸引流亡学生，不致全都投奔于抗日根据地。但这对当时教育的稳定和发展也是相当有益的，在战乱中为学生提供了求学的机会。

　　为防止战区青年之被利用，民国廿八年（1939年）成立了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下设3个组，第一组主管特种教育，第二组主管战区教育，后来增设第三组主管教师救济工作。并把全国沦陷区划分为70个区，每区设××战区教育督导专员办事处，各战区还分别成立读书会，收容大、中学肄业学生；又设立补习学校，收容失学青年。同年底，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设立战地失学青年招考训练会，在各战区各重要地点设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考站，好多设立在通往抗日根据地的交通道口。该会负责从敌伪手中挽救失学失业青年，并进行安置。一部分人被分发到国立中学或大学，也有一部分被安排参军上了前线。同时，设立无数青年训导所、进修班和战时中学，对青年实施军事管理；对思想偏激或行为不轨……按情节轻重送请法院或军警机关依法处理①。

　　国民党政府一直限制普通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普通高中，这种作法抗战时期也没有改变。民国卅年（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初级中学、简易师范、初级职业学校3类学校班级总数为6：3：2；高中、师范、职校3类学校班级总数比例为2：1：1②。据统计，民国廿六年（1937年）全国中学生309563人，师范生48793人，职校学生31592人。过了10年（1946年），全国中学生才增加到1495874人，师范生245609人，职校生137040人，发展又显迟缓。

　　这时期，国民党对中等教育也作了些许调整。对于学校设置、学生入学年龄和入学资格的规定如下：（1）中学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修业年限各3年，初高级中学可以混合设立。（2）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3年；特别师范科招收高中或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修业年限1年；幼稚师范科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2年或3年；简易师范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修业年限4年；简易师范科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1年。（3）职业学校分初高级两种。初级职业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或从事职业有相当程度者，修业年限1~3年。高级职业学校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而年在15！22足岁者，修业年限3年；招收小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而年在12~15岁者，修业年限5~6年。护士特科修业2年半，助产特科受课及实习1600小时①。

　　①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8-①《宁夏纪要》，1947年铅印本。

　　②《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1年版。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以升学为目的《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并令若干国立中学及川渝等12省市教育厅指定成绩优良之公私立中学试办。同时以完成6年课程之五年一贯制中学也在试行中。同年，教育部修订三三制中学课程，初级中学分甲乙两组，甲组作就业准备，乙组作开学准备；高级中学也分甲乙两组，甲组侧重理科，乙组侧重文科。同年又重新修订课程标准，与前相比较，改变有：（1）减少教学时数，从每周教学33小时减为31小时；（2）实行分组选修，依学生的志愿与能力，分别选习；（3）合并教学科目，植物和动物并为博物；（4）改定科目名称，生理卫生一科包括生理及卫生，故改为生理及卫生；（5）初中英语改为选修科目；（6）加强本国史地教学，修订中学课程标准规定本国史地各占2／3，外国史地占1／3，这次修订改为本国史地各占5／6，外国史地各占1／6。

　　师范学校制度变动较大的是这几点：（1）比照《国立中学暂行规程》，设置国立师范学校。抗战期间设置的国立师范学校共14所，计国立普通男子师范学校8所，女子师范学校1所，国立劳作师范学校1所，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1所，国立幼稚师范学校1所，国立侨民师范学校2所。（2）根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规定，酌量设置特别师范种、简易师范科。（3）

　　简易师范学校的四年制可办成三年制。（4）增设社会教育师范科、体育师范科、音乐师范科、美术师范科、劳作师范科、童子军师范科，并可设此类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课程，进入抗战就对教学科目及时数和各科课程标准，重行作了修订。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正式公布《修正师范学校与简易师范学校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时数表》，同时复订正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修订原则八项，这项课程标准修订工作，直到民国卅二年（1943年）始告完成，也只增加了师范学校课程中丁组选修科目卫生教育学及医学常识两科。至于分科师范的课程，除了民国卅三年（1944年）先后公布幼稚、劳作、童子军师范科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时数表外，也没什么变更。

　　职业学校的设立一直受到鼓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订定《推进川、康、陕、甘、宁、青、滇、黔、桂等九省农工职业教育计划》。民国卅年（1941年）又颁布《奖励农工商业团体办理职业学校训练班及职业补习学校办理办法》，后来这个办理办法改为奖励办法：凡是实业机关或职业团体办理之职业学校而成绩优良者，给予学校补助费、教职员奖助金及学生公费名额。抗战开始后，国立职业学校如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国立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等，都迁到后方。随后又增设国立职业学校多所。

　　职业学校的类别及分科，按《推行中等职业学校计划》，分为高级和初级两级，农业、工业、商业、医事、家事、海事及其它7类。各类分科，较前更为详细。关于职业学校的课程，抗战期间，订定了各种《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数表》、《教材大纲》、《教学要点》等，对上述两级7类作了具体规定。

　　①《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编第一章，第11页。

　　经过这一番调整和改革，抗战时期中等教育有了相当的发展。10年间中学增加了4.8倍①。加上教育比较发达的华北、华东等地，富有教学经验和学术专长的教师大量内迁，西南各省的教育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3）高等教育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仍然是按照民国十八年（1929年）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相沿施行。表现不同的是：加强了高等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导师训育制。特别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全国教育会议后，在全国各大专学校成立了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以加强学校与党务之联系。党团的频繁活动，使学校特务化风气浓厚。特务学生、特务教职员经常带着手枪，欺凌同学、侮辱女生、殴打师长。学生被捕、失踪、被暗杀的现象经常发生。同年，教育部向全国各级学校发布了注重精神训练的训令，要求专科以上各校学生，特由本部颁发青年守则，仰即转印分发并随时由各该校主持训育人员，严加考核，务须每个学生均能熟读背诵。用十二守则来训练学生。对于纷纷内迁的大学，采取并校、联校的办法，加强控制。对于这种统制学校的作法，钱穆也说：由政府来统制全国教育，并非坏事，毋宁说是政府之一种进步的表现，但私人意见，仍望政府能采取较宽的自由主义。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种控制意识也时时体现出来。战乱频仍，教育部对于救济学生、整顿学风、增设学校、调整院系，整理课程仍积极进行，并提倡体育和实施军事训练。民国廿八年（1939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规定：（1）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学系。（2）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及其他各学系。（3）法学院设法科、政治、经济、社会学及其他各学系。（4）农学院设农艺、森林、畜牧、兽医、蚕桑、园艺、植物病虫害、农业化学、农业经济及其他各学系。（5）工学院设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电气工程、矿冶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建筑工程及其他各学系。（6）商学院设银行、会计、统计、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商学及其他各学系。（7）凡各校单独某院之一二系，而该院并未单独成立者，得附设于性质相近之学院。（8）两学门以上并合组成之学系，由各校院就合组情形拟订名称，呈请教育部核定。大学各学院可以附设专修科。医学院不分系的作法也未变更。教育学院仍依前《大学规程》之规定，设立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方法及其它各学系。

　　大学各学院及专科学校各系科课程，完全由学校自定，并无统一的课程标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课程，先从文、理、法3学院课程着手，制定《文、理、法三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分2目，一为原则3条；二为整理要项9项。同年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陆续公布了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民国卅三年（1944年），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先修订文、理、法、师范4学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正式将三民主义及理则学列入。三民主义学分如旧，理则学加了学分，当时以论理学科范围较小，且易与伦理学混淆，乃改为理则学.西洋通史改为世界通史。文学院社会科学中，增列社会科学概论及法学概论。自然科学中增列科学概论、普通心理学及地学通论。社会科学中民生概要改为法学概论。各学院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之各科目，均一律加普通二字，以示教材范围。

　　①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7-558页。

　　①《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1932年版。

　　前此，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狠抓大学课程再度整理，强调要规定统一标准，而且先从规定大学必修科目入手，在整顿要项的第一条规定：全国大学各学院系的必修、选修课程一律由部定范围内酌量增减。而把党义、军训、体育列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而党义科就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子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历届宣言、唯生论、民生史观、国民党史、抗战建国纲领等，学生除必读这十大类参考书外，还要做读书笔记。同时又规定《四书》为中国文学系的必修科目。次年（1939年）成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控制全国教育用书的编选、审查、出版工作。民国卅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奉蒋介石手令，又把伦理学列为各系一年级的共同必修科目，并且要注重阐述先哲嘉言懿行，鼓励学生用功读书，读书救国。当时有一种流行说法：功课愈重愈好，教授法愈蛮愈好，考试愈多愈好，及格、升级、毕业的标准愈严愈好。民国廿七年（1938年），中央大学600名新生中。全部课程都及格者仅170人，而退学、留级的占1／3。成都的光华大学，因成绩太坏，一次就开除学生70多人。

　　这些教育措施的实施，起到了一定效果。据统计，民国廿六年（1937年）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91所，学生31188人，10年后（194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207所，增加了116所，学生155036人，其中文类各科学生79472人，理工类各科学生59673人，高等师范生15891人，增加了123848人，是10年前的近5倍。

　　（4）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此前一直发展较慢。民国廿二年（1933年）师范生（包括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和简易师范）才100840人，到民国卅一年（1942年），中师学生为109009人，到抗战胜利时就超过了20万。而高等师范民国廿七年（1938年）只有6所。

　　抗战时期，初高等师范教育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党政府是重视师范教育的。国民党政府为贯彻其教育统制，认为师范教育较之通过训育主任、党员教师、童子军组织及军训教官来控制教育，要好得多，也许会有效得多。

　　因此，师范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廿七年（1938年）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规定：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同年国民党参政会议，建议中等学校师资之训练，应视全国各省市之需要，于全国划分若干区，设立师范学院。不久，就发布了《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国立大学未设师范学院者，得于文学院内增设教育学系。民国卅一年（1942年），又发布了《修正师范学院规程》，并以国立大学所原有之教育学院或教育系为基础，增设文理类各系和公民训育学，改称师范学院。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已有独立的高等师范院校11所，附设于大学的师范学院4所，学生14498人。于大学文学院中设立教育系的，共有24校，此外还有哲学教育系、家事教育系、乡村教育系。中等师范学校也有所发展，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全国有师范学校（包括中等师范学校、乡村师范、简易师范和分科师范等）902所，学生245609人。

　　对师范学校的管理也日趋严格。《修正师范学院规程》中规定：师范学院为施行严格之心身训练，采用导师制。学生一律住学校宿舍，实行集团生活，严格训练.导师对学生的言行、思想、学业、生活等，译密记载，每月报告一次，由主任导师汇集整理，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导时，可请求主任导师准予退训，再经退训，即由学校除名。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和主任导师（后来改设管训部），都要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聘任，以确保他的政治素质。对于中等师范，民国廿七年（1938年）发布了《第一次师范教育方案》后，至民国卅五年（1946年），又发表了此类的方案、规程5次。其中《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院学校校长及全体教员均负训导责任、严格训练青年身心。《第一次师范教育方案》规定：对不合格及不健全的小学教员、私塾教师，由各省教育厅进行调查，分别给以补充训练。《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重申，师范学校应特别注重建国信仰规定，也应注重人格之陶冶、专业之训练.并在其《工作要项》中规定，应即订定师范新生入学指导办法，督令各校于实施新生入学训练时支配适当时间实施之，以确立师范生从事教育及基层政治工作之认识及志愿。当时各类师范学校课程中，都把地方自治、农村经济及合作等，列为必修课目。

　　具体说来，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复订的师范学校及简易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修订原则八项为：（1）须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2）须符合国民教育之意义与目标，使师范生具有完成国民教育任务之充分知能；（3）须适合管教养合一之要旨，使师范生能以教育力量为中心，推动地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建设，完成地方自治；（4）须表现师范学校之特殊性能，顾及师范生专业需要；（5）须使师范生具有兼教儿童及成人之能力；（6）各科教材须切合实际需要，并须顾及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各科应用教材及教学法；（7）各科教材应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并须顾及各科相互间之联系；（8）各科教材可采取其它方法另行组织以求完善。另外，对于师范学校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学校的设立办法，也都一一作了具体规定，这些我们前边已经提到。

　　对于师范学院的具体规定也很详细。民国廿七年（1938年），教育部公布《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修业年限5年，师范学院各专修科，修业年限3年。师范学院得设第二部，招收大学其它学院性质相同学系毕业生，授以1年之专业训练，并可附设研究所，招收师范学校毕业，具有研究兴趣，或大学其它院系毕业有两年以上教学经验之中等学校教员，研究期限2年。

　　还规定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之，师范学院分国文、外国语、史地、公民、训育、算学、理化、博物、教育各系。

　　为了养成尊师重教育的社会风气，《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规定：自1942年度起，应于每年3月29日起举行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进行各种宣传，并举办师范生效忠国家、献身教育事业宣誓。民国卅二年（1943年），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各中小学校于每年举行教师节（8月27日）纪念仪式时应由学生家长率同学生代表向教师行谢礼。

　　（暂缺）

　　两个综合起来考察，这时候的教育仍然是向前发展的，从上表①可以看出，失学人数在逐年减少，从下表也可以看出，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在逐年增加②　

　　（暂缺）

　　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坚持其教育统制的政策，这种发展的势头已被打住了。况且这种缓慢的发展，与当时中国的人口相比，与失学的人数相比较，仍然是大不成比例的（因为这两个数都是官方数字，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统得过死，影响发展，不能不说是国统区教育的症结所在，也是危机所在。

　　3.下层群众的教育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统制政策，并没能压制住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学校的民主运动也不断发生。与三青团等组织相对立，广大师生自己纷纷组织了起来，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救亡工作团普遍成立。在他们领导下，编辑壁报，举行讲演会，组织读书会，进行募捐援助前方战士，大大提高了青年的觉悟。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学校中，进步师生学习马列理论蔚然成风。尽管这些书籍都在被禁之列，但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还是不胫而走，风行于各界。特别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经常地被学生老师们用来做《中国之命运》的反教材。进步刊物也被禁，阅读者还有受监视、受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可是当时《新华日报》、《群众》、《生活周刊》、《全民抗战》等报刊，仍然洛阳纸贵势头不减，马列主义的影响在后方扩展了开来。

　　当时因为全民抗战，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没有出现过，但学生和教员之中已出现明显的分垒，这是必须指出的。救亡工作团和读书会是一般学生最普遍的组织，也是当时最合适的组织形式；三青团则作为政府的助手，出现在学生们的对立面。在抗战的不同时期，国共双方都积极从学生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国民党在大学里普遍成立自己的党组织，要自己的党员严把关口，同时不时地从各级学校吸收表现好的师生加入国民党，这个工作做得比较顺手；共产党也在大后方吸收知识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廿七、廿八年（1938年、1939年）这两次规模比较大，也有些近乎明目张胆，后来则转入地下，但组织的发展则更快，因为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工作团、读书会等学生组织的主心骨，也是当时普通学生群众赖以依托的力量源。

　　①尹明阶：《谈谈汉阳县的旧风俗》，《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

　　②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页。

　　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当时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变得人人向往。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负担徒步，长途跋涉，络绎不绝，国民党政府的招致站遍布交通要道，特别是通往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路口，却依然不时有鱼群漏网，这种效果就不单是几本毛泽东的著作、几种进步刊物所能做到的，因为这需要的是具体而微、潜移默化的功夫。对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Ｅｄｇａｒ.Ｓｎｏｗ）拍摄了一张题为背着背包的青年人步行投奔赤色分子的照片，并且说，因为共产党人实际上变成了流动的、有武装的、四处出现的宣传队，毛泽东现在可以比较安全地继续实现他那加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了。这项计划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①。当时西安办事处接待的这类青年较多。民国廿七年（1938年）五至八月经西安办事处输送延安的青年统计为：武汉办事处880人，西安办事处801人，兰州办事处30人，湖南通讯处120人，广东通讯处78人，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分会50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37人，陕公同学会西安分会35人，民先总队部107人，第一游击队150人②，合计2280人。这些求学者在西安办事处提出申请后，听取中共领导人的形势报告，再去西安七贤庄7号延安各抗日学校设立的联合招生委员会参加考试，合格者立即用专车护送到延安。投奔延安直接参加抗日工作的青年学生，则无须考试，各地办事处情况也不同③。

　　①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219页。

　　②童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图片317.③同上图311-318.

　　（二）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的形成

　　1.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教育。民国廿七年（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民国卅三年（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又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文教工作的领导。民国廿六年（1937年）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次年（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教育要为长期战争服务。

　　为抗战服务的教育，必须同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联系起来，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抗战背景下抗日根据地教育的一项重要政策。它立足于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经济落后的现实基础之上，要求教育不能排除在生产运动之外。民国廿八年（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对延安青年在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的同时，实行生产运动、开发千万亩荒地，特加赞扬，称之为真正的抗日救国的先锋，是全国的模范.民国卅二年（1943年）毛泽东又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指示中指出：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

　　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有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是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教育工作走群众路线，是这时的又一教育政策。民国卅三年（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强调，文教工作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其原则有两个：一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一是群众的自愿。大会确立了群众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中实行民办公助的政策。民办就是要依靠群众的觉悟，由群众自己动手办好学校。

　　公助，不仅在物质条件和某些其它方面给群众以帮助，更重要的是加强对教育的领导，保证在教育内容上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使教育既能联系生产实际，适合群众的需要、又能帮助群众提高觉悟。所以民办和公办学校之间的关系，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各有所侧重。公办学校是民办学校的核心。当时群众办学仅为初等学校，干部教育和完全小学，规定由政府办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当时又一教育政策。毛泽东指出当时陕甘宁边区150万人中，文盲就占100万以上，还有2000个巫神，仅仅破除迷信，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文化统一战线的任务之一，就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破除封建和迷信，解放群众思想；其另一任务就是用民族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武装群众头脑。既要反对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宗派主义。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①民国廿八年（1939年）中共中央指示：一切战区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也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①民国廿九年（1940年）又具体指出：在文化教育改革上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作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的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②这就是要求学校的大门向一切赞成抗日的青年开放，不论他们的阶级、党派、民族和地区。在教育组织形式上，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

　　①《上林县志》，广西上林县图书馆1934年铅印本。

　　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教育要配合抗战必须有所侧重。民国卅一年（1942年）发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③民国卅三年（1944年）三月二日《解放日报》社论《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更具体详细地阐述了教育的重点问题。指出：干部教育之所以重于群众教育，不但因为干部是群众的先锋，他更需要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培养提高的目的是为着群众的，而且因为农村环境中群众教育的内容究竟有限，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就入于干部教育的范围。……因此，政府的教育部门就不能不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方面.社论还指出，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又应该重于儿童教育，因为农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

　　他们提高一步，战争与生产即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见影，不象儿童受了教育，其应用尚有若干限制，成人教育较之儿童教育更迫切，更易见效，自然是战争状态的重点选择。但儿童教育并未被忽视。在战争状态，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办好了，就可以大大促进胜利，就会有更充分的条件来发展儿童教育，这是从根本上重视了儿童教育。事实上，干部教育带动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都获得了发展。

　　2.初步的教育成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化基础很差。抗战前，陕甘宁边区仅有小学120所，文盲占总人口的98％。此后却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如晋察冀边区，民国廿八年（1939年）上半年，小学增至7000余所。小学生达40余万人，差不多每个较大的村子都有初等小学，每个行政区都设立了中学，并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学院。其它解放区，教育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解放区的学制没法统一。其教育组织大概分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时称国民教育）。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以及各种训练班属于干部教育，小学和各种社会教育组织属于群众教育，高等小学也带干部教育的性质。下边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和群众教育四方面做一概述。

　　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各种干部学校，是解放区教育组织中最重要的部分。

　　派到这类学校中的负责人多系久经锻炼的党的高　级领导干部。教师多数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其中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学术界名流。学生一般也是革命觉悟较高的青年先进分子。

　　①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193页。

　　②某些人认为童养媳的第一胎会生男孩，这有利于传宗接代。

　　③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第1辑，1950年版（无出版社），第29-34页。

　　抗战时期影响较大的干部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民国廿五年（1936年）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后迁延安，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是干部学校的典范。抗大一至四期都在陕北的瓦窑堡和延安。学员由1000人激增至5000人，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民国廿七年底（1938年），在延安组成一、二分校，进入晋东南和晋察冀解放区，总校也随后入晋东南，留下部分人员组成延安第三分校。总校五至七期学员在华北敌后完成学业。此后，分别在山东、晋察冀、陕甘宁、淮北、苏北、晋冀豫、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建立了12个分校。民国卅一年（1942年）抗大总校及部分分校师生迁回陕北绥德。抗战胜利后，抗大总校奉命挺进东北，组成东北军政大学。9年中，抗大共培训了20余万干部。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就是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的主要课程分两类：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中有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程中有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炮兵、测绘、地形、射击、救护等。还根据学员需要设置地理常识，自然知识、算术、日文等文化课程。生产劳动在教学计划中也占重要地位。抗大的教学有两条原则，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一是少而精。抗大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并且形成一套具体方法：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中心突出；适当联系；认识发展规律。抗大学员的学习作风，体现了个人认真钻研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和集体主义的学习精神相结合。集体学习有小组讨论会、读书会、座谈会等形式。

　　抗大的学员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他们自建校舍、自己运粮甚至开荒种地，力求生产自给，以此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培养劳动化、工农化、革命化的抗日军政干部。抗大实行的是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教师、学员和职工真正打成一片，同吃小米、住窑洞、穿灰布军衣和草鞋，一切都由学校供给。除对个别外地来的教授在生活上多一点照顾之外，一般教职员每月仅有2.5~7元的津贴，和学员一样过供给制的生活。师生们思想上互相帮助，保持一致；生活上互相照顾，每到一地都要与群众密切联系，调查研究，行军中也用行谈会、流动黑板等方法抓紧学习。救亡室是抗大中最活跃的群众组织。他们通过办墙报、高唱革命歌曲、举办军政问答会、讲演会、座谈会、晚会、展览会、军事体育比赛等各种各样的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和思想教育，被誉为课外学校。针对干部教育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偏向，民国卅年（1941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提出要从明确培养任务；加强领导，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改善教师质量；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这就使包括抗大在内的干部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陕北公学。民国廿八年（1939年）九月创办于延安，培养一般抗战干部。

　　后迁关中，成立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工作等方面较高级的干部。

　　又建立研究员部，设民主政治、民生经济、民族文化、国防教育等系。学习1年。陕北公学常与抗大相提并论，在干部学校中影响较大。

　　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民国廿七年（1938年）成立于延安，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还有研究室和实验话剧团，以培养文艺干部为主。

　　中国女子大学。民国廿八年（1939年）成立于延安。分普通班、高级班和特别班，专门培养妇女干部。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的抗战是不会胜利的。①这正好道明了女大的办学目标。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国廿九年（1940年）由安吴青训班发展而成，培养青年运动的干部。要求不仅具有革命理论，而且掌握各种文化知识和技能，如戏剧、音乐、体育等。学校组织以学生自治为原则，由学生与教职员共同管理学校。学校教学以辅导为主，上课时间大大减少，注重学生自学和研究问题。

　　延安大学。民国卅年（1941年）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泽东青年干部学院合并而成。民国卅三年（1944年），又将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行政学院及自然科学院并入，成为延安大学所属的3个学院。

　　华北联合大学，民国廿七年（1938年）成立于延安，次年（1939年）进入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初分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4部，后来发展为法政、文艺、教育、外语等学院。民国卅七年（1948年）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改为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中央党校（高级党校）。民国卅一年（1942年）在延安成立。这是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而成立起来的一所新型干部学校。为抗战及中国革命培养政治、军事、文化干部，规模宏大，毛泽东亲任校长。该校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热风而起，并且投入到了这场干部教育运动之中，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就是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学校的教育对象也就及于全党了。学员一入学就投入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斗争中，以精通并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看中国问题。学习内容多为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学习方法是先精读，作笔记，再开小组会讨论，然后进行思想和工作检查，改过扬善，以达到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改造思想、改进工作、团结同志、团结全党的目的。学校学员有中央及各省党的负责同志、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文化工作者等。初成立时的党校分为6部：第一部是中央及各省的负责人；第二部是从前线调回延安学习的干部；第三部是理论工作者及作家（原中央研究院）；第四部是为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而设立的；第五部是陕甘宁地方干部；第六部是新来边区的干部。另外，民国卅年（1941年）在延安设立的中央党校，以培养地级、团级干部为主。

　　中央研究院。其前身为马列学院，民国卅年（1941年）改为马列研究院，旋改为中央研究院，次年（1942年），成为中央党校第三部。

　　延安的干部学校，还有培养自然科学人才的自然科学院，培养地方行政干部的行政学院，培养医务人员的医科大学，培养军事人才的军政学院和军事学院，培养翻译人员的俄文学院，培养新文字干部的新文字干部学校，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以及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炮兵学校等。

　　干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①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1-442页。

　　在职干部教育由于人数众多，重要性强，在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注下，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运动。在职干部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其业务学习范围包括：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有关的历史知识，有关的科学知识5项。其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其文化教育通过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来学习文化。其理论教育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内容。学习没有期限，不断学习，不断改进工作，再不断学习。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范例。

　　中等教育主要有鲁迅师范学校和边区中学两种形式。民国廿六年（1937年），陕甘宁边区设立鲁迅师范学校，次年（1938年）又建立边区中学，后来二者合并为边区师范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起初只有20多个学生，多为八路军家属，年底就增加到360个学生，一半是外地高小毕业生。校址曾由延安移到延长，又移关中。学校教职员多在抗大和陕北公学受过训练。课程分为四部分：政治课包括社会科学、政治常识和民众运动等；军事课包括游击战术和军事训练；教育课包括国防教育、教学法、管理法、教育行政等；普通文化课包括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新文字等。其时间比为3：1：3：4，修业年限1年。鲁师体现着教育与社会活动相联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色，是一社会化的教育。师生同享供给制，物质条件相当艰苦。

　　边区中学创办于民国廿七年（1938年），修业年限2年，生活采供给制。

　　学习重自学，政治、军事、社会科学每周讨论1次，历史、地理、自然等科则讲授完毕后集中讨论1次。到民国卅年（1941年）陕甘宁边区中学发展到7所，5所是师范学校，学生计有1000多人。自民国卅二年（1943年）起，又附设地方干部班，教育在职干部。1年后，地干班学员达300多人。晋察冀边区自民国廿七年（1938年）筹设边区中学，次年（1939年）开办了7所中学，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又增办两所。到民国卅年（1941年），毕业学生7000余人，但多为短训班性质，培养行政、民运、自卫队、教育、合作社等方面的干部。山东解放区的中等教育也在逐渐发展之中。

　　不过，起初的中等教育有注重政治教育而忽略文化基础知识的偏向。民国廿九年（1940年）起进行重视文化课的调整，又走上了旧型正规化的道路，丢掉了理论联系实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点。直到延安整风后，才逐渐正式走上正轨。

　　小学教育发展更迅猛。如陕甘宁边区旧有小学不过120所。边区建立后的民国廿六年（1937年），小学达545所，学生万余人，其中完全小学16所，模范小学78所。到民国廿九年（1940年），小学总数增加到1341所，学生43625人，其中完全小学又增加了3倍。所有小学都非常重视抗日的政治教育，一方面经常地学习时事政策和政治常识，另一方面组织儿童参加社会活动，领导儿童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总体战，边区政府教育儿童做到五不：（1）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2）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3）不报告地洞和粮食；（4）不要敌人东西；（5）不上敌人学校、不参加敌人少年团①。同时用敌人的残酷暴行教育儿童，激发其同仇敌忾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感。让儿童参加控诉复仇大会，亲耳聆听接受熏陶。于是有的儿童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也绝不吐一句实话。抗日教育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边区小学一般实行民主管理，学生会组织很普遍，发挥作用很大：一方面组织同学认真学习，保证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另一方面锻炼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运用民主方式学习过民主生活。建立了生活检讨会制度，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学生会推选代表列席学校会议，提出建议和批评。学生代表也可参加学校的决策会议，然后全体师生共同执行。

　　同时，教师的指导作用也得到加强。学生活动当时存在计划性差、缺乏耐心的缺憾，所以民主管理是以教师的指导为前提的。同时教师也用集体领导代替了个人独行，所以当时民主气氛是比较浓的。

　　①《西藏纪要》，1930年铅印本。

　　这种在对象上面向大众、在内容上服务于抗日、以民主为方法的教育，当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具体情况的现象。如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初，百废待举，恶劣的条件导致步履维艰，但在教育方面却提出了实施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要求，采取的办法也只能是依靠行政手段硬性推行。民国廿九年（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制定的义务教育条例规定：不论贫富，凡学龄儿童（8~14岁），一律入学，否则予以处罚。①于是有的学校整个学期都在动员学生入学，结果却并不理想。如晋察冀边区就采用过评议法，凡经公众评议应该入学的，必须入学，也引起了有的群众不满。这时期还因为追求数量，实际教学工作有所放松，社会活动和文娱活动占去了学生大部分时间，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到民国廿九年（1940年）下半年，又决定：合并学校，重质不重量。办法是：一、每县宁可取消10个普小，一定要办好一个集中的完小；二、每个学校不满20或30人，不准开办；三、年限、班级、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整齐划一”。②这是同中等教育一样实行正规化。但学校合并，多数学生离家住校，加重了家庭、政府和学生的负担；整齐划一在当时边区的经济状态下，因大失其因地制宜之长，也就扼制了教育的发展势头；整齐划一和前边一些因素的影响，造成学习年限过长，学校和家庭勾通又不便，家长顾虑增大，送子上学的积极性并不高。同时，提高质量成为重要目标，教育内容转以文化知识为主，与边区的群众生活实际相脱节。自然科学中多讲火车、轮船、电气机械，而不是边区生产中的实际知识；文化知识也多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同时，政治教育存在着口号化及牵强附会的偏向。由于这些偏向的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校与群众的对立，小学毕业生中有不愿做农民者，也有看不起庄稼人而离婚者。好在这些现象在抗战时期，大约民国卅三年（1944年）左右得到了检讨和纠正，但这些教训仍不失为以后长期教育发展中的借鉴。

　　社会教育组织灵活多样。有冬学、夜校、识字班（组）、半日校以及剧团、俱乐部、救亡室、秧歌队等。民国廿七年（1938年），陕甘宁边区共建立了夜校208处，学生1917人；半日校61处，学生919人；识字组5834组，组员39983人；冬学600处，学生达10000人。以后各种形式不断发展。

　　其中冬学是最主要的形式。

　　冬学适应农民生活习惯，很受欢迎，其对象主要是成年人，也包括儿童。

　　以扫盲反日反奸教育为目的，学习时间可以是整个冬天。冬学的开办，首先是乡或村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并民主选举冬学委员会，其委员有各方面代表，负责领导、动员入学、解决校址、校舍、教师等问题。冬学的学习内容有国语、珠算和政治常识及军事演习。冬学还提倡新文字（拉丁化）教学。自民国廿六年（1937年）起，规定用汉文和新文字两种课本，并为推广新文字举办大批的教师训练班。个别地方推行新文字成绩很好，延安1563名学生，经过40天的学习，有561人学会了日常用语和自然写读，不少人当上了《新文字报》通讯员。后来冬学更突破了学习的范围，成为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场所，如参军、支援前线，组织生产等，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一切通过冬学的口号。

　　①《检讨边区教育历史》，《解放日报》1944年11月5日。

　　②《检讨边区教育历史》。

　　3.群众性的教育运动群众性是边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与中共奉行的群众路线的教育方针直接相关联。群众性的教育运动主要体现在民办公助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两个方面。

　　为提倡民办公助，民国卅三年（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对民办公助作了具体指导，要求（1）民办小学的形式（完全民办或公私合作）和推行的步骤，不求一律。一般普通小学，如条件许可，应即改为民办，逐渐达到中心小学以下，均归民办；（2）民办小学的学制和教育内容，均尊重群众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要，学制长短和上课时间均不求一律，课程的设置也可同意群众的意见，废除一些暂不急需的科目。教材如不愿用政府的课本，也可以与群众商量自编，以多联系生活实际，多些政治常识和生产知识，以免陈腐为原则。学生名额不加限制，校址、经费、教师待遇全由群众决定。（3）民办不能和公助分离，不能听其自流①。这个指示发出后，首先在延安的杨家湾、裴庄、磨家湾、沟门等处试办民办小学，迅速发展到574所，次年（1945年）上半年，达到了1051所，占陕甘宁边区小学总数的75％，群众成了办学的主力。

　　实行民办公助的正确步骤是：（1）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在干部和积极分子中酝酿准备，深入地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群众对办学的看法，充分进行讨论和研究。再通过知识分子向群众宣传解释，使群众普遍地认识到读书识字的重要，自动起来办学。如果群众的觉悟还不够，或虽想办学，但还存在某些困难，就耐心地启发，并切实给予帮助，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对办学树立信心、愿意共同想办法来克服困难。如杨家湾民国卅二年（1943年）就有人提出立校。第二年（1944年）春天，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下来，帮助群众筹备。在市和区分政府督促下，工作组作了细致的研究工作，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征求大家意见。其时正青黄不接，群众负担不起，于是工作组又提出，富的欢迎多出，穷的少出，一个小孩一斗米，教师开支公家暂助。同时决定有一个教一个……决不强迫。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拨菜地、借水缸、拿凳子，几乎要啥给啥，秋后全乡又自动捐出了400多石粮食，开了9垧学田，经费就全不需政府补助了，上学儿童也由10多个增加到30多个。（2）学校办起来后，加强由群众产生的校务领导机构，密切学校与群众间的联系，争取群众对学校的监督，使学校在群众中生根。校董会就是当时学校的领导组织，是由群众推举出来的。民办学校办得好的，往往与它的作用分不开。杨家湾校董会有7个校董，但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直接管理学校。教师陶端予有意识地防止教员为政，主动请求校董帮助解决问题，从而激发了校董们的主人翁意识。校董们切实负起了领导责任，把学校当做自己的事业，办得越来越好。同时，使群众经常了解学校的教学情况，使家长知道学生在学校中学些什么，做些什么，效果怎样，进而与教师合作督促学生进步向上。（3）教学密切联系群众，适合群众需要。

　　在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方针指导下，选择实际生产中的材料作为教学内容，这是当时教育改革、民办小学的一条重要经验。优秀的民小教师，一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另方面很好地分析这些意见，从而恰当地安排自己的教学活动。如算术课着重教珠算和心算，教学生识钞票、量布、算土地面积。国语课更广泛地联系政治思想教育、劳动教育、生产技术和自然常识及社会常识等方面的内容。再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提高，增加一些时事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教育，以造就群众真正需要的知识人才。

　　①《解放日报》1944年4月23日。

　　民办公助当时因为是初步尝试，也出现过主观主义的一哄而起，甚至为了完成任务而采取比赛的方式，使很多学校流于形式。学校办完后，不督促，不检查，把自愿和民办当成了放任自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和效果。这种作法及时地得到了纠正。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群众性教育运动的又一表现形式。其经验大致为：（1）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时间力求与生产相适应。根据农村居住分散和已经发展的集体劳动组织成为现实的特点，教育的组织就不求集中，而是尽可能地同集体劳动组织结合起来。这些集体劳动组织，陕甘宁边区有变工队、华北有拨工组，山东有互助组，妇女有纺织小组，儿童则集群放羊。于是就以这些组织为基础成立学习小组，一块劳动，一块学习，或轮流进行。

　　学习场所也很灵活，以不影响生产为原则。当时曾有一种巡回学校，由邻近的几村组织起来，成立校董会，每村选一校址，教员轮流教学。平时则由校董组织学生复习。巡回学校一种如上，另一种则以一个大村庄为中心，组织周围各村，用捎带巡回的方式，定期地有计划地进行轮教。这种巡回学校的好处在于：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更易于教育推广；发挥群众自学自教的作用，既从群众中培养了教师，又节省了专职教师的开支①。教学时间的安排，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季节而定，灵活采用整日制、半日制、早学、午学、夜学或随到随学等方式。如华北龙华桑文义民办小学，所在村有80多儿童，春天有40人上学，24人为整日班，16人为半日班，整日班下午早放，半日班下午上学，其余40余贫苦儿童，隔日学习一晚上。麦收后，整日班改为半日班，半日班改为早饭前和中午上课，以应农忙。这种方法效果好过以前的四季整日上课。（2）领导儿童进行生产劳动。除了儿童回家干活外，学校更注意把学生组织起来，师生齐动手，有计划地从事校内外的劳动。校内劳动有手工业劳动，如纺织、编竹器等，也有农业劳动，如种地、饲养等，小学还有合作社，以组织生产；校外劳动是配合农民进行，把儿童编成小组，帮助农民修地、开荒、拔麦等。这就既支援了生产，又锻炼了学生，还解决了一部分学生的学习困难和生活困难。（3）进行劳动观点和生产知识的教育。劳动观点的教育以正面教育为主。讲劳动英雄的故事，举行劳动小英雄评选大会等，树立儿童的劳动光荣意识，同时对轻视劳动的言行进行批评。生产知识教育，注重在劳作过程中教和学，如开荒时教开荒法，锄苗前示范锄苗的合理方式，捉虫时边捉边教，还教学生唱二十四节气歌及拨工的必要性和好处。课堂上更让儿童了解作物的病害之类的实用知识。

　　也有只搞劳动忽视教育：搞男女一样开荒种地，教师利用学生劳动改善自己生活，为了少教学而滥用半日制、减少教学时间，对儿童的生产劳动放任自流等现象。这些现象都及时得到了批评和纠正。

　　①翟定一《论巡回教育》，载《解放日报》1945年2月21日。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区教育因为环境恶劣，又属新形势下的创试，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偏颇之处，但其发展的势头一直看好。

　　这与党政军各级的大力支持帮助、全体民众投入办教育直接相关。作为全民的事业，各种教育都获得了迅猛而长足的进展，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体系（如下图），给革命事业的胜利提供了良好基础，也为后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片新天地，以及在这片新天地上施展作为的宝贵经验。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所过之处，首先摧残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随之推行其奴化教育主张。抗战爆发后仅1年内，沦陷区的高等学校遭到破坏者91所，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108所的85％，损失财产达3360余万元；当时全国的中等学校仅有学生571800人，受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受破坏的小学和幼稚园达129700多所，占当时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294000所的44％；受破坏的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5所，博物馆42所，古物保存所54所。被破坏的中、小学校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国文化事业遭受的损失磐竹难书，仅文物一项，被毁坏、抢夺的就达36万多件，其中就有江苏吴兴南浔刘氏之嘉善堂珍藏的《永乐大典》残本。

　　在破坏的同时，日伪设置了奴化教育机关，推行其奴化教育，利用旧戏剧、电影及各种报刊杂志、图书大力宣扬淫风赌风，鼓吹中日同源，灌输亡国奴思想。民国廿五年（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共587000余册，次年就增至380万册，民国卅年（1941年）高达3440万册。民国廿八年（1939年），伪满进口的日本报纸5494万份，是中国关内报纸进入东北数的10倍。

　　此外，日伪还组织了武装宣传队——宣抚班，直接去各学校进行奴化宣传。

　　民国廿六年（1937年）伪满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它规定教育的方针为：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旨趣，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着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这个方针明确指出要养成忠良之国民，至于忠于谁，良于何，更是昭然若揭了。

　　新学制完全废除了原来的六三三制，施行实务的教育制度。它把学制分为3段4级，学习年限13年：初等教育包括4年的国民学校和2年的国民优级学校，并单设有为期3年的国民学舍、国民义塾等。

　　中等教育包括国民高等学校、女子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师道特修科、师道学校等。国民学校分农、商、工、水产4科，和女子高等学校一样为期4年；职业学校分农、工、商、女子等类，均4年，前2年为初等教育阶段。后2年才是中等教育阶段。师道特修科和师道学校均为期2年，但后者第一年属中等教育，后一年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农、工、商、水产各科大学和师道高等学校，均为期3年。

　　这个新学制颁发过后，伪满地区的教育确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个学制的特点还是非常显明的。其一，是初等教育的学习年限较前加长，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年限则在缩短。因为初等教育阶段学生智域未能全开，而高级和中级阶段则是学习知识技能的关键阶段，所以这种作法并非为了注重初等教育，其实务性正在于以养成忠良之国民为目的。其二，中等教育职业化，这也是其实务性的一个体现。目的在于把东北青年培养成信仰唯神之道、八纮一宇的初等技术人员和培养此类技术人员以供日本帝国主义驱使的师资力量。其三，提倡私塾教育，更具落后性。其国民义塾和国民学舍均由私塾改造而来。而这时的私塾们采用个别教学法，教学内容也仍是《四书》、《五经》之流。其四、日语订为必修的国语科，而将国语改为汉文。伪满的《学校教育要纲》中规定：任何学校，均须列日语为必修的国语科之一；而将来满洲国的共通语言，决限定用日语.认定日本为宗主国，媚日奴性表露无疑。

　　在新学制之外，还有直接隶属于伪满国务院的建国大学和大同学院，是专门培植高级汉奸的高等学府，又是制造种种殖民主义舆论的中心。建国大学设有研究院，由建国大学日人副总长兼院长，下设建国精神研究班、日本精神研究班、共产主义批判研究班、皇学研究班，宣传伪满是独立的新国家；新国家实现了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政治理想；同时又宣传日满不可分的关系，以混淆视听。

　　日本侵占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后，也利用当时当地的汪伪政府、维新政府等伪政权，推行其奴化教育。华北伪政权先后改组和创设了7所高等学校，其中新民会创办的新民学院，就是一所培训高级汉奸、官吏的大学。民国廿九年（1940年），日本在东京召开东亚教育大会，提出了开展奴化、驯服教育，以实现日支亲善、共存共荣、东亚和平，以此统一南北沦陷区伪政权的教育方案。

　　受此影响，沦陷区的教育机关编辑了一套中国日本化的教科书，彻底排除抗日内容，宣传中日亲善、日满不可分的关系、日汪提携的极端媚日思想。认为日满之所以不可分，在于：自古以来日满就有密切的关系；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做了重大的血的牺牲；日本为开发满蒙付出了苦心和投资，日本史学家也鼓吹满洲是独立国家；东北是满蒙人的住地，中国人是侵略者，而竭力灌输日满同源、中日一体的奴性教育。此外，沦陷区各学校把提倡传统道德教育的修身列为重要学科；把初等学校中的历史、地理合并于综合性的国民科，几占总课时的1／2；把宣传殖民主义的政治和语文混合在一起，并用日语讲一半课时，后来更改为国势.直接灌输奴化教育的学科也不断增设，如《新公民教科书》就包括新中国的诞生、日本对华的援助、新中国政府、新人民党、新中国国民党、新环境的认识、新中国的缔造、中国事变的意义等，极尽颠倒是非之能事，根绝爱国意识。

　　除正常的学校教育外，还把奴化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及各种典礼仪式中。

　　沦陷区的人民进行了种种反奴化教育的斗争。东北师生一部分参加了抗日武装，另有一部分逃亡关内。在东北的师生依《东北反日总会及抗日联军政治纲领》的指导，积极反对日本仔的奴隶教育，反对强迫教授日文、日语，反对日本仔强夺中国邮政、电信，要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和读书等等自由①。每当校方命令他们高呼满洲国万岁时，总有人嘹亮地喊满洲国完事儿；北平的学生拒穿伪市政府规定的校服；有的学生打电话大骂校长、教导主任；有的干脆请棺材店为校长送去寿终正寝的象征物。沦陷区的师生念念不忘苦难的中国及其文化，有好多地方有两套课本，宪兵、汉奸不在时就抓紧时间读中文课本。

　　①蔡一木：《南阳婚俗》，《开展月刊》第10、11期，1931年。

　　需要指出的是，游击区机智灵活的教育斗争对沦陷区民众明显有榜样作用。游击区有有名的两面小学和隐蔽小学。前者又称抗日伪装小学，墙上一样挂孔子像和亲日标语，学生也持有伪教科书。但这些只有在敌伪来巡逻时，由应敌教师教授，等敌人一走，就由抗日教师接替应敌教师上抗日教材。这种两面小学民国卅二年（1943年）河北定县等八县就有154个。隐蔽小学又称地下小学。在敌人岗哨林立的地方，采用游击教学的上课形式，这村、那村、青纱帐里都是课堂。地下小学多实行分组教学，按年龄、性别、住宅、街道、职业分组，由组长或导生做传递先生，进行各组授课活动。

　　地道战开展的地区则实行洞口教学.游击区在艰苦条件下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对沦陷区民众的反日教育斗争无时不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