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来源：王湄女士的新浪博客 作者：盛英   2017-08-16 08:41:15

　　1988年3月10日，在邓颖超支持下，全国妇联于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各地的保育生们唱开了1938年由安娥作词、张曙作曲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我们要打倒他!要打倒他!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这里的“他”字，很长时间被人们改为“它”字;事实是，当时安娥是用拟人化手法来写日本帝国主义的。

　　保育生们还都提及，他们少儿时期都是随着“保育院院歌”的歌声而长大的。其实，安娥同战时保育会的关系，不仅是为它所属的保育院写了“院歌”，她原来还是保育会的最先的发起人和筹备人之一。

　　最近，我正在作关于安娥的研究，从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安娥在发起、筹备和宣传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重大的贡献。正像著名爱国将领黄琪翔夫人、原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郭秀仪于2003年1月8日对几位来访者所言：“保育会筹备工作，安娥奔走最卖力，出力最大。安娥做实事，不宣扬自己”。

　　安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最早发起人之一

　　自1937年底到1938年春，安娥被选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理事，对于为什么两个协会都选她为理事，她自己觉得，不仅在于她文艺创作方面的成就，还“当然这是因为我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缘故。”

　　当时，安娥几乎拿出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身于这项民族解放事业的特殊工作。

　　她先找妇女界著名人士，希望她们发起“保育会”。她还找到“共产党的邓大姐、民主人士史良、国民党唐国桢等”，请她们做发起人。那段时间，由上海、南京、北平等地来到武汉的各界进步妇女人士，经常聚集在一起，或举行形势座谈会，或召开抗战妇女座谈会，商讨如何救助战火中受难儿童问题，促进保育会的建立;果然，一传十，十传百，经过各种舆论的、组织的准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急剧增加到184人之多，从沈钧儒、郭沫若到李德全、郭秀仪等，各界爱国志士，都成为了保育会的中坚力量。

　　关于保育会的发起宣言，也是由安娥请田汉起草的。田汉在《告白与自卫》一文中说道：“我随郭沫若兄任职政治部三厅，安娥主要为组织儿童保育会而努力。保育会的发起宣言即出我手。后来有许多人参加，组织扩大了，我和安娥之间的感情迅速恢复。”

　　至于保育会如何请出宋美龄主持，《刘清扬自传》有过较为详尽的交待;原来刘清扬和安娥一起，去到武昌郊区找到冯夫人(即李德全)，建议冯夫人会见蒋夫人(即宋美龄)请她出来主持保育会，以更好地解决难童的教养和经济问题。尔后，李、宋会晤，“第一夫人”果然热情地出任保育会的理事长了。

　　安娥，既是最先发起人，又是具体筹备人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圣罗以女中举行。大会由李德全任主席，安娥报告筹备经过，再由宋美龄等致辞。从安娥所谈及的筹备经过来看，她和参加筹备的同志，其工作崇高、繁重和复杂：(1)发起之动机、(2)发起人之召集、(3)成立各种委员会(包括经济委员会，保育院计划委员会，运输工作委员会，宣传工作委员会，武汉临时保育所委员会，难民儿童服务委员会)、(4)工作大纲之规定、(5)保育地带之规定与设立院所之省份(6)征集保育人才之计划、(7)经济征募之计划、(8)与各慈善机关联系之经过(参见1993年9月《保育生通讯》第1期)。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确实是个伟大工程，它的筹备，先由保育会首批发起人会议推出筹备委员(李德全、郭秀仪、钟可托、安娥、唐国桢、吕晓道、于汝洲、朱涵珠、曹孟君九人为筹备委员)，尔后，才进入具体筹备。安娥和中共地下党员徐镜平等，就是在筹备委员领导下，成立筹备办公室的。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里的一间屋子，正是她们的办公地点。

　　据当时刚大学毕业、志愿参加保育会筹备工作、后来也成为保育会理事的赵一恒回忆，筹备办公室的工作，大多是由安娥“她安排的”，“她领导我们做一些筹备工作”;赵一恒还深情地回顾安娥的为人和性格：“她为人善良和蔼，帮助朋友”;保育会正式成立后，安娥“她当选为常务理事，经常到会里来，我和她成了好朋友。”

　　安娥，在宣传工作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60多年前一项伟大的母亲行动——希望工程，它以挽救、收养战区难童，培养民族幼小主人为宗旨。为了宣传这样的宗旨，并把抢救、收容、抚养、教育难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安娥在宣传工作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创作保育院院歌外，安娥所作的宣传工作还有：其一，同沈兹九、曹孟君、徐镜平等一起发起“救救孩子”的签名运动，为保育会的成立制造舆论。其二，亲自走向街头作宣传。

　　1938年8月初，在武汉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中共长江局妇委孟庆树和安娥，各带领一支“抢救武汉儿童宣传队”，先是沿着江边，再去到各难民所，唱歌呀，讲演呀，个别谈话呀，进行有关保育会宗旨和保育院收养难童的宣传。头天，在江边宣传时，她们就收到十几个流浪儿，马上送回武汉临时保育院;而在汉正街难民收容所那边，宣传成效却不大。然而，宣传队员们个个顽强地相信：“只要种子撒下去，总会长出苗来的!”她们的宣传周，果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由于武汉慈善团体与儿童救济团体的迅速投入，没几天，武汉地区竟然收容了1千多名难童和流浪儿。

　　其三，撰写“战时儿童保育”宣传材料和相关报道。现在，已收集到的宣传材料有《抢救孩子去》，载于1938年12月30日出版的《战时儿童保育》宣传小册子;新闻报道有《孩子们到四川去了》(《抗战文艺》1卷8期，1938年)、《进步着的孩子们——参观重庆临时保育院》(《妇女生活》6卷11期)、《歌乐山上的保育院》(《妇女生活》6卷12期，1939年1月16日)、《流浪儿在保育院》(《妇女生活》1939年5月1日)、《忆轰炸中的抢救》(1946年3月10日《大公报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周年纪念特刊》)。

　　在这六篇材料和报道中，我们不仅发现孩子们在战争年代特殊环境下的健康成长，更为那些流浪儿的急剧变化而震动、而感慨。从中，我们还体味出些许安娥“因材施教”，同杜君慧“平均发展”两种教育思想的异同。它们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源。

　　1939年冬，安娥应《广西日报》之邀，作为战地记者奔赴李宗仁的五战区采访。然而，她的心依然牵挂着保育院里的孩子们，到达四川万县时，她实在想进去看看，那里有许多从武汉迁过来的孩子，但因赶路而未逞;到达湖北枣阳时，她看到县保育会收容儿童的布告，于是就进到了这个只有一位工作人员的保育会，对保育人员的“苦劳”倍加赞扬;在唐县镇，她又对难民宣传开保育会的宗旨，讲那武汉抢救孩子的故事。

　　安娥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始终心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