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同志:
你和几位同志写的关于新运妇指会的材料,我已看过,基本可用。段落也不要作大的修改,内容丰富,是很有用的。我对稿子中的个别地方进行核实了,请你们考虑妥否。我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长江局妇委当时是孟庆树同志负责,我只是一个成员。这个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
二、一九三八年底,由武汉撤退转到重庆时候,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我是南方局成员之一。南方局当时没有妇委,只有妇女工作组。除了你们提到的有几个同志参加妇女组以外,还应加上罗晓虹、卢瑾(黄柳玲),后来又增加了曾宪植、胡南(在渣滓洞牺牲了)。
三、你们稿子中用“妇委”的地方应改为“妇女工作组”,有的地方我已改过了,也许还有漏掉的。请你们在稿子中统一起来。稿子里也有部分修改。
另外,新运妇指会的组成更有意义的是在一九三八年一、二月间,前线战争激烈,战区的儿童很多无家可归,这时完全由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以及有宗教信仰有慈善心的人,共同分别紧急的把战区儿童抢救一万多人。战时儿童保育会,先于妇指会,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个别的国民党员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可以说是我们抢救战时儿童工作时,首先出现的各界妇女联合战线。后来为了工作便利,请宋美龄作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
在武汉撤退时,又由该会分别决定备方主要负责人,把儿童全部撤到重庆。后来又把一万多儿童组织十个战时儿童保育院,对他们进行教育。陕甘宁边区保育院,也争取成为它的分院之一,并由它每年提供该院经费。这个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和保育会内部事务,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限制、破坏。这一点我们是得到宋美龄和战时保育会的中间力量的保护和协助的,终于没有受到极大破坏。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第三次反共高潮时,院长和教员将会受到限制与逮捕,于是我们又从保育院中撤退一些人,转移,但保育院仍然存在,继续工作。在保育院受教育的很多男女儿童、少年,后来都成长起来,分散到各个方面,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至今在我们“四化”中成为骨干。在文艺宣传方面也有能够负责工作的干部。我认为这个组织是由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组成的,工作是有显著成效的。应该把它列入圉统区一项重要工作。请你们对这件事抓一抓。写出一份材料是很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当时,同我们一起参加抢救儿童的保育会负责的有李德全、刘清扬、曹孟君、史良、罗叔章、沈兹九等。另外保育院院长、教员有赵君陶、罗叔章、杜君慧、陶承等,他们也都先后撤离保育院。后来,国民党特务插手这项工作。抗战胜利后保育院存在、工作情况我不了解,现在可前去采访的人只有罗叔章,尤其由她率领的一部分儿童,从武汉撤退经过湖北省北部到达重庆的。对保育会里的人,你们可能还会想出一些人来,可向他们搜集材料。现在我只知道罗叔章,她身体、脑力还可以接受采访。希望你们快一点去找她。另外,还有赵君陶,已年高。脑力不那么清楚。住在北京医院至今还没有出院,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看她能说出多少东西。也可以找一些保育院的孩子了解情况。我认为这个事应该列到新运妇指会之前,或者你们另写一份。如何进行这方面工作。多约一点人研究,写成一份材料。
在国统区工作.无论哪一方面部是由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工作的。妇女工作也是如此,它是整个工作的一个方面,统一在南方局指导下,我和一些同志也是根据南方局指示,配合统战工作去进行工作的,不宜突出我个人的作用。还有,请你们把参加庐山会议和保育委员会的名单给我一份,便于我回忆和核对情况。
关于你们的稿子我只能提出以上意见。总之,完成这样一份材料很不容易,主要靠你们了,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努力作些必要的修改,使它尽可能情况确切。最后还需要你们搜集材料,把它完成。
还有,当时武汉出版妇女刊物,其中有一种是由王汝琪主编的。刊物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请你们向她了解,把刊物的具体名字列入你们写这方面的材料里。
我的意见仅供你们参考。
专此致以敬礼
邓颖超(签字)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
(摘自《保育生通讯》198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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