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的战火不断向祖国大地漫延的日子里,我躺在干娘(保姆)的怀抱里,随叔父、奶奶辗转流离到武汉,住在难民收容所。无奈的叔父把姑姑(毓兰,现在台湾)、叔叔(毓霖,现在美国)、姐姐(秀瑾,现在上海,已离休)、我和弟弟(秀璋,现在重庆,已退休)送进了战时儿童保育院。但年仅三岁多的弟弟因年龄太小,叔叔婶婶只得又将其接回身边。不懂事的我,天天跑到保育院大门口,摇着铁门,哭着、喊着:“家、家、我要回家……”。但是,那时我们的家又在何方?!
在朦胧的记忆里,我坐上了船,到了重庆(后来听说是保育总会第十七批送保育生到后方的),又分到乐山保育院。我开始了认字、读书,老师(当时叫先生)教我们生活自理。乐山城里,日本的飞机时常来轰炸(后来知道因为蒋介石在乐山),因而保育院迁到城外杜宗祠。那里的操场很大,在一片大树林里。先生让我们上操,教我们爱国家,还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保卫大武汉》、《救亡进行曲》、《八百壮士》、《卖报歌》等抗日救亡歌曲。每当唱到流亡三部曲第一部《松花江上》时,我们都会思念故乡而忍不住悲泣。有一位院长姓卢,是学农的大学生出身。他手把手地教我们种菜、种蕃茄,既增长了农业知识,又改善了生活。他教我们要热爱劳动,还教我们唱《码头工人》、《锄头歌》等劳动歌曲。他的夫人姓孙,是一位慈善的医生。我常生病,在医药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尽心为我治疗。有一次还给我端来一碗病号面条,我幼小的心灵感激不尽,至今难忘。她还再三告诉姐姐,有钱时要尽量买点吃的东西给我。当时的教导主任姓范,高大健壮,后来被抓走了,听说是共产党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育院的儿童渐渐少了。姑姑、叔叔年龄大了后离开了乐山保育院,姐姐去读中学了,我也被合并到了新津保育院(蓉四院)。新津保育院院长陈肖松是金陵女大毕业的,讲究整洁卫生,对儿童管教严格。老师很爱护我们。有一信仰耶稣教的,我们叫她张师母,她教育我们要和善待人,真诚对人,要用心读书,掌握知识。我们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像往常一样在教室复习功课,我坐在第一排,用的是毛笔和粗糙的毛边纸。有几位航空生(航空学校的)来院参观,看见我们学习用的纸很差,而且只有毛笔。第二个星期天他们就给我们送来了练习本和铅笔。我从未见过那么好的纸,很珍惜,轻易舍不得用。在蓉四院小学毕业后,我考入国立十五中学。校长叫吴若愚,我的堂姐姚秀芳在那里教国文,姐夫宋子开任教务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接姐姐和我随他到了南京,我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l949年南京解放后,为了报答西南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我报名参军,参加了西南服务团,进军到了重庆。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抢救了三万多难童,使我们有饭吃、有书读,不再是流浪儿。在保育院,老师坚持不懈地教育我们要爱国家爱民族,培养了我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了我们认真刻苦、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老师教我们热爱劳动,打草鞋、补衣服、种庄稼,学会了生活自理,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培养了我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老师教我们同学之间要亲如手足,真诚待人,友好地与人相处,培养了我们互助友爱的精神。正是由于有了保育生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才让我们拥有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能够始终保持这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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