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保育院
我父亲是个军人。1939年冬,抗战的第三个年头,父亲病逝,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家里顿时断绝了经济来源。于是我和我的哥哥高宗涪、姐姐高淑惠三个人,进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新津保育院——简称蓉四院。当时我哥哥13岁,姐姐8岁,我不足6岁。
新津保育院的儿童年龄从两三岁到十一、二岁,根据年龄和基础文化分班,设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后又增加了建国、胜利等班级;但不称班或级,称团,如忠孝团、仁爱团……,相对应于小学的六年级到一年级。我因在家时念过幼稚园,粗识几字,经老师口试后编入建国团,也就是二年级了。因儿童年龄不一,未编入年级的少数学龄前儿童,有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低年级的五、六岁儿童,每个寝室12个儿童也有一个保姆管理生活,如给儿童洗补衣服,帮助和督促儿童洗脸洗脚,照顾盖好被子,夜里叫醒起来撒尿。稍大一点就开始独立生活,如自己洗脸、洗脚、洗衣服。对于这一个年龄段的儿童,新津保育院实行了一种以大带小、大帮小的办法,一个大点的同学带一个小同学,它带有带领、帮助、管理的意思。我从脱离保姆的监管后,大约是六、七岁时,由于个子小,就进入到这种被帮带的管理制度中,指定带领我的是一个比我大两三岁,与我同班的大同学黄德生。
我的“监护人”
黄德生,新津县花园镇人,家境贫苦,比我早几个月入蓉四院。黄个子高大,方脸膛,身体健壮,人聪明又憨厚,有胆有识。记得1947年在荣昌师范学校他曾学骑自行车,经常从白象山上沿着成渝铁路老路基旁厕所壁边的高坡上笔直往下冲。那是一条上白象山烈士墓的捷径,其陡处可能有4O度,黄德生骑着自行车沿着那条人踩出的小路,飞身而下,我真担心一不小心摔在七、八米深的路基上。可见其“英雄气慨”和过人胆识。那时他不过十六、七岁。
由于同班,他负责带我,于是上课时我们同一个课桌,睡觉时同一张床,合用一条被子。可能是我读过几天书,开窍早,在课堂上有时我还要帮他;但在生活上则是他督促我、帮助我,也可以说是管理我,同时也保护我——也就是“监护人”了。他对人十分热情,虽然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但性格并不严厉和暴燥,对我十分好,很快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平时一齐上课,一桌吃饭,一床睡觉,一同玩耍;星期天时便一同外出,捉黄鳝,打麻雀,掏鸟窝,挖竹笋,在田野里、小河边、竹林中尽情游玩,走累了找一户农家,把黄鳝、麻雀、鸟蛋、竹笋等等在每日饭菜中吃不到的这些美味煮来充饥。当时就感觉这个星期天过得非常美满、充实,心情十分愉快——而且时过60多年至今仍回味无穷。
新津保育院的劳动课除在院内种菜、到两里外的黄鹤楼河边从船上搬运大米、煤块外,还有打草鞋一项,女同学则有缝衣、做布鞋的。儿童,男的,几乎一年四季穿草鞋——自己搓的麻绳做筋,用廉价的、新津县田里到处都有的、农民用不完的稻草在四根麻绳筋上编织起来的鞋子叫草鞋,还有一种用布条编的五颜六色的布草鞋是比较“洋”气和打眼的高档鞋。黄德生草鞋织的很好,我不会搓麻绳,经常把大腿搓得一片红,十分疼,草鞋也编不好,于是穿过黄德生编织的不少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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